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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纳粹德国不费吹灰之力,便将奥地利收入自己的囊中。随后的几年,欧洲大部分国家都被纳粹德国所占领,欧洲大陆笼罩在一片战争阴云下。
纳粹占领欧洲后,便开始大量兴起排犹浪潮,大量无家可归的犹太人开始流亡,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安居之所。其中,远赴重洋来到中国的犹太人纷纷落脚于上海,希望在乱世之中寻找一丝生机。
为了安置这些流亡犹太人,当时的国民政府曾想在云南地区划定一片犹太人特区,但因为各种原因,此项计划最终没有实现。
一、远渡重洋,只为生存
1938年11月7日,一个叫赫舍o格林斯潘的17岁德籍犹太难民在德国刺杀了德国驻法大使馆的一位三等秘书。消息传回柏林后,已经夺取政权的纳粹党决定对犹太人实行最残酷、血腥的报复。
赫舍o格林斯潘
两天后的深夜,在纳粹党高层的授意下,纳粹冲锋队、盖世太保、化妆的党卫军士兵先后走上街头,用各式各样的工具,对犹太人拥有的各类设施和建筑进行疯狂破坏,同时对犹太人进行拘捕和法外处决,这一暴行持续了几天。
据统计,仅11月9日当天,就有数千家犹太人经营的设施被破坏,光被破坏的玻璃损失就有六百万马克之多,碎玻璃在月光下闪烁着水晶般的光芒,因此史学界称此事件为“水晶之夜”。因该事件而遇难的犹太人也是数量众多。
3天后的11月12日,纳粹党颁布了后续对犹太人的迫害行动,不仅将犹太人的建筑全部推倒变成停车场,还将犹太人分门别类送到集中营,同时让他们佩戴具有侮辱性的标志,与“纯正”的雅利安人进行区分。
饱受苦难的犹太人,决定立即逃离德国,寻找一个安全的庇护场所。随即欧洲各国的犹太人开始大规模逃离,纷纷前往世界各处。而不少欧洲以外的国家也纷纷伸出援手,接纳这批不幸的群体。
中国的上海,由于优越的地理位置,成了不少犹太人逃难的最佳去处。除此之外,上海更是当时中国为数不多不需签证即可抵达的城市,不少外国人就凭这一点,大量聚集在上海各处,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租界。
越来越多的犹太人不远万里逃亡到上海寻求庇护。但此时的上海租界在日军的战争与封锁下,根本没有过多的地方能够容身。虽然曾有民间组织和外国领馆对其进行过救助,但结果依然不甚乐观。
经过时间的不断流逝,犹太难民的窘境不仅在民间引发了轩然大波,同时也让国民政府感到了巨大压力,不少人都在呼吁政府对这些难民施以援手,尽到人道主义的关怀。
经过细致的讨论,国民政府决定在中国建立一个区域,专门负责安置欧洲的犹太难民。
时任立法院院长的孙科,是这次工作的总负责人,在考察了多个地区后,孙科等人决定在相对安全的云南建立这一区域。
孙科这样写道:“犹太人饱受战争之苦,颠沛流离许久,希特勒夺取德国政权后,对犹太人更是实施种族灭绝的政策,因此他们(犹太人)只能被迫来到中国避难。之所以选择在云南建立这一个区域,主要是先总理(孙中山)生前留下的联合救助弱小民族的意愿,以及犹太人在金融活动中的主导地位,可以缓解如今不良的经济状况,同时也能让美国人对我们产生好感,提升我们的国际影响力。”
此说明一经推出,便得到了国民政府内部不少人的赞同,倘若可以成功实施,不仅能够让国民政府的影响力扩散到整个国际社会,同时也能让具有犹太血统的商人、银行家和实业者对中国感到感激,对中国的抗战事业也能起到重要帮助。
按照规划,这处犹太人安置点位于现在的云南腾冲和蒙自境内,两地安全稳定,气候宜人,周边还有公路连接。
不仅方便国内的犹太移民迁入,甚至东南亚国家的犹太人也能进入此地,路程要方便许多。
一切都确定后,孙科便与蒋介石商讨“云南犹太特区”的计划,但蒋介石仍对德中关系抱有一丝希望,加之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表现不佳,因此没有同意这一方案。
之后,孙科又和于右任、孔祥熙等人展开研究,希望能够促成这一方案。
然而,就在孙科等人准备将“云南犹太特区”付诸实施时,一则消息突然传来:原来处心积虑的日本人也要打这些犹太人的主意,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
二、“河豚计划”的始末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力度开始逐步加大,这也引发了与欧美列强的巨大矛盾。
后者甚至一气之下,拒绝向关内的“伪满洲国”进行投资,致使日本金融投资工作陷入停顿。
为了快速收集大量的资金,日军高层将善于做生意的犹太人列入到目标中。
“水晶之夜”中被焚毁的犹太教会堂
“水晶之夜”发生后不久,日本内阁便召开了一场特别会议,目的就是将逃离欧洲的犹太人用各种优势吸引到“伪满洲国”境内,不仅能够提供大量的资金,同时还能利用犹太人的身份,打着“日本与犹太民族共同建设共荣新秩序”,让全世界默许“伪满洲国”的存在。
经过一番讨论,日本内阁最终决定在“伪满洲国”建立一个全新的“居留地”,用来安置从欧洲逃出的犹太人,若“伪满洲国”不允许,则选择上海作为第二地点。
在确定这一计划名称时,日本高层将其命名为“河豚计划”。
按照他的理解,该计划就像在做河豚大餐,必须要将有毒的部分去掉,才能保证“食客”的安全。
换到现实中来,日本需要对“狡猎的”犹太人保持警惕,本质上是用她的财富,而他们是死是活,对于日本高层来说是可有可无的。
根据披露出来的信息,“河豚计划”具体是在中国境内建立一片庞大的“犹太人居留地”,初期先安置3万人,相关安置费用美国的犹太人协会负责。
然后在国际上大力宣扬该计划的优点,让西方的犹太人和国家前往此处进行考察,继而吸收大量的资本。
在确认了全部内容后,日本政府开始将行动付诸实施,先后邀请犹太人组织负责人到东京访问,为其颁授勋章的同时还极力款待。
另一方面一改过去对犹太人的敌视态度,对来到上海等地的犹太人实施“优惠政策”,兴建大量临时营地给他们居住,给予他们最大限度的优惠和支持,目的是赢得对方的好感和认同。
日军间谍网络还不断对国民政府兴建的“犹太人居留区”进行破坏,同时还挑拨犹太人与国民政府、上海本土居民的关系,妄图让犹太人来到日方所准备的区域进行居住。
还好,饱受战争摧残的犹太人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识破了日方的真实意图,于是大部分犹太人还是居住在上海租界内,艰难地进行生活。
同时,国民政府联合上海当地居民,对逃难的犹太人进行了最大程度的保护,同时在生活上和居住上也给予他们相对最好的待遇,这让不少犹太人和家属感动不已。
由此可见,中日对待犹太人的态度和真正目的是大相径庭的,一方是无私照顾,施以援手;另一方面是利用犹太人经济实力,加大对中国的侵略,孰好孰坏一目了然。
三、计划流产,令人唏嘘
针对犹太人生活情况困顿的局面,民间多个组织都给予了关注。
其中中国国际联盟同志会便在搜集了各种数据后,向国民党领导层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
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还提出“垦荒方案”,让犹太人自己丰衣足食,自给自足。
针对民间的大量声浪,国民政府先后召开了多场会议,从国籍、外交权、居住、入境等方面进行讨论。
期间,德国政府还向我方发去了抗议信,认为中国一旦大规模让犹太人入境,则会严重影响中德两国关系。
为了保证进口德国武器的稳定,确保前线士兵的装备稳定供应,蒋介石在思考后决定搁置这一计划。但对无国籍的犹太人,国民政府还是给予了很大的优惠。
一个犹太难民的第三帝国护照,目的地从“伊拉克” 改为“上海 ”。
在入境方面,国民政府外交部将为其提供特殊护照,同时当事人填写遵守我国法律的志愿书,方可同意其入境;我国将符合要求的犹太人安排在沿海地带居住,享受普通国民的待遇和权利。
如果需要找工作,那么国民政府都会给予最大的帮助,提供一些技术专业岗位、高等管理和经济管理岗位供其选择。
而地方的管理机构,也会在日常生活中提供最高等级的协助,保证犹太人及其家庭能够在中国境内平稳地生活下来。
期间,日方还在不断推行“河豚计划”,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吸引一些犹太资金来满足自己的战争需求。
但遗憾的是,鲜少有犹太财团为其提供资金,加之日军的战线不断拉长,遭到了众多反法西斯阵营的打击,兵源和补给严重不足,已经无法提供额外的资金来推行这一计划,“河豚计划”只能无疾而终。
而我方的“云南犹太特区”也因为战争的全面爆发,前线战场越发吃紧,使得原本安全的云南地区也变得危险起来。
到了1940年以后,云南也成为了日军主要的轰炸和攻击目标,其中腾冲和蒙自更是重点关注区域,因此“犹太特区”计划也最终不了了之。
犹太难民画家许福的画作《我喜欢中国人》
结语
回顾这两项计划,可以看出中日两国对于犹太民族的真实态度,也正因为我国在二战中不遗余力地帮助犹太人,使得战后诞生的以色列在官方和民间与我国保持了相对要好的关系。
如同一位以色列政治人物所说:“中国就是犹太民族的再生之地,没有中国人的帮助,就没有那些建国的精英人士,更不会有现在的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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