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先生曾经饱含热情地评价过一本书：
“这本书里的每句话我都喜欢。每句话，我都恨不得是自己写出来的。”
她提到的这本书就是美国黑人女作家莫里森的处女作《最蓝的眼睛》。
这本书一经出版就“收获”了《时代周刊》满满的恶评，很长时间被雪藏。
是美国图书馆协会百大禁书之一。
作者在后记中也不无感慨地写到：
“不出所料，《最蓝的眼睛》初版时的遭遇跟佩科拉的命运不无相似：被遗弃、被蔑视、被误读。”
佩科拉是小说的主人公之一，也是被家庭被社会伤害最深的悲剧人物。
作者残忍地将压迫都加之于其一身：歧视、羞辱、肮脏癫狂、自我嫌恶、父女乱伦等等。
这是一本关于黑人题材的作品。
白人对黑人的歧视与压迫，以及黑人竭力渴求平等，是这类作品比较集中的主题。
比如《杀死一只知更鸟》、《相助》、《天生有罪》等等。
《最蓝的眼睛》却采用了一种反向操作的方式，让读者思考黑人的出路到底在哪里。
故事的雏形来自于一个真实的事件。
童年时期的莫里森与一位朋友聊天。
朋友说她想拥有一双蓝色的眼睛。
言语中透露的惋惜激怒了小莫里森。
黑人对白人蓝眼睛的渴望，在小莫里森看来，就是一种亵渎自我的想法。
“为什么她不曾有，又或许永远不会有，对自己已拥有的东西的感知；为什么她渴望自身发生如此天翻地覆的变化。她的这个愿望隐含着种族性自我厌恶的暗示。”
小说以三个女孩——佩科拉、克劳迪娅与弗里达两姐妹——为主人公。
三个女孩的生活充满了艰辛与苦闷，尤其是寄宿在两姐妹家的佩科拉。
佩科拉就是那个渴望拥有蓝眼睛的女孩。
自我认知的混乱，以及来自亲人的痛击，让这个十四岁的女孩陷入了虚幻。
神志不清的她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拥有一双蓝眼睛。
不切实际的渴望固然可怕，如愿以偿后的灾难却更加恐怖。
小说由“秋、冬、春、夏”四个部分组成。
“秋”以一则令人不齿的丑闻开篇：
“千万别声张，一九四一年的秋季，金盏花没有发芽。当时，我们以为金盏花没有发芽是因为佩科拉怀了她父亲的孩子。”
一九四一年是美国参战的前夕，作者故意将大事与“千万别声张”的私隐结合在一起，给人一种诡异之感。
而“金盏花没有发芽”这种无关痛痒的信息，与“怀了父亲的孩子”的不伦行为又混杂在一起。
叙述者很明显是一个孩子。
黑人是弱势群体，而黑人家庭里的孩子更是弱中之弱。
孩子们在家里，经常处于压抑与焦虑的状态。
大人世界的风吹草动会让他们胆战心惊，如临大敌。
“大人们从不跟我们谈话——只让我们去做这做那。他们总是发号施令，却从不加以解释。”
大人们的态度直接影响孩子们对自身以及世界的看法。
父母对孩子的爱，隐藏在日常琐事中，被自我嫌恶所掩盖。
就像佩科拉的母亲宝琳，生第一个孩子萨米时，她没有特别的感觉。
一直到佩科拉出生，宝琳的母性被唤醒。
她暗下决心，无论孩子长什么样，她都会爱她。
但是，一系列的变故，让宝琳没办法温柔地爱孩子。
丈夫乔利对她动辄打骂，日常生活充塞着争吵与大打出手。
在这样的环境里，大孩子萨米经常离家出走，年幼的佩科拉由于年龄和性别，只能选择用被被子盖住自己，害怕得恨不得死掉。
孩子们甚至不能叫母亲的名字，只能叫她“布里德洛夫太太”。
但是，母亲服务的白人家庭里的小孩却能随随便便地叫她“波丽”。
母亲对白人小孩的态度，也直接导致了佩科拉的自我嫌恶。
佩科拉跌倒在果酱上弄脏了衣服。
母亲“抓住她的胳膊把她拽起来，又抽了她一下，一面用气得拔尖了的嗓音冲她大骂，同时指桑骂槐地带上我和弗里达。”
而对受到惊吓的白人小孩，母亲则是小声地安慰，仿佛她才是她的孩子。
“那话语中透出的甜蜜和洒落在湖面上的余晖相映成趣。”
书中有很多地方将“黑”与“肮脏”相联系。
母亲用“克劳迪娅”来称呼她生病时吐出的污秽物；
女孩子初潮时流出的血，更是被孩子惊恐地当作是死亡的预警；
佩科拉误入一处白人住宅，被当作是杀猫凶手，遭到女主人歇斯底里的警告：
“你这恶心的小黑婊子。从我家滚出去。”
真正的凶手只是因为他是白人，就不会被怀疑。
这一桩桩令人窒息的事件，让我们很能体谅佩科拉想要拥有一双蓝眼睛的迫切心情。
蓝眼睛，是她改变糟糕处境最有效的手段。
其实，悲惨的何止是像佩科拉这样的黑人女孩，她们的父母亲在年幼时的遭遇，也是不能直视的。
“这些黑人老妇的毕生都凝结在眼睛里——浓缩着悲伤与幽默、狡黠与平静、现实与幻想。”
他们在年轻的时候，也在幻想通过拥有一双蓝眼睛，来试图融入梦寐以求的白人群体。
“白即是高贵，黑即是卑贱。”是一代代黑人被灌输的观念。
它根植于黑人内心深处，像一根钉子。
即使被拔除，痕迹也难泯灭。
他们把“外貌美与道德美等同起来，剥离自己的思想，将其束缚，然后成堆地收集自我轻贱。”
如恶狗一般的父亲乔利也是一个受害者。
他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父亲，母亲在生下他后就发了疯。
被姨婆收养，在姨婆死后，仅凭着父亲的名字就开始了执着的寻找。
可是，叫着一样名字的男人却拒绝认他。
儿子远远不及眼前的牌局重要。
生命的卑贱，在同一种族面前也是赤裸裸的残酷。
他们不仅在白人面前毫无尊严，就是在自己种族也是互相绞杀。
把弱小者踩在脚下，方能显示自己的价值。
乔利集中表现出了施暴者的形象。
十几岁时，他与一个女孩偷食禁果被两个白人围观。
他们拿着手电筒照着他。
乔利先是非常惊恐，但是在白人的鼓动下，他又卖力地按照他们的指示继续了下去。
而那个姑娘呢，看上去好不在乎，仿佛她不是一个人，仿佛眼前的围观者与她并无联系。
“乔利并不恨那两个白人，却痛恨和鄙视那个女孩。只是隐约想起这个片段，以及其他数不清的侮辱、失败乃至挫折，都会刺激他逃进堕落的避风港，对此连他自己——但也只有他自己——都感到惊讶。”
那个时候，他将自己摆到了白人的位置上，他的意识和白人合为一体。
在长期的社会教化中，黑人群体开始用白人的眼光打量自己。
只要用白人的眼光来看自己，寻欢作乐这件事就没有那么羞耻了。
乔利同他们一起鄙视那个黑人女孩。
事后，他产生了痛打女孩的念头。
暴力是关于黑人的第二大刻板印象。
在他与宝琳结婚后，两人的厮打跟性爱一样，“同样遵循着某种说不清的野蛮定式”。
乔利将拳头对准了比自己弱小的人。
他和宝琳结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宝琳的跛足。
宝琳是一个比乔利还要自卑的人。
乔利从宝琳身上看到了自己，他比她更关注她的跛脚。
他们很快就坠入爱河。
结婚后，宝琳不再工作，完全依赖乔利。
乔利很快就厌烦了她的依赖，经常找各种借口，避免与她单独相处。
“乔利变得越来越卑劣。”
两人相互憎恨，却不愿离开。
不是没有爱，而是不懂得怎么去爱。
正如书中写到的：
“邪恶的人以邪恶的方式去爱，残暴的人以残暴的方式去爱，软弱的人以软弱的方式去爱，愚蠢的人以愚蠢的方式去爱。”
乔利扭曲的性欲望则是另一种暴力形式。
当他知道暴力已经无法伤害到妻子时，他将目标锁定在女儿佩科拉。
佩科拉单脚站立的姿态让他联想到初见宝琳时的情形。
“对宝琳的回忆与此刻疯狂的犯忌行为交织在一起，让他既茫然又兴奋。”
“他四肢着地地爬向她，伸出手，向上一下子握住了那只脚。”
“他发觉她潮湿油滑的手握住自己的双腕，手指攥得死紧，可这紧握是出于徒劳而倔强的挣扎，还是出于其他情感，他无从得知。”
乔利对佩科拉的侵犯是弱者向更弱者的施暴，是食物链的底层向更底层的蚕食。
如果说第一次是出于迷乱，是醉酒后的神志不清，那么第二次就是蓄意为之，是得逞后的嚣张狂妄。
乔利更是在佩科拉怀孕后不知所踪，完全丢掉了丈夫与父亲的身份。
在这场悲剧中，父亲是凶手，那么母亲则是帮凶。
宝琳目睹了这场父女乱伦，可她拒绝相信，更是将责任归咎于佩科拉
——女儿引诱父亲犯下了罪行。
佩科拉遭受到来自父母亲的双重凌虐——身体与心灵。
于是，她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彻底幻灭了。
这本书最残忍的地方不在于白人的歧视，而是黑人的奴化与自残。
他们被“白是美，金发碧眼是美”的价值观给洗脑。
对自己肤色的厌恶，就是对自我价值的怀疑。
所以乔利不恨围观他的白人，而是恨跟他一样肤色的人；所以宝琳不去保护佩科拉，反而温柔安抚雇主家的白人孩子；所以佩科拉才对蓝眼睛陷入癫狂的想象。
书中“春”的部分，出现了一个“皂头牧师”。
他是一个恋童癖。
但是，他没有对佩科拉下手，反而“大发慈悲”地帮助佩科拉“实现”了蓝眼睛的愿望。
他的存在，让这个故事变得更残忍。
佩科拉疯了，她信了皂头牧师的话：她已经有了一双蓝眼睛，只有自己能看到，别人是看不到的。
皂头牧师被自己感动了。
作为一个恋童癖，“猎物”送上门了，他却没有动她一根手指头。
而且还帮她实现了愿望。
他认为自己比上帝还要伟大。
“我看着那个丑陋的黑人女孩，我爱她。”
以爱为名，再污秽的也将被涤净。
作者在后记中写到：
“对种族美的维护不是为了回应在各类群体中颇为常见的对文化或种族缺点充满自嘲和幽默意味的批判，而是为了防止那种由外部注视引发的永恒不变的自卑感而发生有害的内化。”
这种内化，腐蚀了纯净的内心，扭曲了健全的人格。
所以，才有了一个个被妖魔化的“佩科拉”。
在现实生活中，有很多时候，我们就像书中的另外两个女孩一样，充当悲剧的看客。
然后在庆幸自己免遭横祸。
我们用受害者的懦弱来衬托我们的坚强，用他们的痛苦来使我们的健康显得耀眼。
正如书中所写：
“我们并不坚强，只是争强好胜；我们并不自由，只是放纵无度；我们并不满怀悲悯，只是客气礼貌；我们也并不善良，只是举止优雅。我们为了故作勇敢而追逐死神，像窃贼般躲在生活的背后。”
事不关已可以淡然处之，一旦危及自身，我们或许会伸出比施暴者更毒的獠牙。
当然，受害者要更弱才行。
何其真实，又何其残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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