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文化与中国文化，各自孕育了独特的智慧传统。前者以信仰上帝为核心，后者则以权谋兵法和斗争哲学为基石。这两种智慧反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也引导和影响了各自社会的人生实践。下面具体剖析一下两种智慧的内容及区别。

一、犹太人的智慧：信仰与依靠

犹太人的智慧根植于对上帝的信仰与依靠。旧约圣经中，箴言书有大量篇幅是关于智慧的教导，其核心信息就是指出智慧的来源乃是上帝，而并非出于世俗，教导人要信仰上帝，并依靠上帝的指引。

开篇第一章就明确指出，“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第九章中再次强调，“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注意，这里的“至圣者”所指的并非世人，而是上帝的使者弥赛亚。这些话语强调了上帝是智慧的源泉。

箴言叮嘱以色列人：“你当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然后接着说，“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这便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百骨。”这段话彰显了犹太人对于信仰智慧的坚定信念，他们深信智慧的真谛乃是来自于上帝，深知自身聪慧的局限。选择依靠上帝的智慧，这便是犹太智慧的精髓。

犹太人的智慧观念不只表现在箴言书里，而是贯穿于旧约圣经中。圣经诗篇说，“耶和华的律法完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与人有智慧。”先知书《以赛亚书》对于离弃上帝之道的人，给予了严厉斥责和警告，书中说，“祸哉，那些自以为有智慧。自看为通达的人。”圣经借先知耶利米传达上帝的话语说，“智慧人惭愧，惊惶，被擒拿；他们弃掉耶和华的话，心里还有什么智慧呢。”告诫人们要保持谦卑，不自负聪明，而是依赖上帝的智慧。

二、中国的智慧：斗争哲学的精髓

中国的智慧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策略、谋略与斗争的层面。从《孙子兵法》到《三十六计》，从《商君书》到《韩非子》，从《三国演义》到《厚黑学》，从帝王之术到民间智慧，从经商之道到处世哲学，在这些博大精深的文化遗产里，凸显了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中对于策略与权谋的高度重视，凝结着斗争哲学的精髓，也形成了国人引以为傲的独特文化。

中国智慧着眼于在现实世界的博弈与立足，强调在竞争与斗争中的智谋和计巧，以求取得胜利。胜利的标准是成为人中龙凤，也就是所谓的“人上人”。在对“人上人”的追求中，有两大目标是众望所盼，具体又分为两大类，一是达到“万人之上”，二是达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当然，这两种目标既表现在全局，也表面在局部，登顶全局的即为九五之尊，登顶局部的称为一方诸侯。

上面的智慧是一种“积极智慧”，中国文化和传统里还有一种“消极智慧”，这种消极智慧不是求胜，而是求生，主要表现为在复杂社会环境下的立身处世之道，呈现了一种明哲保身或者委曲求全的人生哲学，以求获得安宁和平安。但要实现这种人生境地并不容易，也需要努力和心计。积极智慧需要积极斗争，消极智慧需要消极斗争，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的斗争哲学和人生智慧。但在中国的主流智慧仍然表现为积极智慧，即所谓“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

三、信仰和实用的碰撞，自信与他信的对垒

犹太智慧体现了人和上帝之间的关系，中国智慧体现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人和上帝之间，必然是信仰关系，是信靠和交托；人和人之间，竞争则是主旋律，彼此较劲。人在上帝面前，必然敬畏与谦卑；人在同类面前，必然心生骄傲和妒忌。人在上帝面前，无可隐藏无遮掩，赤裸敞开坦荡荡；人在人前，就多了阴谋和保密。对人和上帝关系的思考，孕育了生命哲学；对人和人关系的研究，孕育了斗争哲学，生命的结果仍是生命，斗争的结果却是死亡。

总之，犹太人的智慧以其信仰为基石，将智慧视为上帝的启示，将人类的力量与智慧置于虔诚信仰的引领之下。而中国人没有固定或确定的信仰，其信仰遵从的是实用主义，因而中国的智慧是以斗争哲学为核心，强调在世俗丛林中的生存技巧和权谋策略，注重在现实世界中应用策略以取得胜利或优势。

犹太智慧和中国智慧各具特色，展现了不同信仰之下的价值观与文化系统，在人们的精神面貌和社会实践上也形成了显著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