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学东/文 在我的过往人生里，读大学、选专业、薪资的高低，熔断职业生涯、放弃曾经热爱过、当事业努力的职业都没有产生一丝后悔。甚至，年轻时没有谈过恋爱，也因婚姻生活的平静协调得到了补偿，虽然拿没谈过恋爱开过玩笑，却没有真正后悔过。
如果说有所后悔，那就是没有学好外语，外语可能是我人生最大的败笔。
一
在一次送女儿上学的路上，我聊到了读好英语的重要性，提到了我的后悔：
“爸爸更后悔的是英语没学好啊，语言不通，到哪儿都交流沟通不便，结果只好呆在家里。要是英语好，爸爸也想走遍世界，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啊。现在爸爸年纪大了，精力跟不上了，你要学好了，将来可以给爸爸妈妈当翻译啊。
我不想学英语，我想学日语。丫头说。
那也好啊。不过，日本近世以来创造的文明，要比英语世界创造的文明少不少。我们现在享受的衣食住行、高科技，就算是电脑，大多都是英语世界的文明进步的产物，近代以来科学技术和整个人类文明的进步，英语世界贡献最大。许多科技文献都是英语世界的，我们大多是模仿、拷贝甚至抄袭，是跟在人家后面的。
爸爸因为不懂英语，无法去阅读一手的英语文献文学作品，看的都是翻译过来的，是二传的、三传的，是否合原意，爸爸也不知道啊，所以也常常走歧路。但是，即便如此，爸爸从这些二传三传的来自英语世界的文献，学到的东西也很多。这些东西，很多是我们没有研究过的，你说英语重不重要？
爸爸以前跟你说过，读书要多读来自世界包括英语世界的经典文学作品，里边有近现代文明的萌芽和生长，尤其是关于人性和权利的，有文明的价值观，我们的那些经典小说，写作手法很好，但价值观全是成王败寇的，大多是旧时的糟粕，写人性也多是恶的方面，少有平衡。这也是我们落后的原因啊，我们没有跟上现代文明啊。
如果你英语好了，能够多读原著，你对于那些文明的产生、兴盛和传播，会有更好的理解。耳濡目染，日积月累之后，对于近代以来文明和价值观的理解，也会有很大的变化。还记得爸爸去香港时，爸爸的前辈钱钢老师在送你的他写的《大清留美幼童记》一书么。到开放的世界去，我们才能知道自己还差什么，需要学什么，这不仅是钱钢老师对你的期待，也是爸爸的期待。而英语，就是通向更阔大开放世界的桥梁啊。
退一万步说，现在考试也总要考英语的吧。所以，我们现在开始，要好好学英语，当然不是为了考试，而是要到更大、更开放的世界去。”
拳拳之心，皆在此中。
没有学好外语，并非我不懂得外语的重要性，而是跟我的出身、眼界、见识以及性格都有关系，尤其是后来已清楚知道外语的重要性后，仍然没有去认真学。生活压力是微不足道的，主要原因还是自己性格问题，得过且过，总觉得能凑合就凑合，学什么都是囫囵吞枣不求甚解，以至于自己就像“五技之鼯鼠”，在外语这个方面，甚至连鼯鼠之技都没达到。
其实去年以来，我还在考虑是不是要重新捡起英语来。后来一想，这么大年纪了，自己想干的杂事又多，我又不像马克思老了要想研究俄国问题而学俄语，恐再没精力了，遂把想法搁置了起来。
从这一点看，学习上花了一生最多时间应该学好却没有学好的外语，可能是我人生最大的失败，无论在其他方面，我有什么可以自豪的，都不足以对冲这种失败感。
二
英语是我一生花费了最多学习时间的单一课程。
从1979年秋天进前黄中学初中部学习，我人生第一次开始接触26个英文字母，从此，英语就像不散的阴魂纠缠着我，直到今天。
我开始接触英文字母的时候，很多同龄人没有机会接触到英文字母，比如我大学时代的下铺兄弟曾明友，他来自四川自贡富顺县，是高中才开始学英语的。这样的同学，我后来不止遇到一位。所以我是幸运儿，我出生的地方是江南，明代以来经济文化独冠中国。我就像范缜所言：“人之生譬如一树花，同发一枝，俱开一蒂，随风而堕，自有拂帘幌坠于茵席之上，自有关篱墙落于粪溷之侧。”（《梁书·儒林传·范缜》）能初中就学英语，也是机缘好。
我的第一任英语老师是位年轻女性，胖乎乎的，讲普通话，她只教了我们一学期就调走了。第二任英语老师姓董，是位男士，后来好像做了低一级的班主任。
我开始接触英语，就是从那位胖乎乎的英语女教师的英语字母歌开始，我至今仍会唱，尽管跑调，歌词如下：
“ABCDEFG HIJKLMN OPQRST UVWXYZ now you see I can say my abc”
我是充满着好奇和热情开始英语学习的，还常常提前预习课本。但当时老师认为英语课不用预习，上课时学好就行，那时英语还是副科，高考计分才几十分。当时人们读书的动力主要是为了考大学，而不是为了掌握一门新语言，所以，学英语的兴趣很快就衰减得还不如其他副科了——毕竟英语课最初的内容，也没有同为副科的历史、地理来得有吸引力。
很快，随着中国社会逐步开放，学英语开始时髦起来。不过，我这个乡野穷小子还没有真正理解这种时代变化。我只知道英语高考改成了100分，中考也改成了100分。当时，我并不知道这种改变背后的逻辑，学习方法依然是死记硬背，并不是说这么做没用。2022年，我认识的新朋友——毕业于吉林大学中文系的诗人曾兄告诉我，他上大学前英语极差，遇到一位老师后，告诉他死记硬背之法，结果不仅可以应付考试，还能流畅使用。如今曾兄仍然能流畅地阅读英文文献，其实还是决心和功夫问题。
我至今仍记得中学英语课本里欧·亨利的小说《麦琪的礼物》，如果英语课能多一些类似《麦琪的礼物》这样的内容，可能会吸引我持续地认真地学下去。这可以给设计英语低阶教材的人一个建议。
大概我读初二的时候，一个读中四（相当于高二，那个时候中学制还不是6年制）的同宗姐姐考取了镇江师范专科学校，她学的是英语专业。她考上之后送了我一本许国璋编的英语书，好像是英语语法一类的书，这是我第一本英语学习参考书，但遗憾得很，我的英语还是没有长进。中考的时候，我的英语成绩顶多算是中规中矩。
高中一年级的时候，我的英语老师姓宋，好像是苏州那边人，讲普通话，不过我不是很喜欢他。上课最怕遇到不喜欢的老师，一旦遇上，那门课大抵学不好。后来文理分班时，我选择文科班的一个原因，也跟英语有关——不是我英语好，而恰恰是英语不好。我的理性告诉我，我要读理科班的话，不仅要补物理，英语也要补，而学文科班，要补的也就英语一门而已，历史地理无非下功夫死记硬背而已，下功夫我最不吝。
高二、高三年级时的英语老师叫倪国清，瘦高个，我很尊敬他。尽管如此，因为英语基础没打好，高考时我的英语成绩还是不好，考了80多分，没达到我们班的平均分，这是我没达到班级平均分的唯二课程之一，另一门是政治。
大学开学后，学校组织新生参加英语分级考试，我的成绩属于第二档（当时还没有四六级考试，第二档大概相当于二级）当时我们哲学85大概有七个人进了二级，二级英语课上三个学期；最高三级只有一个，来自浙江岱山的王文洪兄，英语课只用上两个学期；其余大部分分在一级，英语课上四个学期。更差的则转去学日语俄语等。
大学时代的英语学习，重点也还是在努力背单词、看文章上，没有多少提高。国政系的学生或大都市来的学生，真正理解了外语的重要性，开始听英语广播，而我还是像中学时代一样，学的是哑巴英语。同时，学英语也还是为了应付考试，没有把英语当成一种通向外部世界和未来世界的工具，更没理解英语背后所代表的是不同的思维、生活方式、价值观和文明。
在大学时代，我唯三做过的学英语的自选动作，其一是尝试拿字典翻译读到的英语诗歌，我曾在图书馆向高年级的同学请教，也许遇到的是跟我一样英语水平不行的人，并没有得到满意答复。我后来知道诗歌的翻译是最难的，有些单词，字典都查不到，其实是英语的古文缩写一类，这对我学英语的积极性打击非常大。
其二的努力，就是我曾经尝试阅读当时流行的美国电影《爱情故事》以及《航空港》的英文版小说，但都半途而废没能坚持到底。但我至今仍记得小说《爱情故事》里的一句话，是奥利弗和詹妮弗斗嘴的脏话：“Listen，you Radcliffe bitch”。这可以证明：学语言时，脏话永远学得最快记得最牢。
其三的努力，就是我喜欢上了听英文歌曲，许多优美的旋律至今仍记得，那些歌我至今还常听，它们是我徒步时的伴侣。本来，英文歌曲、英文电影是学英语的捷径，但是，至今没有一首英文歌的歌词能记全（当然，也没有一首中文歌曲的歌词我能记全）。也许是因为五音不全，我从来不敢放声歌唱，无论多么想唱，最多只敢跟着旋律哼哼，也因此，听英文歌曲也没有让我提升英语。幸好，音乐毕竟是普世的情感流露，一如张先《千秋岁》所吟：“莫把么弦拨，冤极弦能诉”。爱伦堡在《人·岁月·生活》中也有写：“音乐有一个巨大的优点，它能什么都不提，却把一切诉说”。记不住歌词唱不开曲调，并不影响我喜欢英文歌曲。
1987年秋天，我选修了第二外语德语，毕竟我读的是哲学系，当年德语哲学家在中国影响最大，我的毕业论文与康德思想有关。可惜，无论我怎么努力，舌头都不会打卷儿，学不会发卷舌音，而卷舌音在德语、俄语里都很重要，最终只好放弃。至今，我只记得一句德语：Wie heißen Sie？Ich heiße……
大学毕业后没多久，我就特别希望离开工作所在的闭塞的大兴黄村镇，而考研是穷书生的唯一出路。我重新拿起了英文书，去参加研究生考试。结果，1992年的研究生考试，我的专业课总分还不错，但两门公共课不及格，一门是英语，一门是政治。我一直不怎么相信这个结果，英语还算顺利交卷了，而我当时就是大学的政治课老师。
三
在我过往的人生中，我的英语最高水平，就是能读《中国日报》的文章，连蒙带猜知道文章的大概意思；偶尔翻翻《英语世界》，尽管不足以让我认真研读；偶尔在街上听明白老外的问路，但只能蹦出单个单词连比带划回答；我仍然喜欢外国歌曲，不仅英文歌曲，还有俄语歌曲、日语歌曲，当然只能免开尊口。我最大的成就，就是虽然既不会说日语，也不会说英语，也曾经孤身一从东京到北海道。
如果我的外语学好了，会怎么样？
英语好一点，我的高考成绩也会更好一点，但学校专业或许不会有多大变化。毕竟即使高考英语成绩没达到班级平均分数，我的高考成绩也足以让我自主选择高校和专业了。当然，我们是在成绩出来前就做了选择。
其实，大学时期英语没学好，后面还有大把的机会学好外语。毕竟，我大学毕业后还偶尔翻翻《英语世界》《中国日报》，看不懂也自我糊弄。如果大学毕业后能学好英语，也许我就不再只是一个小小的本科学历，硕士学历是起码的。曾跟张鸣老师喝酒聊天，偶尔提到1992年我曾经报考过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程虎啸老师的研究生，可惜英语和政治不及格。张鸣老师听后一乐，说道：朱学东，你要是英语政治及格了，肯定是我带你！
介绍我投考程虎啸研究生的我的王姓同学，是人大党史系研究生。我们俩相识并相熟，不是因为我们是江苏老乡，而是我们俩在一起上了三个学期的英语课，他后来从武汉考回了人民大学党史系读研究生，而我比他晚考，英语还没能过。可见我们早已显出了差距。
在我们大学毕业三十年返校活动上，我们俩分别代表校友发言——我代表非主流的校友开场，代表主流的王同学压轴。我在南风窗工作期间，王同学到中山挂职，飞机上读完机场买的南风窗，翻看版权页看到我的名字，认定朱学东一定是我——只有我才会做那样风格的杂志。他到中山后给我打电话，当时是通过单位总机转的，找到了失联多年的我，也算是同学之谊的一段佳话。
而我，如果学好了英语，考上了党史系研究生，可能就会错过1994年中央国家机关向社会公开招考公务员的机会，也就不会以比较优异的成绩（公开统一考试部分据说是新闻出版署社会招考第一名，面试第二名，面试次于我当年的同事聂静女士）进入中央国家机关，那中国的媒体行业也就少了一个半路出家，还敢傲慢地指出这个行业门槛有多低，一点没有感恩之心的混混。
当然，如果我学好了外语，1992年的研究生考试也许就能过关。如果考上了人大党史系的研究生，也就不会有1992年12月的那次相亲，我的家庭生活将会重组，如今我人生中最珍视的家庭生活会变成什么样，我已经缺少想象力。而没有这样的家庭生活的支持，我的精神世界也可能会以另外的面目出现。
当然，毫无疑问，中国也会少了一个自认为还算不错的媒体人。而我今天所引以为豪的一切，其实都与外语没学好有着逻辑和现实的关系。
四
我离开印刷学院后，在工作中接触了一些与海外有关的公司和机构。对于我来说，如果我大学毕业后哪怕结婚后，还能学好英语（其实很长时间我一直多多少少翻看些英语书，1997年去菲律宾参加书展，还装模作样买了几本英文小说，其实回来也没读，如今书早已不知去向），我后来的选择，也许会是另一种气象。
怎样的气象？
如果英语学好了，最有可能的，就是2000年我在选择离开机关的时候，不去媒体，而去外企。我在机关的时候以及后来在做媒体业研究报道时，与一些外资机构也有业务联系。我的老大哥王明春兄，离开三联后就去了IDG，而当时IDG中国的负责人熊晓鸽，我也很熟悉。直到2016年1月在乌镇，熊晓鸽陪同金布莱尔（当年他1200万美元成了Facebook的天使投资者）到乌镇，自己身兼翻译，他把金布莱尔介绍给我的时候，我还是不会说英语。如果会英语，我会套个近乎，告诉金布莱尔，我见过他电影明星般美丽的太太赵安吉、他的妻姐赵小兰，以及他的中国岳父母。
当然，不仅IDG，当时希望在华发展、拓展市场的国际知名出版投资机构，我多多少少都能找到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如果要去那样的机构，我当时的工作经历和经验，也多少能为我提供一些有利条件。比一般懂外语的人可能更有优势。
2023年9月10日，我写下上述文字的第二天下午，我在地坛书市就意外遇见了熊晓鸽。我跟熊晓鸽提到，如果我英语好，也很可能就投奔他去时，他笑言明春去了他那就很好。可见，我说的假设，也并非真的是空穴来风。
2014年9月，我应邀到香港大学访学。此时我才知道，港大对于英语的要求很高，不会英语，在港大很难出头。
在我熔断职业生涯后，我的一位大学同学向汕头大学新闻学院时任院长范东升推荐了我，范老师正在物色继任者。汕头大学是李嘉诚投资创办的，新闻学院创始院长陈婉莹女士是我尊敬的新闻界前辈，一位杰出的媒体人，我2014年去缅甸和去港大访学，实际上都是陈婉莹老师邀请的。
范老师回北京时约我做了一次长谈，我们俩聊得很好，不过我一开始就婉谢了，我觉得我没有这个能力。当然，聊天过程，范老师提到，汕头大学新传院是国际性学院，师资来自世界各国（我认识的读卖新闻名记者、曾任《读卖新闻》编委兼中国总局局长的加藤隆则先生辞职后就到了汕头大学），学院负责人需要能用英语沟通，而我恰恰不能用英语交流，这是客观性制约。范老师跟我聊完，觉得即使我不懂英语，不能承担行政之职，也欢迎我去汕头大学任教，大概他觉得我还不错吧。我感谢并抱愧了。
我读贝科夫的《帕斯捷尔纳克传》时，读到帕斯捷尔纳克的作品不能发表，作协试图让他屈服的时候，帕斯捷尔纳克便以翻译为生，他主要翻译莎士比亚的作品，他翻译的《哈姆雷特》和《浮士德》受到一致好评。
读丁亚平所著《水底的火焰》，写到萧乾先生后来选择做翻译工作是一种无奈之举，因为不能搞创作了，做翻译不仅使他能读到更多高质量的外国文学作品，也让萧乾通过做事情得到一点精神安慰。
如今穷途末路时，我也会想，假如我后来学好了英语，也许翻译也是一种可以养活自己的方式。
我如今的人生，是读书塑造的，来自西方的人文社会科学作品对我的精神世界塑造尤为重要。但是，因为不懂英语，我无法阅读原典，只能通过译介作品来接触西方的人文思想，很多是二传甚至三传，是否有疏漏错译甚至扭曲，我无法辨析。当然，不能读英文原典，最大的问题是对英语背后所代表的生活方式、思维逻辑、文明的理解——包括世界观和方法论，可能都隔了一层。我只能用自己一点点累积起来的常识常理，一边阅读一边自我辨析，可谓“我注六经，六经注我”之法，但也意外有了对接受的新知识、新思想的改造，哪怕是篡改，只要符合全人类的价值和个体真实感受，对自己也是一种新的形塑。而且，这些新知在这一过程中，内化成了自己的信念和常识。
不会英语，于我最大的一个痛苦，就是限制了我对新世界的理解和想象。这也是我今天一直自认为是一个不中不西、不新不旧、半新半旧、半中半西，一个半吊子的自由主义、一个半吊子的个人主义者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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