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为何能和平相处38年？奥巴马：因为中国坚持低观察|中国|克林顿|外交政策|奥巴马政府|布什|美国|贝拉克·侯赛因·奥巴马

38年的中美“和睦”绝不是一方的行为。

奥巴马指出，中国之所以决定与美国“共存”，是因为中国正在争取和平环境，加快国内建设和经济发展。

中国始终坚持这一点：“隐藏实力，等待”。

美国之所以选择与中国“共存”，是因为冷战结束38年来，美国基于现实的成本效益考虑，一直奉行对华战略防御。

这是从金融领域引入的投资策略。

美国意识到遏制中国将带来高昂的成本风险。相反，与中国的合作可以帮助美国缓解自身在经济、金融、非传统安全等领域的危机，稳定发展。

追求共同利益的能力是两国政府合作的基础。

但奥巴马政府对华采取的策略并不局限于合作，更多的是预防。

这种对冲策略是奥巴马政府的首选。

中国的加速复兴加深了美国的“地位焦虑”。

冷战后美国兴起“中国威胁论”

“美苏冷战”是世人无法忘记的历史。

尽管1991年苏联解体标志着冷战的结束，但在后冷战时代，美国仍然延续着树敌、追求绝对安全、过分强调意识形态的冷战思维。

这种冷战思维长期存在于美国人尤其是美国政客的头脑中，他们总喜欢用这种既定心态来观察国际事务，从而使东西方相互对立。

他们将与美国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定义为“另类国家”，他们的想法是遏制这些“另类”国家，以换取认知安全。

例如，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后，美国十分关注中国这个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国。这时，“中国威胁论”应运而生。

一方面，美国人对中国评价不高，认为中国在科技和军事上“完全落后”。另一方面，他们认为中国有能力威胁美国，会加剧地区冲突，而拒绝与国际社会合作将是影响地区稳定的“重磅炸弹”，从而莫名其妙地得出这样的结论：“这就需要美国使用其他手段和策略来保护自己的利益。”

简单来说，美国人认为必须尽快遏制中国的发展，最好的办法就是从各个方面向中国施压。

这种“中国威胁论”在美国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克林顿执政期间，即1993年1月至2001年1月，美国八年来坚决贯彻以贸易为导向的经济发展理念和公平贸易政策，促进了经济稳定增长、就业岗位增加。，财政预算由赤字转为盈余，实现了关键性的经济复苏。

此时，在美国国内形势大好的情况下，包括克林顿在内的美国许多高官仍然对中国的崛起持怀疑态度，不认为中国的崛起会构成有效的安全威胁。美利坚合众国。

布什执政期间，2001年1月至2009年1月，受新保守主义影响，布什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认为无论中国的崛起是否会对美国构成威胁，美国都必须保持对中国的绝对实力优势，防止中国成为美国的战略对手。

然而2001年9月爆发的“9/11恐怖袭击”迫使美国改变了对安全威胁根源的认识。他们短暂地将注意力从中国身上移开，将更多精力投入到打击恐怖主义和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上，这涉及到两件事。

后两者被认为是保护美国的首要安全利益。

但2009年1月奥巴马上台后，情况再次发生变化。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使美国经济陷入大萧条，随后经济增长更加缓慢，引发了人们对自身衰退的担忧。

相反，由于自身的结构特点和积极政策的推动，中国经济在未来十年展现出更大的活力，加速缩小中美发展差距。由此，奥巴马领导下的美国人对“中国的崛起”再次引起关注。

特别是这一时期，中国在联合国、亚太经合组织、金砖国家、二十国集团合作等多边框架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它赢得了更大的国际影响，改变了地区乃至全球趋势。功率比较位置。

这让美国对“中国崛起”有了更多的控制权和担忧。

正是在这个时候，美国开始积极调整对华政策和全球地区战略。

奥巴马执政初期对华既采取“接触”又“遏制”，但对华戒心增强后，对华态度愈加严厉。由原来的“接触+按住”变为“按住+对抗”。

这给中美关系增添了更多变数。

奥巴马的手段

奥巴马就任美国总统之初，就决定对华采取“接触+遏制”战略。

一方面，他欢迎中国的崛起，并从多个层面做出努力，希望中国在西方主导的国际社会中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不可否认，《中美联合声明》的发表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中美之间的分歧和分歧，也为推动中美关系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然而，除了接触之外，奥巴马还阻碍了中国的快速发展。

奥巴马上台以来，通过推行巧实力外交、亚太再平衡、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南海“航行自由”等专属制度，不断提升在亚太地区的政治影响力。

与此同时，美国也在全球利用其明显的“硬实力”和“软实力”优势遏制中国的和平发展，提升其全球影响力。

其中，美国鼓吹的南海“航行自由”仍然对中国产生非常负面的影响。

这是美国煽动南海主权争端的一种方式。

一方面，美国派军舰侵入南海，挑战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安全。另一方面，美国则支持南海仲裁闹剧，挑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制造地区紧张局势。

这样，很容易集体孤立中国，削弱其话语权。

这些都是奥巴马为中国崛起设置的障碍。

尤其是奥巴马中后期对华战略由“接触+遏制”转变为“遏制+对抗”后，美国更是用尽了各种手段来厌恶中国。

例如，奥巴马政府对中国实施了从知识产权保护、反倾销调查到国际贸易争端解决等一系列贸易制裁。美国以此为借口对中国企业发起多轮调查、发起多起诉讼。

与历届美国政府相比，奥巴马执政期间美国针对中国的贸易调查和诉讼数量大幅增加。

相关数据显示，2016年上半年，美国对华发起反倾销、反补贴调查是所有外贸伙伴中最多的，总计122起，比排名第二的印度多出109起。

这表明了美国对中国的深深恐惧和敌意。

但需要强调的是，奥巴马执政期间，中美关系并未走上互利合作的道路，但也没有呈现出全面对抗的趋势。

这与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采取对冲策略有关。

事实上，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后，中国成为社会主义最后的“堡垒”。当时的中国虽然幅员辽阔，但其庞大的国力却严重落后于美国。美国认为中国尚未构成挑战，于是中国“和平发展”计划诞生了。

此外，美国当时面临的许多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问题远远超过中国。美国基于自身安全，不愿意与中国进行全面对抗。在这种情况下，它发展了接触并做好了针对中国的准备。，一种反抗但不至于犯罪至死的态度。奥巴马上台后，虽然对华态度比以前更强硬，但仍然“守住底线”。他多以隐蔽的绊脚石或挑衅的方式进行，不敢公开与中国进行全面冲突或对抗。

这是38年来中美“和”的主要前提。

中国对美政策

奥巴马认为，中美38年来“和平”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韬光养晦”。这也是事实。

外交政策是一国对外行为的准则和行动方案，其根本目标是维护国家利益。

在安全资源主导和经济资源主导两种条件下，基于“积极引导”和“消极惩罚”两个维度，冷战后中国对美政策的基本类型主要分为四类，即战略便利与战略胁迫、经济激励与经济制裁。

其中，“战略绥靖”是中国利用现有的可支配安全资源与美国合作实现相关利益的安全利益，从而实现利益交换的政策。这可以改变美国对中国的负面认知，促使美国撤回或逐步取消损害中国核心利益的政策和行为。

“战略胁迫”与“战略绥靖”相反。这是中国利用其安全资源阻止美国在重要问题上追求其安全利益的政策，包括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以及形成对抗性联盟以遏制美国实力。以及其他否决国际组织中对美国有利的提案的手段。

这些政策虽然手段与“战略绥靖”不同，但指向的是同一个目标，那就是让美国放弃损害中国核心利益的政策和行为。

同样，经济资源驱动的“经济激励”和“经济制裁”也是基于这一意图。

前者利用中国控制的经济资源，为美国实现相关利益提供合适条件，促进两国利益交换，促使美国废除或逐步取消损害中国核心利益的政策和行为。。

比如降低市场准入门槛、扩大市场贸易范围等。

后者利用中国控制的经济资源，阻止美国在有关问题上追求自身利益，迫使美国放弃损害中国核心利益的政策和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