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6月，在党的七大结束后召开的七届一中全会上，毛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被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排位第三；1949年3月，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中央书记处五大书记的排位变为：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刘少奇排位第二，这就标志着刘少奇成为名副其实的党内二把手了。

刘少奇一贯低调，低调到他即使成为事实上的党内二把手，仍然有很多人认为他能成为党内二把手主要是因为毛主席对他的偏爱，实际上，这完全是因为他能力卓绝，在党内发挥了巨大作用和做出了突出的历史功绩。七届二中全会结束后，毛主席点将刘少奇去解决天津问题，刘少奇的天津之行在破解新问题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

1949年3月13日是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最后一天，毛主席作了总结报告，对夺取全国革命胜利，建立新中国的各项工作作出了总的部署。毛主席明确指出，刘少奇同志讲的都很好，全部意见我都同意。此次会议提出了建设新中国的一系列基本政策，对党此后相当长一个时期的工作都具有指导意义。

七届二中全会结束后，意味着党的工作重心就此从农村转移到了城市，那么，怎样把全会确定下来的方针具体用来指导各地的实际工作，就成为当时最为艰巨而又最具开拓性的工作。对全党而言，如何做好过去从未熟悉过的城市工作，就成为毛主席和党中央最为关注的焦点问题，毛主席特别委托刘少奇要“注意研究这个问题”。

此时的刘少奇作为党内二把手，再次成为毛主席一贯重视的开路先锋——做好城市工作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全党几乎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因此，就更需要刘少奇探路，摸索出开拓性的经验。因此，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在3月25日抵达北平并进驻香山后，刘少奇就把工作重点放在了指导城市工作，尤其是指导北平和天津的工作上面。

从3月26日开始，刘少奇连续6天听取了中共北平市委和军管会等各方面的工作汇报，了解北平接管以来的工作。4月1日，刘少奇在北平市委会议上讲话时指出，接管完成之后，首要的任务就是要恢复和发展生产。他说，就是要搞生产，把生产提高，只要生产有了进步，各方面就都会进步。因此，我们在郊区要搞农业生产，在市内要搞工业生产。

在当时新解放的城市中，天津的问题尤其突出和严重。1月15日天津就解放了，社会秩序恢复得很快，但恢复生产的效果和进度却非常不理想。华北局当时向中央报告时说，工人、店员误认为我们党允许分厂、分店，进行清算斗争，解放才1个月就发生了53次清算斗争。所以资本家特别害怕被清算，害怕我们党只管工人利益，害怕以后管不住工人，无法生产。

天津的资本家都抱着消极等待、观望的态度，甚至有的跑去了香港，私营企业开工不足30%，导致天津上百万人口生活没了着落，这就使得问题变得非常严重了。天津的这些问题在新解放的城市中具有极大的普遍性和代表性，刘少奇临危受命，党中央和毛主席派他去天津，很快天津就成为“正确贯彻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迅速恢复生产、发展经济”的典型。

刘少奇一去天津就显示出他高明的战略眼光和卓绝的工作能力，4月10日晚到了天津后，首先就交代华北局：按照组织原则，他在天津的所有活动，由天津市委向华北局报告，再由华北局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报告，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意见由华北局向他传达。刘少奇一到天津就以实际行动立下了规矩，即便他作为党内二把手也必须要有组织性和纪律性，按规矩办事。

刘少奇在天津市区内住下，市区内还经常听得到零星的枪声，甚至国民党的飞机还时不时会来骚扰，但刘少奇不管这些，一到天津迅速就投入到工作中去：他先是进工厂企业进行调查，上午视察工厂车间并召开工人代表座谈会，听取工人和资本家的意见；下午听取有关领导部门的工作汇报。这种深入细致、工作量极大的调查工作，刘少奇进行了一个星期。

在调查中，刘少奇一面听汇报，一面提问、插话，有时也答复别人的提问。他的话总是非常生动形象，而又给人以深刻的启迪。通过调查初步掌握了情况后，刘少奇紧接着就召开各方面的座谈会，同大家交流意见。他首先就召开了天津市委会议，传达贯彻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精神，还对天津整个工作提出了意见。

刘少奇指出，我们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自由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使他们保持中立，以便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作坚决斗争，一步一步地去战胜这些敌人。同时着手恢复和发展城市的生产事业，这是我们城市工作的总路线和总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