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绍锋，国智书院研究员、“国智小专家”训练营导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长聘副教授、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领域：能源政策与安全研究（Energy policy and energy security)，亚洲区域一体化，特别是中国-东盟关系（Regional Integration in Asia, esp. China's relations with ASEAN），全球经济治理（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

在中国经济深度融合国际社会以及各国经济相互依赖的今天，国际石油价格波动不仅对我国的石油产业，而且对整个宏观经济都会带来直接和间接方面的影响。对于上述影响的研究最早始于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后，油价暴涨，沉重打击了美国等工业化国家的经济。此后，越来越多的研究关注石油价格和宏观经济活动的关系。我们可以将油价波动对中国经济安全的影响概括如下，本文主要介绍石油价格上涨对于中国经济安全的直接和间接影响。

一、油价上涨对中国经济安全的直接影响

这种影响随着中国对海外石油的依赖增加而变得更加显著。如图12所示，自1993年以来，中国演变为一个石油净进口国，此后，中国石油需求对石油进口的依赖越来越大，从1993年的67.8万桶/天快速上行至2015年的819.6万桶/天，上涨了12倍。

首先是油价上涨的负面影响：一是必然增加中国的进口成本，推高国内的通货膨胀。如图12所示，中国石油进口量占当年全球石油贸易的比重从1993年不到2%快速增加至2015年的15%，油价上涨必然大大推高中国购买石油的支出。油价上涨直接抬高要素投入的成本，导致企业生产成本的提高，为了维持一定的利润，企业被迫上调产品的销售价格，这又推升了生产资料的价格，进而传导到全部商品的价格。油价高企将增加企业生产成本，导致价格持续上扬，最终导致通货膨胀。杜等人运用VAR模型布伦特原油价格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他们的研究表明全球原油价格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有非常显著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并非是线性的。

二是导致产出或GDP的下降。石油价格高企首先带动国内成品油价格上扬，石油的支出增加，在收入不变的情况下，这意味着石油的开支相应增加。价格上升意味着真实收入减少，导致人们消费减少。其次，进口石油价格攀升导致企业生产成本上升，预期收益下降，导致企业减少投资和生产。同时，未来的不确定性预期也会加速消费和投资的下降。于伟等以VAR计量模型为基础，采用线性方法和非线性方法研究后发现，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对我国宏观经济造成的影响是非对称的，原油价格上涨阻碍经济增长具有滞后性。Segal(2007)的研究发现，石油价格上涨通过货币渠道从两个方面影响宏观经济：油价上涨带动总体价格水平上涨，导致真实货币余额减少；间接导致利率提高，使得真实经济遭受较大负面冲击。

再次，出口也可能受高油价的影响。因而，油价高企将减少产出，导致经济增长放缓。布朗和尤塞尔运用VAR模型分析石油价格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发现油价震荡可能导致真实GDP的下降，消费者价格上升以及短期和长期利率的上涨。 默克的研究发现：石油价格的上涨和下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对称，也就是说，石油价格上涨对GDP的负面影响较为显著，但石油价格下降对GDP的正面影响却不显著。 李治国，郭景刚的研究表明，原油批发零售市场的开放加快了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对我国经济的传导；世界油价的上涨导致产出更大规模的下降，并且这种作用具有很强的持续性；它同时加剧了国内的通货膨胀。 更严重的是，油价暴涨可能导致经济衰退。哈密尔顿运用VAR方法检验了二战之后的油价、GNP和失业等数据，发现石油价格的迅猛暴涨几乎成为二战后每一次经济衰退的诱因。 达旺和杰斯克同样注意到：自1973年以来，每一次经济衰退发生前都经历一次能源价格上涨，而几乎每一次能源价格上涨都伴随经济衰退。

三是影响国际收支。理论上说，石油价格将增加进口成本，导致进口支出上升；油价高企抬升生产成本，导致出口行业的竞争力下降；高油价引发的全球经济增长放缓也可能导致全球需求下降。所有这些都将推动出口的下降。但与上述理论相悖的是，法里亚等人的研究发现：中国的出口与石油价格呈现出一种正向的相关关系，他们的解释是因为中国有庞大的劳动剩余，使得中国经济相对于其竞争者来说受到油价上扬的影响更小。

但是，油价上涨亦非没有正面影响。例如，高油价往往能成为鼓励企业技术创新，促进节能和新能源的发展的外在压力和动力。

二、油价上涨对中国经济安全的间接影响

首先，油价高涨容易恶化领土之争，也加剧石油进口国之间为并购海外油气田或占有更多的海外权益油而展开的竞争。领土之争本属于高度敏感的主权问题，但一旦在争议领土发现油气资源，通常使得各争端方更加不愿意在领土问题上做出妥协。在油价上涨时期，石油资源更加弥足珍贵，对于到手的“肥肉”各争端方立场更加固化。在亚太地区，因为集聚着中国、日本、印度、韩国等全球重量级的石油进口国，对于海外油气资源的竞争更容易被该地区的地缘政治角逐所激起，并与国家间的安全博弈、领土争端等搅合在一起，使得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其次，油价高涨经常刺激石油出口国国内资源民族主义抬头，使得中国能源企业更加难以“走出去”，或者“走出去”的成本更高。包括石油在内的很多大宗商品常被视为是敏感的战略性资产，对这些行业的投资通常门槛较高，或往往面临严格的投资审查。但在油价高涨时期，外国投资者要进入油气资源丰裕的国家进行投资，其难度更远甚平常。此时这些国家往往变得更加不愿意开发本国油气市场。资源民族主义抬头的表征就是：要么废除过往的开放政策，要么就是提高外资持股限额的规定，或者强调资源须为本国企业控制。比如俄罗斯长期将本国矿产摆在战略高度，严格限制外资进入；南非黑人政党“非国大”掌权后，制定新法要求“因历史原因而处于弱势的南非人”在2014年前获得矿业资产的26%。刚果矿业部要求在未来矿业合资中拥有最低35%的股份。蒙古国最近几年的矿业法反复修改，该国一开始同意转让部分股权，但之后又提出只拿开采权对外合作。而极端的做法则是实施“国有化”。2010年5月份，玻利维亚地方政府将一家瑞士公司控股的锑矿冶炼厂和4家电力公司收归国有。2012年4月16日，阿根廷政府决定对西班牙雷普索尔公司控股的子公司、阿根廷第一大石油公司雷普索尔-YPF实行国有化。

对于已在本国生产经营的外国石油生产者，资源民族主义常常觊觎油价上涨给外国石油投资者从本国的石油资源中赚得盆满钵满，一些油气资源丰裕的国家可能转而举起资源民族主义的大旗。他们简单而粗暴的做法是直接提高出口关税，限制或禁止大宗商品出口以延长本国的产业链。例如，2010年4月，铁矿石第三出口大国印度宣布将块矿出口关税从10%提高到15%。当时印度的钢铁部长阿图尔·查图维迪甚至提议完全禁止本国铁矿石出口，以用于满足国内经济增长。澳大利亚政府2010年5月初提出对全部非可再生资源征收高达40%的“资源超额利润税”的税改方案，该方案导致陆克文政府倒台。巴西、柬埔寨、赞比亚、津巴布韦等国都采取措施，限制矿产品出口，鼓励或要求本国矿产品要在本国进行深加工，以获取更高的附加值而非成为单纯的资源出口国。或者要求外国投资者重新谈判条件。在2003-2008年油价高涨时期，非洲大陆增加了相当部分税收并与外国公司进行了重新谈判，尤其是在石油与天然气行业。尼日利亚、利比亚和阿尔及利亚对石油公司实行新的规定。民主刚果、南非等矿产资源丰富的国家通过许可审查的手段达到同样目的。博茨瓦纳则成功要求De Beers钻石集团增加在本国的高附加值加工，从而提振地方经济。

第三，石油价格高企往往刺激石油出口国大打能源牌。油价高企一方面大大提高了石油出口国的出口收入，实力增强；另一方面，因为油气资源较低的需求弹性，处于卖方市场的各进口国讨价还价的余地大为压缩，而各进口国追涨不追跌和零和博弈的心态，更为油气出口国大大能源牌提供了较大的空间。例如，俄罗斯自本世纪以来在欧洲屡次对乌克兰大打能源牌；在亚太，则利用中日之间的博弈待价而沽，几次变更建设俄罗斯远东输往亚太地区的石油管道路线。

第四，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意味着各国经济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Arora 和 Vamvakidis 2005年的一项研究发现：一国贸易伙伴1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与该国0.8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相关联。这也意味着高油价造成对某一主要贸易伙伴经济增长的折损很可能反过来影响本国的经济增长。当然，也有研究认为，油价的剧烈波动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并非那么显著。例如，Blanchard 和 Galí 强调与上世纪70年代相比，本世纪头十年的事件表明，油价并非导致经济波动的显著因素。他们认为至少有四条理由说明油价的上涨对通货膨胀和经济活动只产生中性影响：运气（例如，没有同时发生大的经济波动）；石油在生产活动中所占比重变小；更为灵活的劳动力市场，以及货币政策的更有效作为。Segal 评估了2000年代中期为什么高油价没有导致世界经济放缓，最重要的原因是：一是石油价格并非像人们想象的那般重要；二是高油价没有抑制经济增长是因为高油价没有传导到核心通货膨胀，这得以避免了典型性（增长放缓）货币紧缩以应对油价的正面冲击。

关于国智书院

国智书院，是一个文化和智库品牌，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背景下成立，前身为国研智库书院，由国研智库（北京）图书有限公司负责日常运营，后经过调整，目前由国智时代文化（北京）有限公司负责日常运营。业务包含：开展学术研究，举办主题论坛（含研讨会、项目会、读书会等），提供国家政策和项目发展咨询，实施青少年教育培训，图书策划发行，企业品牌定制和策划推广，搭建城市会客厅发展平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