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梳子姐
过去年代，曾经有段时间，一张邮票能让人难受好长时间。
写封告状信，贴上一张邮票，就可以坏掉许多人的好事。
最阴狠的是拿计划生育说事，哪个干部马上提升，就告他超生孩子，由于计划生育实行一票否决，有告状信提升的事就搁置不议先把问题调查清楚再说，待调查结果出来发现子虚乌有后，提升的宝贵机会也错过去了。
更奇葩的是自己告自己，有个偏远地区干部长年得不到关注，便向省里写了封匿名举报信，把自己描述得十恶不赦，五毒俱全，调查组来了后，单位都反映这是个好干部，厚道本分，任劳任怨，加班干活，头发都熬没了，告状信里说他每天去发廊洗头肯定是胡扯瞎掰。
调查一圈，不仅没发现问题，还得出结论这是对好干部进行的诬告陷害，领导看完调查报告大为感动，找个机会给提拔了一下。
后来调查组的人终于反应过来，这小子一点都不老实，肯定是使出苦肉计自己告自己，可没有证据也就作罢了。
现在举报没以前那么麻烦，连邮票都不用贴，在手机、电脑上写完轻轻一按发出去，就犹如利箭离弦，人见杀人，佛挡杀佛，谁都不敢慢怠。
有的告状信有凭有据，内容具体，比较容易核实，有的则大而化之，模模糊糊，似无还有，谁也不敢说不查，既然调查就得兴师动众，把被告人查个底朝天，要不然没法交差。
不论最后有没有查出问题，只要接受调查就有舆论压力，谁谁被叫去谈话了，有毛算只鸡，扑风可得影，最后搞得单位里面人心离散，相互猜忌。
告状有好处，可以对违纪违法行为进行监督，乱告状则一点好处都没有。
近段时间，江苏、河南、湖北、辽宁等多地密集为受诬告干部澄清正名。9月8日，《辽宁日报》称，今年以来全省共为1806名党员干部澄清正名；湖北上半年全省为受到不实举报的84名县处级、559名乡科级干部澄清正名。今年1至9月份，洛阳市纪委监委共为251名党员干部进行澄清正名。
这些数字看起来有些吓人，每个澄清正名的干部背后，都是有人在阴暗的角落里写告状信，然后还有一堆调查人员花费大量人力物力，严格依照程序进行调查核实，如此内卷成本太高、消耗太大，于社会、于个人都是沉重负担。
诬告陷害的往往是小人之举，行小人之事的也不乏大人物。
比如，2019年，河南省司法厅副厅长黄真伟，为了谋求担任副市长就编造告状信诬陷竞争对手，结果真正贪污腐败的坏蛋是黄真伟本人。
还有北大工大副校长沈志莉，为发泄工作中的矛盾，20多次向中纪委、北京市纪委写信诬告8名局级领导干部，恶人先告状的丑态暴露无遗。
之所以会出现诬告，就在于投机分子利用监督漏洞，把告状信当成损人利器，进行无成本陷害。
解决这个问题，很重要的是广开监督渠道，除了纪检监察之外，还应有其他监督方式和解决矛盾出口。
与此同时，应增强下级议价权，防止一味搞绝对服从。比如，上面只要指出问题，下级就表态照单全收，无条件整改，这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
上下级之间除了绝对服从，还有协调、协商关系，对于一些问题如果只看表面现象，不分析历史成因、客观条件和现实基础，就盲目地搞一刀切整改，很有可能摁下葫芦浮起瓢，产生其他连带问题。
对于没有任何真凭实据的告状信，完全可以不用浪费资源进行调查，这是提高效率、保护信任的重要姿态。
若见信就查，哪怕最终还以清白，也必定会带来无可避免的伤害。
-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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