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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四十条》：
在鼓楼，庆祝无意义
第7届平遥国际电影展
撰文｜圆首的秘书
本月，第七届平遥国际电影展在平遥古城落幕，詹涵淇和覃牧秋两位导演联合执导的影片《东四十条》获得费穆荣誉·评审荣誉和青年评审荣誉·特别表扬两个奖项。
《东四十条》海报
《东四十条》讲述东四（杨凯航 饰）和十条（钱赓 饰）两个租住在北京胡同里的外来年轻人的故事。春天，他们在胡同里看到了一张重金悬赏的「寻鸽启示」，从此开始了他们的寻找，经历四季，一无所获。
我们在北新桥附近的露天咖啡馆完成了这次采访。两位导演和笔者三个人坐在草编的蒲团上，面对傍晚熙熙攘攘的东四北大街，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导演詹涵淇和覃牧秋生活的地方离这里不远，到鼓楼也很近，他们称之为“泛鼓楼地区”。在这里，他们都生活了十年，有一大群朋友。他们有另外的两个更好记的名字“大豆”和“阿毛”。
对二人来说，北京的泛鼓楼地区就像城市中心长出来的小村子，安静、便利，没有复杂的人际关系，总能让人有一些新奇的发现。在一些巧合同时也不完全巧合的情况下，两个人成为了邻居，开始了合作，他（她）们利用零散的业余时间在咖啡馆碰头，聊天、喝酒、修改剧本，之后与更多朋友一起聊天、喝酒、修改剧本，直至创作完成，然后又找到了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拍出了一部松弛的作品。
《东四十条》剧照
对大豆和阿毛来说，两个人的初衷就是为了消磨时间，是“玩儿”而已，广告导演和自由撰稿人的职业支撑了他们对这个业余爱好的追求。生活和创作的包袱都已放下，“轻装前行”没有太大困难。
此次来到平遥电影展，二人始终保持着低调、朴素，大部分时间是坐在平遥电影宫的大草坪上晒太阳。获奖的时候，二人看起来也没有太大的兴奋。大豆说：“如果我们是那种拿了奖会非常激动的人，那我们没拿奖就会非常难过。我们不是那种性格。”她和阿毛在其实去年WIP的时候已经想通了，“《东四十条》是一个粗粝的野生的作品，不要因为进了电影节展，就想要把它包装成很精致的东西，那有违这个片子的本意。”
接着，她引用了饰演十条的钱赓说的一句话：“鼓楼就是GoodLow，我们要Keep it GoodLow。”
《东四十条》剧组（两位导演和两位主演）在平遥
相识
大豆是浙江人，工科出身。2015年，大豆来北京。刚来北京的她对这座城市比较陌生，于是先在三里屯住下，时间不长就感到那里很单调，“白天晚上都是一样的”。
这之后，大豆有一次意外走进了鼓楼附近的宝钞胡同，对北京的胡同生活产生了强烈的兴趣：“我发现胡同里白天和晚上是两个样子，门里门外也是两个世界，你可能走在路上周围只能看到一些大爷大妈，但你推开某扇大门，进入一个小店，里面可能有年轻人穿着二十年代的服装在跳swing。”这种强烈的对比一下将大豆吸引住了。
搬进胡同后，她逐渐和周围邻居熟悉起来，发现这里住了很多不坐班的人，这些人从事着各种各样神奇的职业，也一定程度脱离了正常的生活规则。“这是鼓楼最有魅力的地方，并不只是旅游景点，也不是一些文章说的，亚文化、地下音乐场景，那些都是切面。鼓楼的魅力是一种生命力，是这里生活着的年轻人的那种不愿循规蹈矩的生命旅程。”
所谓邻居，就是直线距离一公里内的那些人们。大豆就是在这个范围里认识了广告导演阿毛。
在这之前，大豆把自己多余的电磁炉送给了朋友，而那个朋友后来离开北京，把电磁炉留给了下一个房客，这个房客恰好就是阿毛。
寻鸟启事
2021年疫情期间，人们无处可去，总在户外遛弯。
大豆和阿毛在各自遛弯的路上遇到，开始一起遛弯，途中，他们在胡同墙上看见一张寻鸟启事。启事上是一只鹦鹉，主人表示鹦鹉跟他相伴两年，彼此都有默契，鹦鹉走后主任非常难过，如果有人提供线索，可以提供5000元。
据二人说，胡同里经常有一些寻找猫狗的启事，但鹦鹉的启事还颇有些特别，“就觉得这个事情很虚无缥缈，很有意思。就是这个告示，让我们产生了《东四十条》最初的概念——寻找一只永远也不可能找到的鸽子”。
“一起找鸽子”
概念有了，接下来就是主角和片名。因为当时在东四的胡同里看到的告示，就把片名定为了《东四十条》。接着二人想到他们喜欢的漫画《濑户内海》，开玩笑说不如主角叫东四，另一个叫十条。至于二人是一男一女还是两个男性，二人还是出于“一男一女容易产生爱情线，生活的苦恼就变得次要了”的原因选择了两个男性，这样故事“可以简单一点”。
日本电影《濑户内海》，两个主角一个姓濑户，一个姓内海
2021年夏初，两个人开始讨论《东四十条》的可能性，一直聊到夏天即将结束。大豆有一次感叹，“这个东西最后不会有变成一篇文章吧”，阿毛回应，“哎好没意思啊，永远都是变成文章”。到此，整个项目似乎失去了动力。
然而就在不久之后，大豆在上海的朋友、后来成为影片监制的贾世俊来北京喝醉了酒，遗失了手上的Apple Watch，大豆和后来成为该片摄影师的狄泽恺一道帮助贾世俊在胡同里找表。
“那个表跟鸟其实是一样一样的，它的定位一会儿在这儿一会儿在那儿，飘来飘去的。”大豆说，“我们怀疑是被人带走了，所以那天晚上我们去到了很多地方，包括晚上敲人家门，被人骂了一通，还进到了一个苏联时期建设的旧楼里，墙上写着‘为了胜利，不怕牺牲’……去了几个很奇怪的地方，都没有找到。”
那晚，寻表一事无果而终。几个人坐下来喝酒，大豆提到，这件事情和自己跟朋友阿毛在想的那个关于寻鸟的故事还有一些相像，于是就把故事说给了在座的几个人。监制听罢，表示“应该马上拍起来”，“摄影师在这儿，有自己的机器，你回去写几天剧本，把你认为合适的演员拉到合适的地方，先拿手机拍一段，如果觉得拍完之后剪出来能行的话就开始做。”
在朋友的鼓动下，二人就在夏天结束时正式启动了《东四十条》这个项目。
《东四十条》拍摄片场
大豆和阿毛此前已经预想了两个角色的气质，说话的方式，然后再到朋友圈里觅得两个与预想相近的朋友。据二人说，现在这两个角色的性格与演员本人很相近，角色具体的性格和其他设定是在定完演员之后才开始处理的，比如角色的职业基本上就是从本人生活中选取而来的。饰演东四的杨凯航直到拍完都不知道他们是在拍电影。“我们跟他说了，但他就跟他角色的性格一样，有点搞不明白。”
《东四十条》的两位主角，演员钱赓和杨凯航
主创基本落定之后，循着监制的建议，大豆和阿毛先用手机进行了试拍，第二周开始正式使用摄影机，由此逐渐找到了《东四十条》的风格和气质。
绿色幽默
《东四十条》正式开拍时已经进入秋天。整个故事从秋天拍起，拍完冬天之后确定了影片将从春天开始发展。影片拍摄结束于片中中秋节夜的一场戏，之后进行了数次补拍。在这个过程中，两个导演让他们的剧本慢慢生长，每个季节都生长出一个部分。
阿毛回忆到，《东四十条》最早想要的风格并没有十分确定，但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那就是“笑点一定得是‘脱力’的”，但又和日式的脱力有一些区别，应该带有更多无意义的冷峻感。有了这个关于笑点的预想，才决定了影像。二人也将这种“中式脱力”定义为 “绿色幽默”——健康、有机、无聊，不讽刺、不伤害、不上价值，是一种对所有人都无害的环保玩笑。
之后的几个季节里，剧本撰写基本都会遵循同一个流程：“聊得差不多了就形成文字，有时候在聊之前写一些，但可能只是50%，在咖啡馆或者酒吧进行讨论的时候会完成剩下的50%。”据二人说，每次拍摄前，这种过程会有三四次，但时间跨度不一定，有时候想了一个月没有任何进展，有时候则一天之内就能全部写完。
形成阶段性的剧本之后，大豆和阿毛会再找几个朋友一起讨论，把大家觉得“过于热”（情感上过于激烈、内容上过多个人表达——注）的台词去掉。“因为有时候人会陷到自己的表达里，找朋友一起聊就是要把这一部分去掉，所以其实我们很考虑观众。”大豆这样说。
《东四十条》在平遥放映后
拍摄过程中，每一个镜头最多拍摄三条，很多都只拍两条，这主要是因为非职业演员的特性，“如果状态不好，拍多少遍都没用，如果状态好大概率第一遍就能过，因此我们需要做的就是鼓励他们演自己。我们是在第一次试拍之后发现，性格跟他们不同的东西，他们就没法表达，所以后面我们就会把剧中的人物调整到和本人尽可能像的位置，包括剧本定稿的时候都会跟演员再定一遍，每句话的说话方式都调整成他们最自然的说话方式，到现场就可以比较自如地演。”
如果有任何过度表演或过分呈现情绪的情况，“我们都会提醒他，回到自己的状态。”两个导演会从全片宏观的角度把握表演的形态。“一句话可能是没有喜怒哀乐的，但在整个戏里面就能够呈现出它的喜怒哀乐，而不是需要演出这句话很沉重。”
在决定一场戏是否过度这个方面，两个人的默契非常关键：“可能刚好我们在讨论剧本的时候，脑海里的画面是一样的，如果换一个人，我们对同一个东西理解不一样，那就没法合作，但我们的认知交流和想象力可能都比较匹配。”
《东四十条》剧照
关于现场如何进行拍摄以及影像风格的问题，二人都有明确的预期。主观上看，大豆和阿毛在筹备过程中已经有详细的规划，“每颗镜头如何去拍，在拍摄前都已经很清楚了，不会现场花时间思考机位。事实上我们拍摄之前的两三个月都在准备这件事情，所以现场拍摄还是挺高效的。”从客观上看，阿毛认为现在呈现出来的拍摄方式主要源自于某种职业惯性，“我们只有三脚架和摄影机，没有轨道，没有打光，没有办法做长时间的复杂调度，所以会大范围选择使用固定镜头的方式进行拍摄”。
尽管如此，片中仍然有一场东四和十条走在河面上的戏，运用了看上去颇为复杂的长镜头调度。不过在采访中，两个人表示他（她）们是用最简单的方式完成了这个场景——“我们剧本设定的时候，就想要找到有滑冰的人和打冰球的人。拍摄前三天左右，我们确实找到了这样一个地方，但河上的人没法去调度他们，所以只能设计怎么样利用他们去完成我们的东西。我们拍了三次，用了第二遍。”
对于这些不太常规的部分，大豆回忆到，自己之前看过一个戏剧，“最开始的好几分钟，那个戏什么都没有发生。它在用戏剧之外的方式制造戏剧感。”他们对于这个长镜头，并不担心过长，也没有刻意要拍这么长。“我们就是想允许这些流淌出来的东西存在于我们片子里，哪怕它有点儿怪。如果我们要留在完全正确的大道上，我们只能发出一些规规矩矩的声音，那会让我们感到无聊。”
《东四十条》剧照
放松，再放松
无论前期还是后期，《东四十条》的一大特点就是放松。
阿毛表示，自己在这个电影里投入精力的占比没有那么大，所以哪怕拍摄持续了一年，也没有被项目拖累的疲惫感。“就像打游戏，这一关打完了，下一关继续打。也没有想过最后会是什么样的，没有成与不成的区别。我相信不管怎样都能剪出来一个东西，是也是我的一种职业惯性。”
大豆也认为，自己没有太多关于这部影片的焦虑：“人只应该看自己脚下的路，往前多看100米都没有意义，因为它会造成太多关于成功和失败的思考。拍《东四十条》的时候，我们当时都没跟别人说，我们要拍一部电影，只有在项目里的人才知道。因为我们不想在这种吹嘘中，消耗掉自己的创作欲望。”
《东四十条》剧照
事实上，不光是两个导演心态放松，整个剧组似乎也都遵循着这套“放松”的逻辑。
比如，影片的摄影指导狄泽恺，原本就是住在东四十四条的一个邻居，《东四十条》拍到一半时，他就搬到上海居住生活，所以每次拍摄他都需要飞回北京，但看似折腾的情况似乎并没有给整个剧组带来太大的压力和负担，因为他每次都是 “接一个北京的行活，蹭一个差旅就回来了”。
“所有人做所有事都应该放松”，大豆说，“我们团队六个人对这件事都是非常认同的，它应该是一个很轻松好玩儿、干就完了的事儿。我们道具很多都是路边捡的，椅子、向日葵，连体馒头是自己蒸的，荷叶也是路边摘的，为了保鲜，放在洗衣机里养了一个晚上。”
当然，“放松”是创作心态上的，不是技术上的随意，也不意味着对各个部门要求的降低，“细节上也会很认真，每一句话都很讲究”。除了前期的精细之外，重要的也是寻找一个控制与变通的平衡点。
《东四十条》剧照
关于这一点，阿毛有他自己的想法：“我小时候老看漫画，那些连载的漫画很多都是读者写信到编辑部，说不能让这个人物死，于是漫画作者又需要把人物写活或者怎么样，但这丝毫不会影响漫画的伟大程度。”
阿毛自己的职业也告诉他，办法总是有的，无论如何都可以实现。“拍广告的时候，有很多套餐可以选择，你给我十万、五十万都能搞，不一定非要配齐什么配置才可以。所以我的职业惯性局势，给钱就改，不纠结，A路径也行，B路径也行。这也像打游戏一样，有很多办法通关，通关是最重要的。想的办法、出的招都是自己的，变化不会影响到影片的成色。”
庆祝无意义
“放松”也体现在影片的价值传递上。
大豆和阿毛表示，他（她）们二人对强价值的东西不是很感兴趣，尤其对很多电影“非要上价值升华一下”感到厌烦。“我蛮喜欢《雄狮少年》，里面的主角虽然得了冠军，但最后还是去打工，可能那样才是生活。包括《永安镇故事集》我也比较喜欢，因为生活里‘什么都不会发生’”。
阿毛认为“上价值是一种习惯性思维，像写作文一样。大家都已经形成这种做题思维了，你拍片，大家都会说这个意义在哪儿，讲了一个什么道理，总结一下主题思想，如果没有的话就觉得做这个事情干嘛”。
《东四十条》剧照
基于这点，《东四十条》拒绝输出任何强价值。“这个片子考虑的点在于不要让大家看到那么多创作者自怨自艾的东西，洋洋得意的东西，要尽可能地朴素、放松。如果有些多了，我们就会选择拿掉，如果三五个朋友说这个不太好，那我们也不会坚持。”阿毛说，“比如我们删掉了一场戏，那场戏的表达是我非常想表达的东西。一个人说‘现在是不是挺美好的’，另一个人说‘但我有时候也担心，美好的东西会让人变得平庸’。但我们把它删掉了，因为它对整个片子是没有帮助的，也觉得有点说教。”
大豆认为，“电影是一个交互艺术，不是那么自我表达的东西，是有传播的属性的，因此不可避免要考虑别人。”
“拍这个片子的初衷，就是要做一件有意思的事情，因为疫情期间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事做，没有乐趣。大家同时都在一种感觉，似乎做什么都没法对自己的生活有太大改变。现在疫情过去了，大家还是处在这个状态里，所以疫情其实只是一个放大镜、一种催化剂，让我们闲下来、慢下来意识到这一点。”
在采访中，大豆和阿毛表示，他（她）们虽然没有在北京经历过巨大的失落，但片子里的角色是有的：他们想要实现一些事情，又不顺利，但又不想过很平凡的生活。他们不是一直没有机会，而是有机会、有期待，但往往会落空，这样的过程里人就会变得疲惫。“现实里，很多人选择回老家，但那个地方也不是自己想找的，这就是一个现状，也是生活的常态。
大豆说：“这两年我们和电影也在一起成长，也隐约体会到，鼓楼人最大的命题，是接受自己的平凡，还能继续做自己现在想做的事。”
尾声
《东四十条》是外地人在北京生活的一个缩影。要不要在北京生活下去？能不能真的在北京实现一点什么？这可能是每个“北漂”面临的痛切问题。
当被问及是否厌恶这座城市，是否还想继续留在北京生活时，大豆表示，“现在住在这儿是肯定的，以后不一定，但现在还没有搬走的理由。”
阿毛则表示自己不喜欢二环外的北京，认为那些地方“没有特点，很无聊”。“二环里比较安静、便利，没有小地方复杂的人际关系。如果一直住在西二旗高碑店，肯定会讨厌北京，那里出了小区跟河北也没有区别，没有任何特点可言。”
北京似乎是一个能让人情绪放大而非平静的场域，任何情绪在这里都会被提纯、加浓。“很多人对北京的爱恨情仇都很强烈，讨厌也是很强烈的讨厌，很少在别的城市听到这样的情绪表达。”而他（她）们的下一部电影还是会关于这个让人爱之深恨之切的城市，尤其关于鼓楼，“我们就算做一个这么点大的地域，不断强化它，记录它，让大家逐渐明白，鼓楼到底是什么样的。”可以确定的是，下一部电影也会是两个人共同执导。他（她）们已经有了一点初步的想法。“人物会多一些，也多一些女的。”
至于《东四十条》到底能激起多大水花，给剧组里“邻居”们的生活带来多大变化，《东四十条》同名漫画公众号里，十条已经给出了答案：
“应该能接到一些武打戏吧。”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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