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爆发后，我军“总参谋长”一职实际上出现空缺，军委作战部的工作由作战部代部长李涛直接向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汇报。1947年3月18日，军委作战部随同中共中央机关撤离延安。为应对解放战争的困难环境，幸免全局性损失，3月26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清涧县枣林沟召开会议，决定将中共中央和军委领导机关一分为二，成立中央前敌委员会（简称中央前委）和中央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央工委），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前委，代表中央和军委在陕北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由刘少奇、朱德率领工委，前往华北负责中央托付的工作。随后又决定由叶剑英、杨尚昆等组成中央后方委员会（简称中央后委），在晋西北临县地区统筹后方工作，中央和军委指挥机关被一分为三。主管军委作战部工作的周恩来成为实际上辅佐最高统领毛泽东的副统领。1947年8月30日，中共中央决定：“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代理军委代总参谋长。”

周恩来参与解放战争的战略决策

周恩来在兼代总参谋长期间，协助毛泽东指挥了历时4年的革命战争，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胜利。决定中国命运的三大战争倾注了周恩来的大量心血，他不仅是组织者和实施者，更是战略决策者。

1946年6月下旬，虽然蒋介石已经发动全面内战，但是广大中间人士对和平仍旧存在着幻想，到10月11日，国民党军攻占解放区的大城市张家口，和谈已经破裂，而第三方面人士仍旧害怕破裂；国民党提出要很快召开“国大”，中共则要争取第三方面人士中的大多数不参加“国大”以孤立蒋介石。在这样的形势下，10月15日，周恩来给中共中央去电报提出：“在军事战略上应与政治相配合，在‘国大’前后不宜打出来，主要仍在解放区作战，易于歼敌。”11月16日，周恩来向中外记者宣告：国民党军队如进攻延安，中共将被迫从边区打出来，那就是全国变动的局面。中共只要紧靠人民，为人民服务，必能成功。中共“愿同中国人民及一切真正为民主而努力的党派，为真和平真民主奋斗到底”。

1947年6月30日夜，晋冀野战军横渡黄河天险南下，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20年来第一次向国民党反动派发动战略进攻。这个作战方针，是周恩来提出来的。早在1946年6月中旬，周恩来和几位友好的爱国人士商谈国内军事态势后，他给中共中央去电提出：“我如以两支强兵南下，一插津浦路东，一插路西，直抵江边，京沪局势必将大乱。”这是“大军南下、中原突破”战略的最初提出，这个意见得到中央的重视和接受。

员共32人，这是中央自撤出延安后举行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也是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会议。基于对敌我力量进展变化的深刻了解，周恩来在会议上提出：人民解放军应“准备若干次带决定性的大会战”。周恩来对整个战争形势进行了全面分析和研究。他强调：经过两年作战锻炼，我军消灭了大量敌人，缴获了大批现代化武器，加强了自己的装备，初步取得了攻坚战经验，不但能打运动战，而且能打阵地战。同时，人民解放军用诉苦、三查和群众性练兵的方法，进行了新式整军运动，提高了部队的政治和军事素养。周恩来在13日的会议上作了关于第三年军事作战计划与军队建设的长篇发言。他说，“第一，把战争继续引向国民党统治区，把战争负担加到敌人身上，并且应准备若干次带决定性的大会战”，“第二，今后仍力争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但攻坚战则可能增多”，使“攻坚与野战互相结合”，“第三，增强各战场的战争上的协同和配合”，“第四，做到后勤供应统一计划与相互配合”，“第五，军事组织逐步走向正规化、集中化”。他说，全国作战的“重心在中原，北线的重心在北宁路”。关于“战争第三年军事计划”，周恩来留下了宝贵的手稿。手稿是个提纲，共分八个部分：一、战略方针；二、作战计划；三、军队建设；四、后方勤务；五、干部训练；六、政治工作；七、克服军队无纪律性；八、军委在部队走向正规的过渡时期的准备工作。

第一攻占锦州为目标，以攻坚战开局，从而拉开战略决战的序幕。基于首战必胜这一基本原则，周恩来指出，“三大战争的序幕是济南战争”。毛泽东和周恩来缜密研究了战争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后，共同致电粟裕：“我们要求你们的是以一部兵力真攻济南（不是佯攻，也不是只占飞机场），而集中最大兵力于阻授与打援，济南是否攻克，决定于时间，而取得时间则决定于是否能阻援与打援。”这样不仅从战争的决策上，而且从战争的计划和部署上为夺取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在战略决战中挂帅，周恩来参与决策，并具体组织实施。当时，除了军委作战部外，周恩来还有个小作战室，他常到作战室了解情况，对敌我双方的战争态势、兵力部署、部队特点、战争力强弱，甚至国民党方面指挥官的简历、性格等都了如指掌。对前方的作战情况，一般经毛泽东和周恩来商量研究确定对策后，多数由毛泽东起草电文，少数由周恩来起草，而所有军事方面的电文都经周恩来签发。在战略决战的日子里，周恩来起草作战电报，最多时一昼夜达到22份。

周恩来参与解放战争的战略决战

对于东北的决战，毛泽东和周恩来开始设想用10个月的时间，组织三次战争基本解决东北问题。“决战阶段的斗争，是全战争或全战争中最激烈、最复杂、最千变万化的，也是最困难、最困难的，在指挥上说来，是最不容易的时节”。确定第一打东北后，我军进攻的主要方向第一应选在哪里是个问题。东北的敌人被压制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地区内，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央军委确定第一攻取锦州，以调动长春、沈阳之敌援锦，然后在锦州、山海关、唐山线连续大举歼灭援敌，争取将东北国民党全军就地消灭。同时，攻占锦州，也就切断了敌人东北与华北两个军事集团的联系，也切断了东北向华北撤退的通道，将东北敌军封闭在东北各个歼灭。

9月12日，锦州战争打响后，蒋介石意识到东北国民党军撤退的大门有被关闭的危险。他急忙调集了22个师又3个旅的兵力，组成东、西两个兵团增援锦州。我军攻克锦州后，蒋介石两次飞到沈阳，部署“总退却”。他指示廖耀湘率“西进兵团”夺回锦州，保护东北国民党军撤回关内。东北野战军首长发觉敌人动向后，向军委建议在辽西地区消灭妄想退往关内的全部敌军。毛泽东、周恩来认为原先设想的最理想情况已经出现，应立刻抓住战机，力争迅速解放全东北。他们指示东北野战军将廖耀湘兵团诱至辽西地区，予以歼灭，同时强调，必须以一部兵力“堵塞沈敌向营口的退路”，“只要此着成功，敌无逃路，你们就在战略上胜利了”。

锦州解放后，周恩来立刻起草中央贺电，这次贺电与往常的贺电不同，往常都用中央军委的名义，这次用的是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可见中央对第一攻打锦州和取得锦州作战胜利的重视。人民解放军攻克锦州，使东北战局发生了急剧变化。10月15日，蒋介石再次飞抵沈阳，严令长春守军向沈阳突围。长春守军中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于17日起义，使我军操纵了长春东城，接着新七军官兵也纷纷投诚。18日，周恩来起草中央军委致东北局并林彪、罗荣桓电，要他们对曾泽生“应开会表示热烈欢迎”。19日，郑洞国率余部放下武器，长春和平解放。

将来沿津浦路南下，直捣长江下游”[28]。电报要东北野战军考虑改变原定的休整到12月末的计划，提前进关。

18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东北野战军取捷径以最快速度进关。中央军委正式公布东北野战军提前入关的指示，规定东北野战军“全军或至少八个纵队取捷径，以最快速度行进，突然包围唐山、塘沽、天津三处敌人，不使逃跑”。29日，平津战争开始。12月中旬起，周恩来协助毛泽东指导平津前线领导人开始同傅作义派来的人员进行谈判，基本原则是争取敌方放下武器。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争胜利结束。至此，蒋介石国民党的精锐主力已被消灭。15日，天津解放。31日，北平和平解放，平津战争胜利结束。

从1948年9月12日至1949年1月31日，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争历时4个月零19天，共歼灭国民党军154万人，基本上歼灭了国民党的主要军事力量，为夺取中国全国性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解放战争是一部威武雄壮的战争史诗，辽沈、淮海和平津三大战争，把这部战争史诗推向了高潮。大决战的胜利，是党中央集体领导的结晶，是毛泽东、周恩来天作之合的结晶。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代总参谋长周恩来辅佐毛泽东于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参加指挥了这场震惊世界的伟大战略决战。“在开展三大战争的日子里，周恩来是最忙的中央领导人，仅起草电文就达86篇，处理其他事务更是难以计数。说三大战争的胜利，凝聚了周恩来的心血毫不过分”。战略决战的胜利，充分展现了周恩来非凡的胆略和娴熟的指挥艺术。

除了参与指导决战外，周恩来还承担了解放军后勤保证的组织领导工作。为适应战争形势的进展，他要求军委及各级后勤部门的工作必须“一切服从前线，一切为了前线”。1948年12月26日，周恩来组织召开了军委后勤工作会议，总结战略决战阶段后勤保证工作的新经验。会议总结了解放战争两年半来的后勤工作，为了更有效地保证大规模的决战和向南方的大进军，制定了后勤工作的方针：一是军委后勤统一领导，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调度与统一规律标准，各大军区在军委后勤的指导下，分担后勤各种任务，保证野战军的供应；二是健全组织机构；三是坚持与贯彻各种制度，克服贪污浪费的现象；四是加强工作的科学性和纪律性，以提高工作效率。他在总结报告中指出：“战争是五年计划三年完成，后勤工作就加重、加快、加大了。前后方合作才能更快地从根本上打倒蒋介石，取得全国胜利。”他提出“部队要正规化，第一是后勤工作要正规化”的思想，指出“后勤工作的中心关键在于检查效率”。全国后方勤务工作要“在分区经营的基础之上，在可能与必须的条件下，有重点地、有步骤地走向统一”。周恩来组织领导战略决战期间后勤保证工作的实践，以及对后勤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思索，为战略决战的伟大胜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周恩来领导解放战争第二战场的斗争

勃兴起后，1948年8月24日，周恩来在为中央起草的文件中及时指出：国统区的党组织“必须有清醒的头脑和灵活的策略，必须依靠广大群众而不要犯冒险主义的错误”，“在城市方面，应坚决实行疏散隐藏、积攒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凡是已经暴露或为敌特注意的分子，都应设法离开岗位，第一向解放区撤退”，“凡未暴露而又未为敌特注意的分子，应继续深入隐藏”，“以便积攒新的力量”，“隐藏后的组织形式，应采取抗战后期的经验，实行平行组织、单线领导、转移地区不转关系的方针。在蒋管区城市中的党的领异机关，亦须严格遵守单线联络、分散领导的原则，不得违犯”。

周恩来组织策动国民党军的战场起义

海战争发起的第二天，原在运河以东的国民党军第七兵团兵团部及所属两个军就撤到运河以西，另三个军也到达运河东岸，准备向徐州靠拢。在如此紧要时刻，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我党地下党员何基沣、张克侠率3个半师共2.3万余人在贾汪、台儿庄地区起义，为我军切断敌第七兵团的退路制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我穿插部队乘机按预定计划，穿越第三绥靖区防区，直插陇海路，切断了敌人西窜的退路。

辽沈战争期间，在我军强有力的军事政治攻势下，困守长春的国民党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率部起义，动摇了敌人死守长春的信心。周恩来认为这是一个争取国民党高级将领，特别是蒋介石嫡系将领的一个极好机会。中共中央同意这个分析，由周恩来起草致东北局和东北野战军首长的电报，告知国民党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长春守军司令郑洞国“现即已动摇，可努力争取之”。随后，周恩来又亲自给郑洞国写信，劝其“回念当年黄埔革命之初衷，毅然重举反帝反封建大旗，率领长春全部守军，宣布反美反蒋、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赞成土地改革，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行列”。10月19日，郑洞国率部起义，长春宣告解放。

平津战争发起前，周恩来指示华北局加强对傅作义集团的政治攻势。人民解放军以凌厉的攻势迅速将新保安、天津之敌歼灭，迫使傅作义接受了人民解放军提出的条件，同意放下武器，进行和平改编。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在和平谈判中，双方还就解决绥远问题达成协议。协议规定，绥远的国民党军临时原封不动，使它在政治上站在人民方面，以后再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北平方式”“绥远方式”是人民解放军对国民党军实行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相结合原则的重大进展，不仅取得了平津战争的伟大胜利，而且与攻歼天津守敌的方法并列在一起，成为尔后解决国民党军残余力量的三种基本方式，对加速人民解放战争的进程，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据统计，解放战争中起义人员达177万，占被歼敌军总数的22％。这些起义，增强了解放军的政治声势，减少了战场的阻力、压力和牺牲，加速了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这一切都包含着周恩来倾注的心血和无数情报工作人员的卓越功绩。

结语

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正式成立，统一管辖和指挥人民解放军及其他武装力量。毛泽东任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程潜任副主席，“由周恩来主持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由徐向前任总参谋长，聂荣臻任副总参谋长，至此，周恩来结束了两年多的“代总参谋长”一职。

中国人民解放军从小到大，从无到有，从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到1949年，已经进展成为一支拥有四百万人的大军。周恩来为这支军队的创立、成长和壮大，付出了巨大的心血，作出了极大的贡献。二十一年来，他的工作和战争，始终同我军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参与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革命历程，也是我军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光辉历程。在他的身上，凝铸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无产阶级的优秀品行。他的崇高精神和人格，感召和培育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已经成为推进我们党和国家事业的一种巨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