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在中国，1971年7月

基辛格其实压根儿就没去纳西亚加利。

一个声东击西的车队的确飞舞着美国国旗，长鸣警笛地蜿蜒开上纳西亚加利凉爽的山路。

与此同时，基辛格已被迅速地送抵伊斯兰堡机场的军用区域，一架配备了中国导航员的巴基斯坦波音707飞机已经在那里等候。

他带了三位助理随行，即温斯顿·洛德、理查德·斯迈泽和约翰·霍尔德里奇。

同行的还有保护基辛格的特勤人员约翰·瑞迪和加里·麦克里奥德，他们是忠诚、认真的特勤人员，他们正在担心还没有对纳西亚加利宾馆实施安全检查时，突然就被簇拥着上了一架配备敌国领航员的非美国飞机，飞往一个有多达8亿民众拥护共产主义的国度，而且其中很多人还配备了武器。

在飞往中国的途中一位中国官员问基辛格，为什么需要这样保密？难道基辛格觉得跟中国领导人见面是羞耻的事？他回答说不是的，然后他竭尽全力地解释为什么他认为保密是必要的。当飞机靠近中国边界时，温斯顿·洛德起身走向驾驶舱。后来他还开玩笑，说他只是想成为第一个进入新中国领空的美国官员。

1971年7月9日星期五，刚过了中午，基辛格一行飞抵北京。他们被带到一个维多利亚风格的国宾馆，宾馆所在的公园四周有围墙，内中有一个蛇形的湖，上面架设着许多优雅的小桥。在那里周恩来总理接见了基辛格。这位消瘦、儒雅的中国总理是参加了长征的老同志，在他的73年岁月里参加领导中国革命已50余年。想到当年杜勒斯拒绝握手的无礼事件，基辛格特地“大姿态”地伸出手来。据他回忆：“那是把历史遗留问题一笔勾销的第一步。”

在他后来向尼克松提交的报告里，特意对周恩来做了栩栩如生的描述。他写道：“他既善于抒发哲学宏论，也能侃侃而谈地分析历史，他会巧妙地打探，也会机智地应答。”基辛格这好像也是在描述自己。周总理使举座注目的不是魁伟的身躯，而是他“神情中显露的有控制的张力”，这使得“他看起来仿佛一根上紧的发条”。他表情丰富的脸上最引人注目的是那双锐利的眼睛，眼神里透着专注、警惕和自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22年里，他一直不疾不徐、平静地，以一种有节有度的热忱肩负着也是毛泽东唯一的总理的职责。

在两天的时间里，基辛格与周恩来进行了17小时的会谈。有时他们一场会谈可以长达7小时。可是周总理显示了只有真正伟大的领袖才具有的雍容气度—而这正是基辛格欠缺的素质—他从来不流露一丝烦躁，从来没有人来打断他，从来不让人觉得好像他有其他急事，从来不需要接电话，虽然他治理着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基辛格后来叹服道：“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办到的。”

基辛格当时只有一个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就邀请尼克松到北京举行两国首脑会谈达成协议。除此之外，他和周总理没有其他俗务缠身，他们有充裕的时间在概念层次上进行讨论。

当他的两名特勤人员紧盯着周总理，基辛格坐在他的厚厚的简报笔记前面，开始滔滔不绝地谈论两国的战略利益。周总理面前只放着一张纸。基辛格注意到他们之间你来我往的交谈虽有各自的套话，但流畅无阻，很像“两个政治哲学教授的对话”。

他们讨论的共同利益主要围绕着两国对苏联的不信任。基辛格破例地向中方提供他带来的有关苏联军事活动的超级机密情报。他甚至向周总理提供了美国的通信截听和美国拍摄的苏联在中国边界的军事设施的高清晰卫星照片。

在不开会的时候，基辛格充分享受了他热爱的中国菜肴。在这次访问曝光后，《时代》周刊的文章指出“留心观察的人都会注意到一个号称有胃病的人居然增重了5磅”。美方人员还有时间观光游览，基辛格和他的助理们受到特邀参观故宫。

最后周总理谈到尼克松与中方的首脑会谈，坚定地重申中方的一贯立场。周总理问，鉴于中美之间的巨大鸿沟，尼克松的访问意义有多大。

基辛格开始不客气地反驳，他说是否邀请尼克松决定权当然在中方。但周总理似乎没有接茬。基辛格才说了一点，周总理就打断他，说再不用午餐，烤鸭都凉了。午餐结束后基辛格接着对总理当天早上的那一番话进行反驳。但他说了几分钟，周总理再次打断他。周说，欢迎尼克松总统次年年初来华与中方举行首脑会谈，中国的高级外交官黄华会到基辛格下榻的宾馆就联合公报进行磋商。

基辛格喜出望外，但他高兴得太早了。黄华提出的草案上说，尼克松要求中方邀请他，而峰会的目的是讨论台湾问题。基辛格表示这是不可接受的。黄华建议不要逐点谈判，换个方式，由双方各自告诉对方自己的根本需要是什么，然后再尝试起草一份照顾到这些需要的案文。

这是中方的典型谈判做法，与基辛格惯用的抛出一个个小让步的切香肠做法大相径庭。中方希望一开始就把各自绝对不肯妥协的基本原则性问题摆在桌面上。然后他们会迈出大步并希望对方也迈出大步，争取尽快达成兼顾双方根本需要的协议。基辛格常说他很支持这种方法，可是在他与苏联、越南和阿拉伯国家的谈判里看不出他采用过这种方法。

在考虑了美方的意愿和需要之后，中方第二天早晨拿来新的公报草案。在很容易地做了一个小小的措辞上的改变之后，基辛格对结果感到非常满意。草案只字不提台湾。草案上说，“了解到尼克松总统表达的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意愿”，他将受邀于1972年初与中方举行首脑会谈。其目的是“寻求关系正常化”以及“就双方所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虽然尼克松一再叮嘱不要基辛格把他自己的名字放在公报上，公报还是这么开始的：“周恩来总理和基辛格博士……”

当基辛格在中国敲定了首脑会议的协议，就向白宫发了预先说好的暗语“Eureka”（“我找到了”）。他先飞到巴黎与北越的黎德寿密会，然后飞抵圣克利门蒂向总统做了比较详尽的汇报解释：这是一份有关他在中国49小时逗留的单倍行距的40页报告。报告最后的结论是，“我们为您和毛泽东翻开历史新篇章奠定了基础”。

7月15日星期四，尼克松事先未透露内容，在电视上做了一个简短的宣告，至少有一位电视评论员瞠目结舌了将近10秒才说得出话来。这一招顿时让所有他的敌人—苏联、北越、新闻界和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民主党人—来个猝不及防。

一时，尼克松沐浴在一片赞扬声中。专栏作家麦克斯·勒纳写道：“出其不意的政治手法引领人们穿过惊讶之门后进入希望的国度。”巴黎的《法兰西晚报》大标题称之为“尼克松的大手笔”，并说它“使整个国际局势大乱”。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迈克尔·曼斯菲尔德说：“我感到惊讶、愉快、高兴。”乔治·麦戈文则说：“我赞赏总统的超前想象力和明智的判断。”

当天晚上，尼克松一反常态地在庆祝时与他的工作人员进行社交互动。他带上基辛格、埃利希曼、霍尔德曼和罗纳德·泽格勒乘直升机到洛杉矶的佩里诺餐馆进晚餐。在尼克松年轻的时代，佩里诺餐馆是很时髦的，但此时已今非昔比了。它已经被卖给一家连锁店，主要客源是大巴载来的游客。由于总统光顾，餐馆经理急忙把佩里诺老先生找回来招呼客人。

基辛格和尼克松煞有介事地讨论着喝哪一种波尔多红酒才不辜负这样的场合。侍酒师建议喝一种很特别的酒，过了一会儿就拿来一大瓶1961年的拉菲古堡红葡萄酒。据埃利希曼回忆：“我不懂酒，喝起来觉得稍苦，但是我们两位‘专家’尼克松和基辛格都说它极棒。”

这个晚餐气氛喜乐，但也有严肃的一面。他们对于这次推进新政策时做到保密举杯庆贺，尼克松强调将来需要对于这个新关系尽量少谈，尽量低调。他说：“不可以和新闻界进一步讨论亨利的中国之行。”基辛格立刻接茬说：“总统先生，您说的极是。如果我们多谈这件事，中方会认为我们不够严肃。”他们一致同意绝对不可以再向新闻记者进一步吹风。

餐后，尼克松穿过餐馆，在玄关逗留了一阵子，向周围的人介绍基辛格，说他就是刚访问了中国的人。那些游客听了都一头雾水，因为他们当晚并没有看电视上的有关报道。基辛格后来写道：“在他功成名就之际，理查德·尼克松却奇怪地显得脆弱，他渴望得到认可，但是又不怎么能够缩小他刻意与别人保持的距离。在这个意义上，佩里诺餐馆这一幕象征着理查德·尼克松的胜利和悲剧。”

埃利希曼对这一幕没有那么高的评价。餐后，当“总统和基辛格跳起来，开始在餐厅里各处走动，与人握手时”，负责此行后勤的海军助理把埃利希曼拉到一边指着佩里诺说：“那个老强盗给那瓶酒开价600美元。”埃利希曼告诉他，就给300美元现钞，他爱收不收。佩里诺收下了。泽格勒后来告诉记者那瓶酒只花了40美元。

但是庆祝声中有一个不协调的声音。美国政府没有处理好对华开放新政策里最棘手的一个问题，那就是日本。华盛顿已经向东京郑重保证美国在向中国做出任何示好行为前必先与日本充分协商。由于基辛格对秘密行动的偏好，他对日本关切的蔑视，以及因为他不想让国务院介入，美方在这件事上违反对日本的承诺产生了极具破坏性的后果。据前驻日本大使，当时担任副国务卿的乌拉尔·亚历克西斯·约翰逊回忆：“多少年来，没有什么比美国有朝一日会对北京政策如此突如其来的大转弯更令日本政府忐忑不安。”

即使保密是至高考虑，当时也绝对有其他更恰当的方式来对待这样重要的盟国。事实上罗杰斯原来计划要约翰逊在这一重大宣布的前一天赴东京亲自把消息提前告知日本，却遭基辛格否决。他告诉约翰逊，尼克松总统太担心消息会走漏。这个借口也很奇怪，因为在那个时间点，即使消息走漏了，也不会有什么严重外交后果。资深政治家乔治·博尔说：“再怎么说，走漏消息的后果也没有因跟日本政府缺乏协商而产生裂痕的后果严重。”

基辛格本来也可以在刚离开中国时，让斯迈泽或者霍尔德里奇飞往东京。这样的话，虽然日本政府还是会感觉不快，但至少他们不会有被公开羞辱的感觉。基辛格觉得这一失误仅涉及礼仪。他说，当时如果派北京之行的一位助理到东京亲自向日本首相通报情况“是比较礼貌和为人着想的。这样既做到了保密，又对一个规规矩矩的好朋友表达了礼遇。这次事件是一次严重失礼”。

基辛格表示两个首脑会谈当按照原来安排的顺序举行。苏联当初对莫斯科峰会的提议扭扭捏捏，结果为此付出了代价。莫斯科首脑会谈定在1972年5月，也就是比北京首脑会谈晚三个月。

7月15日宣布基辛格秘密中国之行后，他立刻跃升为国际名人。他上了新闻杂志的封面，各大电视台制作了有关他的专门报道，全国报纸都以头条介绍他。《纽约时报》在一篇大标题为“莫测高深的西洋人”的文章里说：“这位48岁的外交政策专家制造了一种假象，仿佛他就是整日穿梭在鸡尾酒会上的上宾，而他其实是在替总统推展外交事项。”《时代》周刊写道：“他的事业正如日中天，此时他已享誉全球，拥有极大的影响力，这是大多数教授只能在图书馆里读到的成就。”

破坏了尼克松的美梦的是那最可怕的噩梦里的幽灵—基辛格，这位乔治敦和建制派新闻界的宠儿。总统推出的最有魄力的一项政绩却被基辛格抢尽了风头。霍尔德曼的私下会议笔记揭露，尼克松气疯了。总统下令：“绝对不可以搞任何背景吹风。他必须停止与《时代》周刊或《华盛顿邮报》的人，包括专栏作家见面，约瑟夫·艾尔索普除外。”（艾尔索普除外这件事情是蛮有意思的：他是个业余考古学家，基辛格要给他一个有关中国考古重大新发现的独家消息，指的是一个公元前2世纪的古墓，里面葬着一对身着金缕玉衣的皇族夫妇。后来艾尔索普在得到这个独家消息后写的专栏里当然少不了对基辛格的聪明赞誉有加。）几天后，尼克松说了更重的话。基辛格必须“在自己周围筑起一道绝对不可逾越的高墙，不得以任何理由见《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或全国广播公司的人”。

可是基辛格还是展开了一系列紧锣密鼓的吹风活动，这样下来，一个星期内西方世界很少有出版物不刊登文章，用大量精彩细节讲述他如何神不知鬼不觉地溜出巴基斯坦，他与周恩来总理有过多少小时的会晤，中国领导人多么聪明，以及他在中国如何大啖美食。他在一次与新闻杂志记者会晤时说：“当时我说英语时，比平日更注重动词的顺序。”

为了从基辛格那里夺回向新闻界就外交事务吹风的主动权，尼克松不久也雇用了美国广播公司的新闻记者约翰·斯卡利帮助自己夺回光环。他的任务就是作为总统的外交政策及公关顾问，通过霍尔德曼专门为尼克松服务，这样做很快就导致与基辛格关系的恶化。斯卡利曾经告诉一名记者：“我才不把亨利当回事。”

基辛格的中国行几个星期后，尼克松把斯卡利召到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他桌上摆着四篇关于基辛格访华的文章，总统怒不可遏地问：“你看过这些文章吗？”

斯卡利回答：“看过。”他已八九不离十地猜到是怎么回事了。

“总统先生，恐怕是亨利吧。”

尼克松做出一副无辜的表情问：“他不是答应过不跟记者谈话了吗？”总统沉默半晌，脚在地上点了一下：“你能找出基辛格和记者谈话的证据吗？”

斯卡利回答说：“我试试看吧。”

在那个年代，所有进入白宫西翼办公室区的记者都必须拿到约定时间的条子，总机接通的所有电话都留有记录。斯卡利使了一个小诈去找特勤局。他说政府受到许多批评，说政府对新闻界不够开放。为了证明他们的批评没有依据，他要收集过去几周所有和白宫助理谈过话的记者名单。在他写给总统的报告里，斯卡利透露基辛格在那段时间里在他的办公室和记者会晤了24次。除了两人，其他所有与他会晤的记者都写过他访问中国的报道。

可是尼克松的态度存在一种矛盾的、精神分裂般的特质。他一方面抱怨基辛格与新闻界过从甚密，另一方面他又要一些记者去找基辛格。霍尔德曼的文件里有一份鲜为人知的7月19日尼克松写给基辛格的备忘录，那正是尼克松命令基辛格切断与媒体一切接触的时候。文中总统提到自己时用的是他名字的英文名缩写RN。

1971年7月19日

收文者：亨利·基辛格

发文者：总统

在与新闻界谈话时，你可以用的一句很有力的说法，就是RN做好了参加这次首脑会谈的充分准备。你可以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许多方面，他的人格特质和背景与周总理很相似。我现在列出几点你可以特别强调的内容。

1.强烈的信念。

2.从逆境中脱颖而出。

3.在危机中见真本事，冷静，处变不惊。

4.坚强有魄力的领袖。

5.眼光长远的人。

6.有哲学思考的人。

7.工作时不需要预先准备笔记—RN在和73位国家元首会晤时，在完全不用稿子的情况下，跟他们进行了长达数小时的谈话。

8.一个了解亚洲的人。

9.一个低调的，看上去近乎温柔的人。他的立场越是强硬，通常他的声音就越低。

你可以说所有这些特质都是你在周恩来身上看到的……

虽然他不可能真的去跟记者强调“低调的，看上去近乎温柔的人”这个说法，但基辛格在第二天接受休·塞迪专访时还是落实了总统的指示。塞迪在下一期的《生活》杂志的专栏里最后一段很能说明基辛格与总统和新闻界的关系：

基辛格发现中国总理与我国总统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周恩来和总统一样说话柔和。他不会在细枝末节上挑刺儿，而尼克松也不屑于使用这种外交手法。周恩来热情地阐述他的意识形态，但不会因此妨碍了现实主义，尼克松也是如此。周恩来在20小时的谈话中一个笔记、一篇稿子都不用，尼克松谈话时也是这样的。

那年10月基辛格二度访华，这次是公开的。他回忆说，在中国期间他有幸观看了一场革命现代京剧，“那种艺术形式略显枯燥，戏中坏人就是恶的化身，一律着黑色衣服，好人则穿红色衣服。我看了半天，觉得那女孩在与拖拉机谈恋爱。”次日他受邀去爬长城，行程完全公开，几乎所有的报纸都以头版刊登了他游览长城的照片，这下子尼克松又气不打一处来。

基辛格二次访华的主要目的是背着国务院起草一份尼克松和周恩来将在1972年2月首脑会议上要“谈判”的公报。基辛格提出一份故意和稀泥的案文，让他讶异的是周恩来读了之后严斥案文掩盖了两国重大分歧。基辛格给予美方案文一个在中方看来最大的侮辱：周恩来说这是苏联才会拿出来谈判的案文。

周恩来提出一个新建议：两国发表的公报应指出两国共同利益—其中首要的就是抗拒苏联霸权—但也应包括一段由双方各自陈述对有分歧的问题的立场。基辛格第一反应是认为这样反映分歧的协议要不得。他后来写道：“但是经过进一步思考，我逐渐了解到就因为这种具有新意的做法，反而可能解决我们的困扰。”他们你来我往地商量哪些问题过于具有爆炸性而双方都不宜表达，最后商定了案文。

中方当时提议基辛格在10月中第二次到访，而基辛格也同意了，他没想到这正是联合国决定是否由中国取代台湾在联合国席位的年度投票时刻。中方或许觉得这是美方在这个问题上让步的微妙表态。但事实上美国驻联合国新代表乔治·布什已得到指示，要他尽量阻止台湾被逐出联合国。但由于基辛格如此招摇地在北京向中方示好，布什终未能完成任务。联合国大会以76票对35票逐出台湾。

布什在他的1987年的竞选自传中很少对什么人说过重话，唯独对基辛格颇有微词，认为他没有足够的先见之明，没想到挑那个时间点访华日后会对他不利。布什写道：“更难理解的是亨利告诉我，他对于联合国就台湾会籍的投票结果很‘失望’。我也很失望啊。但由于当时我们在纽约说一套，在华盛顿做的是另一套，那个投票结果是无法避免的。”

为了让基辛格在联合国就台湾问题最后做唱名表决时暂时避一避风头，他奉命在回美途中在阿拉斯加停留一天。基辛格用他惯常的含蓄语言说，何况尼克松“对于我在媒体的曝光仍然感到不安”。白宫特地安排让他的飞机滑行到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的一个偏僻的角落，避开了新闻界和摄影机，才让他下机。他后来说：“那不是英雄凯旋的场景。”

不管美国总统是谁，北京和华盛顿在20世纪70年代迟早会改善关系，因为那时中苏关系的裂痕在日益加剧，而美国减少了在越南的军事参与也让中国不再担心美国会入侵中国。但是尼克松和基辛格—当然还有周恩来—的功劳是促使中美关系的和解来得更快。尼克松的功劳在于他独到的远见和坚持不懈的努力推动了进程；基辛格则把这个新政策落实，并将它纳入一个以美国为支点的全球三角平衡基础上的外交政策框架。

基辛格的头脑和哲学修养—比起像罗杰斯那样的人物—更适合与周恩来的智慧和活跃的想象力平起平坐。基辛格的前助理，也是经常批评他的罗杰·莫里斯说：“向中国开放的政策要是没有尼克松的远见就不可能开始或继续，同样，没有基辛格就不可能如此完美地落实。”

由于当时人们普遍对越战感到愤怒，因而孤立主义抬头，在这样的氛围里，尼克松和基辛格得以在一段时间里捕获了美国的民心。向一个遥远的国度戏剧性地开放让人们充满遐想，颇感振奋，同时它也是合情合理之举。原先美国民众对于美国是否有能力进行创新性外交或者是否能在世界上发挥正能量是抱悲观态度的，如今这种心情暂时化解了。

就像湖上破冰来得突然，向中国开放的政策使得越战一下子显得不合时宜。对于北京和华盛顿以及莫斯科，在东南亚丛林里的这场冲突—不管是从意识形态上，还是从战略上来说—突然间更像是一个麻烦的历史遗留问题。在美国，原来打越战的一个理由是需要遏止中国共产主义威胁的蔓延，如今这种需要似乎不那么迫切了。

随后，中国向河内转交了一份美国的和平倡议，似乎意味着默许该倡议，并表示“推翻西贡伪政权是个长期问题”，意味着这不是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非军事区（DMZ）的另一边，也就是南越，也有类似的不安。阮文绍总统怀疑基辛格已认定南越的生存不是那么重要了，所以不应干扰美中之间的和解。阮文绍当时跟他的官员们说：“美国一直在找更好的伙伴，现在尼克松终于发现了中国。他不打算再与老情妇纠缠，他开始嫌弃南越已经变成了黄脸婆。”21

也许向中国开放政策的最有趣的结果就是它改变了美国民众对外交政策的看法。在那之前，需要美国介入的世界大事通常都被描绘成善与恶的斗争。当正义需要强权的保护时，美国就像西部牛仔片里的警长一样，很不情愿地被迫出手，至少大多数美国人愿意这么想。

现在，外交政策里突然冒出一个完全不同的东西：不再是坏人和好人之间的冷战对峙，而是美国为了维护国际稳定而必须平衡的一整套错综复杂的、道义上暧昧的关系网。这种角色不再那么单纯、那么干净，而且对于美国这样一个历来不放心权力均衡外交政策的国家来说，承担这个角色也是蛮不习惯的。

本文经授权摘自沃尔特·艾萨克森成名作《基辛格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