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其琛退休之后，这还是李肇星第一次来看望他。面对这位外交之路上的“引路人”，李肇星罕见地犯了难，待会儿怎么称呼钱其琛老先生好呢？

他纠结了一路，最后还是决定沿用警卫员对钱老的称呼，还是叫“前副总理”。

没想到钱其琛老先生却皱了皱眉头：“肇星呀！你这文学素养怎么还不如当初了，刚见面四个字就讲错了三个。”

钱其琛老先生何出此言呢？李肇星与钱其琛先生之间又有着怎样的交集呢？

山沟沟里走出的外交家

李肇星的家世同书香门第这四个字沾不上半点关系，他出生于山东省青岛市的一个小乡村，父母也是老老实实的农民。

家里唯一与众不同的就是李肇星，这个小书呆子在附近十里八乡可谓是远近闻名。

乡亲们一开始还打趣他读书读傻了，见了人也不爱说话，后来乡亲们逢人就开始夸耀，我们村有个后生考上了北大，从小就觉得那个小子不一样。

1959年，李肇星被北大英语系录取，那时候的他还在因为没有进入中文系而失落，哪曾想他人生的岔路口就此打开。

1964年，外交部冲着李肇星打开了大门，但是这个时候他还没有真正迈进外交部的门槛，还得先去北外的翻译进修班好好修炼一番，等他再次毕业时他的英语水平已然到了翻译家水准。

此后领导又安排他出国工作了几年，让这位刚刚从校园中走出来的后生，好好磨炼一下处理外事的水平。

从小山村到国外，李肇星的人生像开挂一般称得上顺风顺水，可这仅仅是个开始，等他回国之后他遇到了人生中最强的“外挂”钱其琛。

1977年，刚刚从肯尼亚归国的李肇星带着激动与忐忑的心敲开了新闻司的大门。

却没想到，刚说第一句话就闹了笑话，他对正在埋头办公的钱其琛先生喊了一句：“钱司长好！”

钱其琛时任新闻司部长，按理来说“钱司长”这个称谓并无不妥。所以当时的李肇星还以为是自己的山东口音比较滑稽，有些不好意思地挠挠头。

办公室里的同事看出了他的无措，连忙作出解释。原来钱其琛这个领导平日里并没有什么架子，所以“钱司长”这个称谓在内部人员里面还是第一次见，他们平常都“没大没小”地直呼“老钱”。

在一声又一声的“老钱”中，李肇星与钱其琛的关系逐渐熟络起来，他们经常会一起讨论如何处理外务，如何将话说得更加妥帖，李肇星从这些谈话中受益匪浅。

1983年，李肇星怀着忐忑的心情踏上了前往莱索托王国的飞机，他将在中国驻莱索托王国大使馆担任一秘的工作，这对他来说既是机会也是挑战。

彼时莱索托王国与中国刚刚建交，一切工作都处于摸索阶段，再加上李肇星本身就是半路出家，高强的高压的工作经常让他身心俱疲。

这时候钱其琛的话语时常回响在耳边，要和同事保持良好关系，要保重身体，专心工作。

1985年，李肇星再次归国，这一次他将以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的身份面对大众。

而钱其琛就主持了我国第一次外交部答记者问。

外交是没有硝烟的战场

1982年，苏联领导人首次公开承认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可谓是一个跨时代的突破。

并且苏联还首次就“台湾问题”表达了自己的主张，苏方承认“一个中国”政策。

这对于当时的国际政治形势来说可谓是投下了一枚炸弹，要知道在二十世纪60年代之后，中苏之间的友谊受到了挑战，两国之间的关系逐渐降温。

对于苏联的突然示好，中国会怎样回复必然会引起大家的广泛关注。

但彼时的中国外交部除了再次思考恢复内容之外，还在考量另一件事，此前中国并没有正式的外交部发言体制，中国也想借助此次机会将外交部答记者问的环节明确下来。

时任中国外交部部长的钱其琛先生接下了这个艰巨的任务，他仅仅用三句话结束了中国的第一次外交部答记者问，也正是这三句话打开了中苏外交的新局面。

“唇枪舌剑”在外交场合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外交人员说出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会被无数媒体从业人员翻来覆去地解读，文字游戏与言语漏洞是他们最爱的戏码。

有人将之誉为没有硝烟的战争，那么这些外交官与战士也没什么区别。

钱其琛是战士中的佼佼者，李肇星则就像他一手栽培出来的继任者，1982年的时候，李肇星站在钱其琛身旁担任翻译；1985年，李肇星就成为站在发言席位上的那个人。

没有人能够一口吃成胖子，李肇星总是在天才也总归需要一个成长的过程。

而在这个过程期间，钱其琛像是他的导师，他的灯塔。

1993年，港澳回归工作提上日程，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钱其琛与英国外交大臣赫德，趁着出自联合国大会的机会对香港回归事宜进行了洽谈。

双方都有自己的底线，寸步不让之下这场会谈可算不上友好，甚至于中英代表人员已经要吵起来了。

没想到，就要不欢而散之时，钱其琛老先生用“积极成就”给此次对华做出了总结。

李肇星闻言十分诧异，在他看来双方都要吵成这个样子了，还算得上“积极”吗？

钱其琛解释道，有冲突才意味着中英双方都对香港回归这件事非常重视，并且即使已经爆发了言语冲突，两国仍然准备继续将这个问题谈下去，这就意味着这件事有妥善解决的可能。

赫德也对钱其琛的观点表示了赞同，双方默契的将刚刚争执的不快抛在脑后，甚至还表示有意进行下一轮的磋商。

这件事让李肇星大跌眼镜的同时也深觉受益匪浅，外交永远都是一项复杂且深刻的任务，必须拥有拨开表象的能力，看到事件背后的价值和可取之处。

唯一也是最后一次玩笑

钱其琛对于李肇星来说，一直都是亦师亦友的存在。

从翻译做到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再到后来的外交部部长，李肇星的仕途少不了钱其琛的教导与栽培。甚至可以说正是因为钱其琛，李肇星才能从半路出家的毛头小子蜕变成一名出色成熟的外交官。

因为这层孺慕，李肇星对于自己的“恩师”总是带着几分尊敬，不熟悉的人见了他们，可能会认为他们太过于公事公办。

然而，刨去上下级再刨去师生关系，二人因为高度一致的人生理想与政治追求完全有着成为忘年交的可能性。

2003年7月，75岁的钱其琛“卸甲还乡”回到大学当一名教授，离开了外交舞台，这位为新中国外交事业立下汗马功劳的老人终于可以好好地休息一下了。

这位老人在退休之后十分热心公益事业，作为一名外交家，他深知除了基础教育孩子们的视野需要进一步打开，而图书就是最好的方式，所以这位耄耋老人晚年对于捐书事业十分热衷。

并且退休后的钱其琛依旧在外交场合中发挥着余热，他在闲暇之余，将自己也数十年来积累的工作经验一点点撰写出来，国家几十年来的兴衰荣辱，也在他的笔下展现给世人。

千禧年之后，新中国正式踏上了发展的高速路，李肇星作为新一任外交部部长，自然也是分外忙碌。

直到2004年前后，李肇星中午腾出时间想要去拜访一下自己的良师益友。

在去，钱其琛先生家的路上，李肇星纠结了一路。一时之间，他竟然不知道该如何称呼这位曾经的上司，继续叫“钱副总理”吗？老先生已经退休许久了。叫“老钱”又总觉得不够妥帖。

直到来到钱老先生门前，警卫员拦住他说：“你也是来拜访钱副总理的吗？”

他才下定决心，继续以“钱副总理”称呼这位退休老人，警务员可以如此称呼，可是经过了钱其琛的同意的。

却不承想自己的问候刚一出口就被钱其琛打断，头发花白的老人笑着说他怎么越活越回去了，出口四个字除了一个姓氏“钱”，错了三个字。

恍惚间李肇星想起了钱老曾经对他的嘱托，不要过于在乎身份地位，这些只会拖慢了他前行的脚步。

钱老这一代人似乎都是这样的，永远克勤克俭，永远保持初心，永远为了自己的理想而奋斗。

过去数年的共事生涯里，二人一直维持着严谨周全的工作态度，这样的打趣十分难得。

这一刻倒是与李肇星第一次与钱其琛见面的场景有所重合，同样是刚刚见面就闹了笑话，同样闹笑话的原因是叫错了称呼，或许这才是钱其琛口中的越活越过去了。

2017年，钱其琛身体抱恙，同样退休在家的李肇星也经常前去看望，两人在病榻前常常回忆过去，言语之间仍然是中国外交事业的一些经验与技巧。

在李肇星最后一次采访后一周，钱其琛老人与世长辞，这位中国外交史上的巨人看着后人一点点实现了自己曾经的理想，终于，心满意足地闭上了双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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