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3月，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口号号召下，19岁的李克强来到了安徽省凤阳县大庙公社东陵大队插队。

从城市来到偏僻的农村，李克强起初并不适应，他曾一度全身皮肤溃烂，但农村也让李克强深深了解了什么是贫困和饥饿，磨砺了他吃苦耐劳的品格，在插队的那段日子里，李克强白天拼命干活，晚上坚持挑灯夜读，他还尝试着把自己的知识用于实践，带领农民科学种田，推广水稻良种，深得农民的拥护和公社党委的赏识。

1976年5月，李克强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一刻，他意识到自己真正长大成人了。同样在这一年，李克强还担任了大庙公社大庙大队党支部书记。

1977年8月，邓小平拍板决定当年恢复高考，李克强得知这个消息后，激动不已。在这年12月，李克强成为了当年570万高考考生中的一员，走进了那个改变一代人命运的考场。

李克强本来想报考北大，但他听说北大的录取比例是29∶1，为了保证有大学上，他将北大填到了第二志愿。幸运的是，1978年夏天，李克强被北大法律系录取。

后来李克强在回忆此事时，感慨地说：

在生存欲和求知欲的交织驱动下，我还是在第一志愿填写了本省一所师范学院的名字——在师范学院读书是不必付钱的。即便如此，我对北大依然存有难以抑制的向往，于是又在第二志愿的栏里填下了北大。大概是因为北大有优先录取权，居然录取了我。

北大期间的李克强堪称“学霸”：为了背英语单词，他做了个小本子，正反面写上单词和释义，走在路上在背，上食堂吃饭排队时在背，外出坐公共汽车等车时也在背，所以他在大三后就能翻译英文原版法律文献，他1980年翻译的《英国宪法资料》被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选用1万多字；他还被推选为校学生会主席，创立了北大学生议会常代会，展现出了极强的组织能力。

正是因为品学兼优，李克强成为了著名法学家龚祥瑞教授的得意门生。李克强经常会来到龚祥瑞家里，与他讨论民主与宪政，谈到深夜时，龚祥瑞会从柜子中取出白酒，李克强和同学们则出门买来花生米，大家就着烟酒，挑灯夜谈。酒酣人困之际，老师不拘小节，学生便就地留宿。

80年代初，计算机技术革命初兴，龚祥瑞写了一篇介绍新技术向社会领域侵袭的文章，然后交给李克强进行补充删改。李克强改好以后，龚祥瑞十分认可，专门把李克强和他的名字并列在一起，拿到一家法学杂志去发表，这令李克强十分感动。

1982年1月，李克强顺利从北大毕业，他被评为北大优秀毕业生。1月10日，李克强给一位叫宋健的同学写下了这么一段赠言：

纯真而不欠闻达，善良而不失坚强。把生命高举在尘俗之上，又溶化于社会之中，这应该是我们这一代的共同追求。

毕业前夕，李克强面临着人生的又一次选择，他的许多同学都选择了赴美或赴法留学，李克强也用两个月的时间复习了有关课程，雄心勃勃地准备留美考试。同学们都说：“李克强这次稳拿！”

但北京大学的党委副书记马石江看中了李克强的领导才能和沉稳性格，先后10多次找他谈话，要求他留校担任共青团北京大学委员会书记，领导学校近万名共青团团员，在马石江的多次思想工作下，李克强最终放弃了留学，选择留校。

这个消息很快传遍了北大校园，很多同学都为李克强感到不值，有人说：“克强，你可亏了，留学变留校，当个团干部。做那工作，把块材料给可惜了。”

其实做学生工作，对李克强来说可谓是轻车熟路。担任团委书记后，李克强将北大的共青团搞得有声有色，非常活跃，增近了与学生的距离，他组织了北大首届文艺周，9天内演出了7台105个文艺节目，在学校与社会引起良好反响，营造出浓厚的校园文化气氛，培养了学生高尚情操，增强了学生自身的时代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

工作后的李克强并没有放松学习，他仍然师从龚祥瑞，专攻《外国商法》。有一次，李克强在参加一次会议时，与国学大师季羡林同住在西苑饭店，当时他正在翻译一部英国的法律专著，遇到了一个很难懂的古词语，便主动向季羡林请教，季羡林想了想后，作了回答，但专门加了一句：“你可以先这样译。”

李克强当时并没明白季羡林的意思，当天晚上，季羡林并没有在饭店住，而是回到学校认真地查阅了这个词，并在第二天详细地向李克强解释了这个词的几种含义。李克强对此感动不已，他后来回忆说：

也许，季先生并不是一定要向我传授某种知识，他的所作所为，实质上是在诠释着“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的含义。

1982年12月20日至30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李克强出席了此次会议，并当选为团中央常委。不久以后，李克强被正式调到团中央工作，开始了新的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