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门，即今天的河北省会石家庄。这是一座年轻的城市，从它没有城墙这一点就可以看出，不过虽然没有城郭，但石门周围却是碉楼耸立，堑壕纵横，从军事现代化角度来看，是一座不折不扣的坚城。

石门于1925年由石家庄和休门镇合称，平汉铁路纵贯其间，路东原为休门镇，路西原为石家庄。它位平汉、石德、正太铁路的交汇点，扼平原与山地之陲，是华北地区的战略重镇，素有“燕晋咽喉，南北通衢”之称。

内战爆发后，为固守石门，国民党军在日伪时期所筑工事基础上，连年加修，从郊区到市中心，以外市沟、内市沟和市区核心工事为骨干，筑起了三道防线，仅各类明碉暗堡就有6000多个。

第一道防线为外市沟。沟深约6米，宽约8米，周长30多公里。除沟外设有地雷群、铁丝网、鹿砦等障碍外，沟内侧还设有电网，每隔10米筑有一个地堡。此外，在外围的云盘山、大郭村机场、东西三教和南北翟营等地均建立了据点。

第二道防线为内市沟。主要以环市区的大型建筑物和北兵营为依托，由碉堡、地堡、交通壕、暗沟，以及障碍物等设施构成。其中，内市沟宽、深各5米，周长18公里，沟底布满尖桩，沟壁设有挂雷和射击孔。

在内、外市沟之间，建有一条长约25公里的环形铁路，专供铁甲列车昼夜巡逻和实施火力机动。

第三道防线为市区核心工事。主要是围绕城内的正太饭店、大石桥、铁路工厂、电灯厂和火车站等各种建筑物组建而成，石门警备司令刘英的城防指挥所就设在这里。

巡视着这座武装到牙齿的坚城，刘英志得意满，对外叫嚣： “国军凭工事可坐打三年！”

按照我军喜欢打运动战的传统，像石门这种坚城，是万万不能碰的，容易造成伤亡不说，还极易被牵制在石门附近，这样无异于是舍弃我军的长处。

但是石门又不得不打。因为到了此时，解放战争已经打了一年多，我军在运动战中不断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就说冀中这一块，此前的清风店战役中已经歼灭国民党精锐第3军1.7万余人，如今龟缩在石门的国民党军只有2.4万余人，其中正规军仅一个师，其余全是杂牌武装。天予不取，反受其咎，夺取石门，彻底盘活华北局势，势在必行。

清风店战役刚一结束，聂帅当即致电中央，提出拟乘胜夺取石门的建议，并立刻得到批准。从那时起，在军委、军区、野司往复的电报中， “石门”一词开始频繁出现。攻打石门，已不再遥不可及，而是近在眼前了。

夺取石门，开“农村包围城市，但最终要占领城市”的先河，可不是件小事。早在1946年10月，聂帅就曾说过：石门不能久在敌手，但有坚固设防，不可轻易去打。只要消灭第3军三几个团，就可以打。

1947年10月25日，即清风店战役结束后的第三天，晋察冀野战军专门召开军事会议，会议主题就是攻打石门。

这一天，野战军的各路战将，齐集野司驻地的一间大屋子里。让人们眼前一亮的是，朱老总竟来到他们中间。大家你看我、我看你，窃窃私语，能得出的答案只有一个：中央对石门一役充满期待、高度重视。

会议一开始，首先由耿飚综合报告情况。当他介绍石门城防部署时，大家的眼光，一下被挂在墙上那张标有“绝密”字样的图吸引了过去。那是一张《石门半永久防御工事、兵力部署及火力配系要图》。让人新奇的是，这张图无论是标号、注记，还是标法、图饰，均与以往大不相同。更让人不解的是，怎么各种城沟碉堡、火器配置和兵力分布等，密密麻麻、应有尽有，竟能如此详尽？

坐在一旁的朱老总，用胳膊肘碰了碰杨得志，饶有兴趣地问： “是那边的图吧，怎么弄来的？”杨得志点了点头，接着道出了这张图的来历。

这张图是刚从清风店战役中缴获的。原由罗历戎亲自携带，准备到北平后，给上峰汇报用的。在此基础上，野司又把以往石门外围作战所获资料，近期侦察、审俘、向附近群众调查和石门地下党组织提供的各种情报，进行了综合整理和补充完善。

朱老总听着、看着，不住称道， “这张图很重要，很有用”，并肯定部队战斗作风发生了转变，打仗很用心，也知道用脑子打仗了。

最终，会议讨论集中到了两点，一个是围点打援，一个是全力攻城。综合大家意见，朱老总与野战军领导一起商议，敲定了“主攻石门、准备打援'的方案。即：集中3、4纵，冀中独7、8旅，冀晋独1、2旅，以及军区炮兵旅，共5.6万余人，攻打石门，全歼守军；2纵及冀中独9旅，3、9军分区部队，在定县一带防阻北敌南援。

聂帅在战后的一次会议上，曾经这样说过： “围点打援是个好办法，我们一方面把石门打下来，同时又能歼灭它一部分援兵，岂不妙哉？所以我们就这样布置了兵力。但究竟怎么打，还要看情况的变化。援兵来了，我们就集中主力打援，打了援回头再打石家庄。援兵不来，就一直打下去。我们既然研究了各种因素、条件，认为可以打下来，就应当有信心，就不是盲动和冒险。

我们希望打运动战，但是情况变化了，条件具备了，我们就要攻坚，就要打石家庄！没有这个决心是不对的。少数干部信心不足，顾虑太多，就是不了解这点。如果我们不打失去了战机，那就不是客观条件不许我们军事上翻身，而是我们自己不愿意翻身，不敢于胜利。”

攻占石门，是我军首次夺取大城市的尝试，象征意义重大，该怎么打，才能既高效损失又小呢？关于这一点，朱老总在会议结束时提出了他的锦囊妙计——“勇敢加技术。”

朱老总指出，即将发起的石门战役与过去的战役都不同，过去打的主要是游击战、运动战，偏向于打伏击，攻敌不备；而现在石门是一座城防坚固的城市，我军将要打的是攻坚战，单靠猛打猛冲是不行的，必须要学习和掌握攻坚的本领，以勇敢和技术来战胜敌人。

“勇敢加技术”，这句话看似平常，但在杨（杨得志）、罗（罗瑞卿）、杨（杨成武）、耿（耿飚）等人听来，却深知它的意味。他们知道，目前我军虽兵力占优，但首夺筑有“地下城墙”的大城市，还没有经验，且缺少重型火器，付出伤亡不可避免，必须靠勇敢去面对，而仅有勇敢远远不够，还必须开动脑筋，靠技术去创造性地实现。为此，杨得志等人把“勇敢加技术”作为战役指导的总要求，贯穿落实于作战准备的方方面面。

接到主攻任务的是晋察冀野战军第三纵队。纵队司令员郑维山、纵队政委胡耀邦在会上领受这个任务时，心里美滋滋的，但又觉得沉甸甸，责任分外重大。他们从野司开完会回来，就立即召开纵队营级以上干部大会，根据朱老总的具体指示，详细研究突破石门外围堑壕及市内巷战中可能遇到的问题。

石门城周据点密布、无遮无拦，怎么靠近？他们研究了土工作业、改造地形的接敌之法，要求前沿部队把壕沟挖到距敌二三十米处，不仅手榴弹可以扔过去，而且只要冲锋号一响，翻身就可以冲进敌人的沟里。

市沟超宽超深、障碍无数，怎么通过？他们想出了坑道爆破、云梯搭桥的越障之法，并给以往用于攻城攀墙的云梯，赋予了新用途——爬沟。

市内街巷交错、碉堡林立，怎么歼敌？他们创造了穿房破院、直接切割的围歼之法，要求部队不要完全依赖炮兵，也不能死拼硬上，而是用小包炸药开道，实施分割包围、抵近爆破，具体每包装药多少能炸开墙洞，又不致民房垮塌，都要事先试验。

为了杜绝部队内部可能出现的麻痹轻敌和畏首畏尾的思想，胡耀邦对石门做了一段非常形象的形容。他说：石门就是一扇“石”门，不是“铁”门、 “钢”门，也不是“泥”门、 “土”门；石头虽然不像钢铁那样坚不可摧，可以捣碎，但也不像泥土那样一捏即碎。想捣碎石头，是需要下苦功夫，花大力气的。

为了验证集思广益想到的点子，3纵发动全体战士，挖壕沟、扎云梯，愣是在短短几天之内，以石门外围的市沟为标准，在驻地附近挖了一条深7米、宽6米的壕沟，然后利用这道壕沟一一验证所想到的攻城方法。

就这样，整个战役准备，从战术到技术，从越沟破障到攻城拔点，从步炮协同到军地配合，从战前政治动员到战后城市管理，问题一个个提出，工作也在一步步深入。

而另一边，野司的领导们为了增加决胜的概率，也在不断完善和细化战前部署。

筹划石门战役，杨、罗、杨、耿等人是缜密的，各级的准备也是细致的。杨得志认为，要把伤亡降到最低，让必胜把握更大，首要的还是把敌情搞清，不能打糊涂仗。单讲指挥，以往有些仗之所以失利，均与战场若明若暗、情况判断失误有关。虽然，石门的“三道防线”是死的， “工事碉堡”是死的，但守它的人是活的。尽管有了那张“要图”，可毕竟出自“罗历戎时代”，如今的“掌门人”是刘英，兵力部署会有什么变化？火力配系有哪些调整？等等，都不得而知。此外，偌大个战役，能把“宝”全押在战俘“提供”的一张图上吗？

此时，在作战室来回踱步的杨得志，又站到那张图前，陷入了沉思。旁边的耿飚，示意正打电话的参谋出去，转身凑过来问： “你是不是觉得敌情会有重大变化？”

“重大的暂时不会有，但变化肯定天天会有。”杨得志转过来说， “有两件事，你现在就去安排。一是挑有经验的敌工干部再审战俘，把情况确实核准；二是再派侦察分队，把城里和北面最‘新鲜’的情报给我弄回来。这回攻坚，一定要让野战军彻底翻身！”

次日上午，一群精壮的“陌生人”，有学生、有小贩、有老百姓，混在人群中，出现在石门城西南的街头。

这是3纵7旅一个经过乔装打扮的侦察小分队，共有30来人。这次再度进城，主要任务是摸清刚空投过来的“绥署”独立团和榴炮营的兵力分布情况。为此，他们两个一搭、五个一伙，沿途四下打探，对照、默记着各种新的变化，并根据当地百姓的指点，顺利通过入城的数道哨卡，接近了守军一处营房。

他们分成若干小组，开始在营房和防御工事附近转悠。有打探守军布防的，有观察火力配系的，大家相互照应，默契配合，不一会儿情况就摸了个差不多。

野司想要的各类“新鲜”敌情，由不同渠道陆续报了上来。大到北敌南下征候、守军调防动向，小至铁甲列车活动规律、刘英每天主要行踪等，都有详尽报告。对此，杨、罗、杨、耿等人的心里，感觉踏实了许多。

11月1日，野司下达战役作战命令， “决以我野战军主力及冀晋、冀中两兵团，对石举行战役进攻”，并定于6日零时发起总攻。此令一下，意味着战役的各项准备已进入倒计时状态，攻打石门的战幕就此拉开。

3日黄昏，部队开始向石门云集。担任主攻的3、4纵队由驻地开拔，分别向石门西南和东北地区挺进；做攻击配合的冀晋、冀中地方兵团，也分别向石门西北和东南地区开进。5日夜，各攻击部队渡过滹沱河，以隐蔽动作，相继抵近石门外围。野司的前方指挥所也随之向前位移。

野司前指就位后，已近午夜。此时，我4支大军已对石门构成战役合围。线攻击部队正趁夜暗，挥锹抡镐、争分夺秒地进行土工作业，并利用工事沟迫近敌外围各据点。

冬日的夜是寒冷的，鸟在歇息，蛇已休眠，就连荒野中的兔子也蜷缩在窝里不肯出来。夜色中，进攻出发阵地上的战士们，已放下锹镐，战斗披挂，伏在挖就的堑壕、掩体里，紧紧盯着各自的目标，静静地等着攻击指令。

石门战役，一切都在我军掌控之中，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

1947年11月6日零时，发起向石门攻击的时刻到了。杨、罗、杨、耿对视了一下，互相点了点头， “打！”杨得志一声令下，我集中在主要方向、地段上的炮兵首先“发言”。

顷刻间，各式火炮喷着暗红的火焰，把一群群炮弹掷向石门外围。夜空下，队队爆破手、破障队员，乘着炮火硝烟，一跃而起，攀爬滚进。

碉堡前，炸药包“哧哧”作响，轰隆声此起彼伏。火光中，大铡刀威风凛凛，铁丝网七零八落。随着各色信号弹升空和冲锋号吹响，部队向各外围据点发起勇猛冲击。

战至拂晓，3纵从石门西南，一举拿下了留营、张营、大车行、北杜村、王村、西三教、塔谈村等点；4纵从石门东北，相继攻占了柳辛庄、桃园村、小沿村、南北翟营、谈固村、北宋、方北等点；冀中部队从石门东南，夺占了东三教、东岗头、头岭诸点冀晋部队从石门西北，进占了大小安舍、大郭村、大马庄、西三庄、赵林铺各点，并包围了大郭村飞机场。

就整个外市沟外攻势看，零散据点的守军大都一触即溃，退向市区，我军发展势头很猛，推进的速度也很快。

但是，敌外围防守也是有散有聚、讲究重点的。此时，一直在城中苦等“后援”的刘英，预料到他的空中通道，很可能要被堵死，可没想到“共军一上来，就先围机场，而且行动坚决、快速。这条通道要是断了，莫说是“后援”无望，就连自己的“后路”也没了。他开始冒冷汗了，但很快镇定下来。

反击！反击！让上峰派飞机来支援，让保安9团把他们扑走、赶跑！决不能让“共军”，特别是那些“土八路”们断了后路。

上午8时许，驻守机场的保安9团，集中主力向小安舍反扑，妄图夺回村庄，恢复周围的防御态势。面对拥有空中支援、数倍于己的敌人，冀晋独1旅1团3营，坚守村落一昼夜，先后打退敌10多次进攻。

次日晨，利用敌脱离据点的好打之际，我军独1、2旅集中兵力，两面夹击，歼敌一部，顺势进占机场，并在跑道上挖掘壕沟、设置路障，彻底断了刘英的空中“后援”念想。

外围战斗进展顺利，仅一天工夫，就扫除城郊以村庄为依托的守军据点20多个，就连石门东北唯一的制高点——号称“铁打的云盘山”、拥有3层钢筋混凝土地堡的云盘山据点也在我军摧枯拉朽的攻势下失陷了。

俗语有云：丢了云盘山，石门丢一半，石门东北方向的钉子被拔掉，我军开始向石门的防线内核——内市沟突进。

坚守内市沟，刘英是铁了心的。因为这道防线，与石门生死攸关，沟在城在，沟破城丢。这一点，刘英心知肚明。再者，他之所以能把心横下，不仅由于这里的工事坚固完备，关键在于防守它的是32师。他的这个师，无论是武器装备，还是整体战力，都与只会当“缩头乌龟”的杂牌军不同。

在他看来，作为堂堂的黄埔三期生，指挥着“国军”正规师，要把杨得志的这群“土八路”死顶在内市沟以外，是完全可能的。

为了安定人心、稳住阵脚，刘英一方面拉出市长尹文堂发表讲话、替他吹嘘：“共军也就打打外围，欺负一下民团”、“本市工事坚固，戒备森严，有刘将军的部队镇守，共军来犯必遭我陆空重创”；一方面亲自向北平、保定求援，让孙连仲速速派兵南下，牵制“共军”兵力，以解石门之危。

同时，刘英迅速收拢外围撤回的败兵，进一步调整、充实了城防，并对所属连下数道死令，核心思想是“严防死守”“违者格杀勿论”。

然而， “严防死守”谈何容易，刘英没闲着，潜伏在石门城里的地下党也没闲着。

先前外围作战时，我军炮兵将石门电厂摧毁后，断了全市的主要供电系统，内、外市沟的电网也全部失效，这些都在刘英的预料之内。为此，他事先留了一手，用城里大兴纺纱厂的另一套发电系统，给城市供电和城周电网上了“双保险”。

可刘英的如意算盘却被潜伏在守军内部的地下党员得悉，为了不让电网重新通电对我军攻势造成阻碍，石门市地下党秘密组织人手，趁夜色来到发电设备的藏匿点，用钳子拧开闸盒，剪断点线，并将发电设备砸得稀巴烂，彻底不能修复。

于是石门守军的电网变成摆设，探照灯变成瞎子，守军也在黑暗中变得恐慌，阻碍我军总攻的障碍已被扫清。

10日下午4时，我炮兵群首先打破旷野寂静，呼啸着拉开了总攻战幕。在炮火猛烈轰击下，敌人的阵地上，到处闪着红光，到处腾着浓烟，到处飞着瓦砾，整个石门在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中颤抖不已。

天开始放亮，市区巷战就此展开。

街巷战斗与旷野攻坚有很大不同，守军在市区街巷建筑物里，均筑有大量的明碉暗堡。沿街贸然硬冲，必会成为敌射杀的活靶子。此时，朱老总“猛推、深插、狠打”的指示，已经在部队具体化，变成“穿墙打洞，捷径攻击”“房上房下、配合前进”等一些穿插迂回的战术和打法。

从西南兵营到市区，要通过宽阔的中华大街。沿街，楼上有工事，楼下有地堡，各交叉路口还有用麻袋、面袋堆起的各种掩体，到处都是敌人的火力点。

在巷战过程中，我军很快遇到了敌暗我明，被敌人火力阻击导致寸步难行的情况。于是我军按照战前安排，避开主干道，用“穿墙破院”的方法，实施攻击。敌人守在高房，就左右迂回、楼下包围；敌人负隅顽抗，就楼上封锁、楼下爆破；敌人弃守逃跑，就楼上楼下结合，猛追猛打。

根据当时参加巷战的老战士回忆：通过中华大街时，我军遇到敌人正面阻击，准备左右包抄，可又不能沿街迂回，那样伤亡会更大。怎么办？就是穿墙破院，靠炸药炸。

先在墙上掏个小药室，用1公斤的炸药，一轰就是一个大窟窿。我军连续爆破，炸通3处院子和几栋楼房后，一下就堵到了敌人屁股后头。正在疯狂扫射的敌机枪射手，一看身后冒出了解放军，吓得扔下机枪，撒腿就跑。

夜色中的石门城，正被团团火光和硝烟吞噬着。

11月12日核心工事内，苦等援兵的刘英，见孙连仲没什么动作，老蒋“亲率陆空大军”的支援也没影，自知兵败山倒、大势已去。但作为党国“忠臣”，他又不甘坐以待毙，仍继续操纵他的32师师部和95团残部，苟延残喘，做着“困兽之斗”，并寄希望于“奇迹”的出现。

“奇迹”能出现吗？还是能的，只不过是属于我军的奇迹。

自突破外市沟后，我军攻势一直很猛、动作也快。城外各点除范村外，均插上了红旗，守军也大部被歼。眼下，各攻城部队已将敌压缩在市区的核心工事里了。这里是以大石桥为中心，以火车站、正太饭店及附近高大建筑物为支点的防御体系，也是敌人防守最严、兵力最密、工事最坚固的最后一道防线。

所谓大石桥，以大块石头砌成而得名，是一座多拱天桥，平汉铁路便从桥下南北穿过。罗历戎“接收”石门后，就相中了这座桥，下令将桥孔统统堵死，并在周围筑起各种坚防工事，作为他的指挥所。罗历戎被俘后，这里又成了刘英的指挥中心。

这一天，在大石桥附近与敌军对峙的4纵10旅30团政委王海廷得到一个情报：全歼铁路工棚据点敌军，据俘虏交代，今晚该据点守军将要全部撤到大石桥据点。

王海廷听完这个情报，脑海里突然冒出一个大胆的想法——机会难得，我军可以冒充守军混进去，先捣毁敌人的指挥所，说不定还能趁乱抓几条大鱼。

说干就干，王海廷派了一直精锐连队，在两名解放战士的引导下，悄悄向大石桥摸去。

夜风中的大石桥，4个桥孔已变成4间石屋，惨淡的灯光从各屋窗口透出，流动的哨兵在桥下不停走动，铁丝网、麻袋包层层叠障，吉普车、大卡车横七竖八，汽油桶、弹药箱随处可见，整个大桥周围，一片阴冷颓败的败象。

这里便是刘英的指挥部。

突击队摸上前去，悄悄将哨兵解决，分兵堵住各个门口，他们不知道刘英究竟在哪个房间，于是便朝着灯光最亮的那个房间冲去。

“不许动！举起手来！

战士们“呼啦”涌入，一屋子敌军官目瞪口呆，也弄不清是解放军来了，还是士兵倒戈了，总之，没一人吭声，没一人乱动，都本能地举起了双手。

这里果然是刘英所在的房间，我军在房间床底将满身灰尘的刘英揪了出来。

刘英被俘，石门城内还在负隅顽抗的守军顷刻间土崩瓦解，我军不战而屈人之兵，瞬间瓦解了石门最后一块硬骨头。

号称能够“坐守”3年的石门仅仅6天便被我军攻陷，这不仅锻炼了我军的攻坚能力，还首开武装解放大城市的先河，对全国的解放战场都有促进鼓动的作用。一时间，中央和各地解放区的贺电如雪片版纷至沓来，在这众多的电文中，朱老总的电文却着重交代，似乎意有所指——“入市后，遵守纪律，迅速恢复秩序极为重要。”

朱老总不愧是朱老总，就是有先见之明。实际上，他所强调的“纪律”和“秩序”，正是攻克石门后晋察冀野战军所面临的新的挑战。

当野战军司令员杨得志踏入石门时，望着载歌载舞，一片欢腾地景象，脸上却并没有任何喜色，反而眉头紧锁。他知道朱老总的电报所蕴含的意思，更知道部队在入城后已经出现了不小的破坏纪律的问题。

野战军的部队分成多路、从四面八方涌入市中心后，原有的建制区划和责任区分，全打乱了。加之部队尚存的“游击”惯性，所以，枪声一停，哪有“洋落就往哪去，都自发、主动地“打扫”起了战场。

其实也难怪，部队装备差、家底薄，解放区的物资也很匮乏，大家都穷怕了。当然，也有浑水摸鱼、发洋财的个别人。尽管军区有《约法九章》，野司也三令五申，可朱总司令所担心的问题，还是出现了。这也是杨得志等人不愿看到的。

战斗刚结束，留在野司指挥所的耿飚，跟罗瑞卿打了个招呼，就驱车进入市区。一到核心工事，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密密麻麻、争抢物资的部队。有喊着号子，推大炮的；有拉着板车，装运弹药的；还有把大衣、钢盔往身上穿、头上戴的。有的战士身上挎满冲锋枪，足有五六支，还嫌不够，又从工事里拖出一挺重机枪。

耿飚见状，直奔4纵的指挥部，把路上的所见所闻向先期赶到的杨得志做了汇报。杨得志眉头紧锁，深深叹了口气道： “我担心的也是这个，还有，占领这么大一座城市，卫戍也是个问题。”

经过紧急商议，11月14日，石门成立了人民政府，柯庆施任市长。同时，野司宣布成立石门卫戍司令部（后改称警备司令部)，3纵司令员郑维山兼任石门卫戍司令，8旅执行城市卫戍任务，其余部队全部撤出。通过一系列强硬措施和党、政、军的联手行动，石门的新秩序迅速建立，城市生产、生活逐步恢复正常。

同时，在3纵的驻地，一场特殊的“表彰大会”正在进行。当总队司令员郑维山宣布授予8旅23团“能攻善守”的团旗后，纵队政委胡耀邦一脸严肃地走上台，宣读了一个大家谁也没有想到的决定。

“同志们：鉴于8旅23团4连入城后严重违反军纪，纵队决定，为23团记大过一次。”

刹那间，台下一片哗然，所有人都怔住了。

原来在解放石门的当天，23团一部入城后私自夜宿在石门警察局长的家里。半夜时分，我军奉命查抄敌产的民兵来到时，23团部队与查抄部队产生冲突，推搡中动了枪，酿出两条人命。

对于此事的处理，在纵队党委会上，有人曾经建议，是不是功过抵消都不记了，但胡耀邦不同意，要坚持赏罚分明。他认为，功是功，过是过，二者不能互相抵消。再者，功在先，过在后，也有别于戴过立功。军纪如铁，必须从严执法。

就这样，纵队党委采纳了胡耀邦的意见，对23团做出了严厉处罚。当杨得志听说胡耀邦在表彰大会上“先赏后罚”的事迹后，从入城后一直紧绷的脸上终于露出了笑意，在他看来，能够刀刃向内，用军纪约束住心中的贪念，做到赏罚分明，这种能力比指挥十万大军还要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