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光美在家排行老七，在她之前有六个哥哥。除了老大早年去世外，其余五个哥哥都是精英人才。
很多人都知道，王光美学习很好，学历很高，曾就读于北平辅仁大学物理系。后来，又获得了辅仁大学的科学硕士学位。
但让人感到惊讶的是，王光美的四哥王士光似乎更加厉害。
此人从小就酷爱学习，脑瓜子聪明，长大后直接考入了北大数学系。不过，王士光在北大上了一段时间，发现自己更喜欢无线电专业。
于是，王士光从北大退学后，考入了清华大学。
若是生在一个和平年代，王光美大概会去读博士，基于她当时已收到两所美国著名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大胆推测她有可能成为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的学姐。
而王士光也很可能会到国外留学深造。
但那时候的中国，正处在一种岌岌可危的状态。
王家是爱国之家，在父母的支持下，王家兄妹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弃文从军”。
王光美受邀到军调部，担任英语翻译。而王士光则利用所学的无线电知识，在敌占区搞秘密电台，监听敌人的一举一动。
在执行任务时，王士光结识了未来的妻子王新。说起来，王新也不是一个普通的女子……
王新的本名叫“王玉芬”，她出生于东北一个很有名望的官绅家庭。
“九一八”事变后，王新被父亲送到了天津的一位亲戚家。
王新是河北女师附中的学生，学运中的积极分子，年仅15岁的她就加入共产党。
担心她的安全，其父曾千叮咛万嘱咐，让她安分守己地待在亲戚家，可王新却一直在做危险的地下党工作。
有一天，王新来到了指定的地点接头。一个陌生的男子告诉她“党交给你的任务变了”，需要她与一位男同志组成名义上的家庭，从而掩护对方执行通讯工作。
后来，王新才晓得，这个接头的男子正是时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后来成为国务院副总理的姚依林。
姚依林是王士光清华大学的同学，也是他的上级。
话说，用一个家庭的形式作掩护，用一个女同志作“妻子”的想法，正是姚依林提出来的。
这天，姚依林带着王新到颐和园旅社的一个房间里与王士光碰头。见面之后，王新给王士光倒茶，可一失手却把茶水洒地到处都是。
王士光用眼睛扫了王新一眼，立刻皱起了眉头，失望地说：“这么小！”
听到这话，王新的脸一下子红了，感觉很不自在。她一直都是个要强的姑娘，只要是自己认准的事情，就一定要把它做好。
见此情景，姚依林赶紧转移话题，叫两人去理发铺做个造型。
王新剪掉了长辫子，烫了一个波浪式的卷发，看上去成熟了许多。而王士光原本是“头发乱得就像倒伏的麦子”一样，经一番修理，倒变得精神了很多。
从理发铺出来后，这对“小夫妻”去了早已为他们租好的住房。考虑到王新年纪太小，姚依林又找了一位40多岁的烈属和孩子，充当他们的婶母和弟弟。
接下来的日子里，每晚凌晨的一两点，在住房的顶层，总能看到王士光在聚精会神地收发报，而王新在警惕地放哨。
虽说大多数时两人是“假夫妻”，但也有“真感情”的时刻。
有一回，王士光持续发高烧，王新就像真正的妻子一样，端茶倒水，精心照顾。
王士光病好后的一天，很郑重地向王新道歉，说第一次见面时，不该说伤她自尊的那句话。
王士光很诚恳地说：
“虽说你的年纪比我小，是妹妹；但你的入党比我早，是姐姐。”
王新听后没有说什么，只是眼圈有些红红的。
至此，王士光与王新的“感情”更深厚了。
话说，在大上海这个鱼龙混杂、特务常出没的地方，电台的频繁使用很容易被敌特盯上。
有一晚，他们的租房周围似有“异样”，为了保护电台，王士光做好了牺牲自己，掩护王新带电台离开的准备。
王新却思量着王士光是电台的负责人，应该牺牲自己来保全王士光和电台。
两人就此争论了大半天，却都没有说服对方。
随着彼此深入地了解，他们竟然都做好了牺牲自己，保全对方和电台的准备。
终于有一天，王新捅破了那层窗户纸。
她问王士光，前些日子，老姚问他“三无”怎么样了？为什么脸红？
原来，在执行这个任务前，姚依林问过王士光三个问题：婚否？有无对象？有无目标？
王士光那时说，没有。
而现在，他用“脸红”回答了这个问题。
就这样，王士光趁机向王新求婚了。
两人于1938年12月26日上报组织后，结为了真正的夫妻。
1939年，上海地下电台撤销后，王士光和王新奉命一起去了平西抗日根据地。
一年后，因战场形势变化，夫妻俩被分配到不同队伍，就此分散。
没多久，王士光听到了一个噩耗，说王新牺牲了。那段日子，王士光很消极、颓废。
他的外甥，王光美之子刘源曾说，王士光以前是“帅呆啦”的四公子，而当时，他更像是一个没有灵魂的流浪汉。
为了排遣忧虑，只能忘我地工作。由于表现优秀，王士光还被授予了“人民功臣”奖章和“特等功臣”锦旗。
时间一晃多年过去了。期间，有不少人给王士光介绍对象，有些优秀的女同志还主动向他表白，可王士光的回复只有三个字——“不考虑”。
王士光和王新的女儿王更在回忆父母的事迹时，曾说，在革命年代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夫妻俩若是三年没有联系，就可以重新找了。但她的父母都等着彼此。
1947年底，王新从一张报纸上看到了王士光的模范事迹。夫妻俩这才重逢了。
见到彼此的那一刻，两人都落泪了。没有过多的话语，片刻后，王士光激动地拿出一支烟，问：
“我可以抽烟吗？”
王新笑中带泪，顿了顿说：
“也给我点一支吧。”
建国后，王士光担任领导，王新则回归家庭。王新说，那时的她，只负责把家里打理好。
没料到，那个特殊的年代。王士光被押在秦城监狱，王新也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
刘源对此解释说：“到底还是因为与我父母的亲戚关系。”其实，刘源回忆说，他这个四舅舅从未借他父亲谋过利。
甚至，王士光来中南海看望自己的母亲时，也不会与刘少奇夫妇打招呼。
8年后，王士光被释放，与妻子和孩子团聚。
随着革命年代的远去，王士光和王新这对历经风雨的夫妻，最终回归了平淡地生活。
有时，他们也会吵架，并且吵得很凶。
离休后不久，王新患上了一种忧郁症，心态就像个孩子一样缠着王士光不放。
有时候，王新发病情绪波动很大，甚至是不讲理的。
基于是病人的缘故，王士光也不与其计较了，包容度更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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