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在北京的生活条件很可怜，可是在另一方面，故宫的美对于我是一种丰富多彩、生动有趣的补偿。”时隔近20年的时间，毛主席再次谈起自己第一次去北京，见到故宫的印象时，仍旧深情。

1918年，时年25岁的毛主席第一次离开家乡，踏上了北上的征途。为了节省住宿费，毛主席到达北平之后，先在恩师杨昌济家暂住，后又和其他人租住在一个叫“三眼井”的地方。

而距离三眼井不远，就是富丽堂皇的故宫。

毛主席到了北平之后，杨昌济让女儿杨开慧陪着他到处走一走，了解一下北平各方面的情况。杨开慧带着毛主席先去了景山前的一条大道，隔着金水河远眺故宫。

那个时候溥仪虽然已经退位，但仍被准许在故宫内居住，直到1925年才对外开放。因此，此时的毛主席并没有机会能够入内参观。

自从1919年离开北平之后，此后的30年间，毛主席再也没有回到这里，直到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才率领中央机关进驻北平。

平津战役打响后，解放军的兵力占有绝对的优势，早已经胜券在握，但想要解放北平这样一座文化古都，却是莫大的挑战。毛主席深知北平的历史文化价值，因此战役打响后，远在西柏坡的毛主席时刻牵挂着古城的安危。

1948年12月13日，毛主席指示前线司令部，要求部队注意纪律，尤其要保护好北平的大学和名胜古迹。当毛主席听说清华大学落有炮弹后，急电前线指挥部，通知部队注意保护学校和名胜古迹。

前线部队严格执行毛主席的命令，作战时用步枪、刺刀和手榴弹，同敌人展开近战和肉搏。为保护古城文化，战士们不惜多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

北平城郊基本解放后，攻城大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前线部队按照中央指示，一面通过各种渠道，争取傅作义走和平道路，一面积极做好不得已攻城时，保护北平文化的各项准备。

按照毛主席要求保护名胜古迹的指示，解放军干部找到北京的文化名家，请他在地图上进行标注，以免大战发生后伤及北平的古建筑和古迹。

在等待傅作义做出抉择的关键时刻，毛主席再次致电总前委，要求他们对攻城计划进行更加精密的研究，力求避免破坏故宫、大学等有重大价值的文化古迹。

攻城部队立即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对攻城方案进一步完善，甚至设想如果敌人退守故宫，为了保护这座建筑，也只能先包围起来，再用强大的政治攻势予以解决。

全军上下充满决心，既要攻下北平，又要保护好古都文化。

毛主席也知道想让傅作义放下武器并非易事，于是毛主席提出“先打两头、后取中间”，接连攻下北平周围的几个城市，给傅作义造成了强大的军事压力。

在毛主席的正确决策和指挥下，傅作义最终同意和平解放北平，北平文化以最安全的方式得以保存。

新中国成立之后，浙江画家姚虞琴托人将自己珍藏的一幅画作献给毛主席，毛主席对于这幅珍品十分喜爱，但他还是决定交由故宫收藏。同时毛主席为了不宣扬自己捐献一事，特意叮嘱不必陈列展览。

后来，毛主席还多次将中外友人赠送的私人礼品上缴国家。

1954年初，国内接连发生了几场特大火灾，不少文物单位在火灾中蒙受损失。恰好当时苏联消防代表团访华，在参观故宫时，苏联客人提出了一些消防工作的改进意见。

时任公安部部长的罗瑞卿向毛主席一一作了汇报。出于对故宫消防安全的关心，毛主席决定亲自到故宫实地考察。

5月17日下午，毛主席在罗瑞卿和韩炳文的陪同下来到故宫，此外再无他人陪同。毛主席从神武门登上城楼，沿着城墙一直走到东华门，浏览了故宫全景。

行至东华门休息时，毛主席与大家分食橘子，询问韩炳文故宫的机构设置，还询问了工作人员的文化程度，鼓励大家努力学习。随后，毛主席在午门城楼上参观了文物展览，直到天色暗下来后才悄悄离去。

时隔一天之后，毛主席再次来到故宫，登上午门城楼，继续参观文物展览。当时北京猿人遗址发掘出的文物也在展出，毛主席看的比较仔细，对这些新发现产生了很大的兴趣。

在午门城楼参观了两个小时后，毛主席才意犹未尽地离去。

第二天，毛主席第三次来到故宫，从神武门继续往西走，在城墙上远眺景山、北海、中南海，以及他当年第一次来北京时，曾经寄宿过的福佑寺。

在西边城墙，毛主席还看望了长年在城墙上执勤的防空部队。当时我国的防空力量还很薄弱，保卫中央的高炮部队就设在故宫城墙上，毛主席看过部队演习后，说：

“高射炮设在这里不好，敌机飞到这里再打就晚了。”

一直到晚上7点，毛主席还想参观宫殿内的文物展览，可惜由于没有照明设备，无法继续参观，毛主席只好向大家挥手告别。

自此一直到去世，毛主席都没有再踏入故宫一步。四天之内毛主席三次来到故宫，却始终没有进入故宫参观，只在城墙上漫步，究竟是什么原因？

长久以来，毛主席都反对出行时干扰民众的正常活动。他三次去故宫，都是在故宫的开放时间，如果事先通知故宫方面，势必大半个故宫要戒严，这是毛主席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形。

于是，毛主席选择只带少数人登上城楼，沿着消防巡逻人员的路线绕城一周。

毛主席对于故宫的喜爱，除了三上故宫以外，还曾多次向故宫借阅书画，每次借阅都有清单，并及时归还，故宫至今保存着两份毛主席借阅书画的目录。

除了对故宫的喜爱之外，毛主席与故宫的渊源不止于此。毛主席早年在湖南一师求学时，有一位名叫易培基的老师，后来成为故宫博物院的首任院长。在学校时，易培基对于毛主席的人品才学十分推崇，曾预言“毛泽东将来要当平民天子”。

1929年易培基受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期间，由于国民党内部斗争，有人制造了所谓的“故宫盗宝案”，易培基不幸被卷入其中，成了无辜的受害者，被迫辞职离开故宫博物院。

但国民政府检察院并没有轻易放过易培基，对他又是逮捕又是起诉，易培基悲愤交加，含冤离开人世。当时毛主席远在延安，得知这一消息后极为悲痛，在与斯诺的谈话中表达了对老师的深切怀念。

1958年，北京市文化局党组提出要“改变故宫的面貌”，要求将故宫内的宫殿建筑清除，只保留重要的主要建筑。文化局批示同意了此报告，并计划一年之内将故宫内的“糟粕”建筑拆除。

到了60年代初，故宫改建计划再度被提起，要在故宫内部修建一条东西向的马路，将其中部分宫殿改造为娱乐场所。

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陆定一，在中央及有关部门都表示支持的情况下，专门召开了部长办公会，公开表示反对故宫改建，就是要保留一个“封建落后”的地方，对后人进行教育。

陆定一通过这样“符合社会形势”的说法，让中央大多数人认同，最终停止了改造故宫的计划。后来中国文物保护协会顾问顾辰生在日记中写道：

“如果不是定一同志顶住，故宫真不知如何得了。可能现在已是面目全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