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幕后：斯大林的强横，凭啥让蒋介石一退再退?|中苏友好同盟|宋子文|斯大林|雅尔塔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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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7月8日，蒋经国以蒋介石非正式代表的身份求见在莫斯科的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对陷入僵局的谈判表示不安，说他父亲最了解中国国情，苏联方面“应当理解蒋介石对目前不可能承认外蒙古独立之立场，因为这种承认将大大削弱中国政府之地位，并激起中国社会舆论十分强烈的反响”。

彼得洛夫表示，能否打破僵局取决于中国代表团。蒋经国应该做的是，“说服他的父亲对苏联所提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的建议持明智态度”。

蒋经国本想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对苏方施加影响，结果一无所获。

1、中国的妥协

像与斯大林的第一轮会谈时一样，宋子文又问计于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9日与哈里曼磋商。

哈里曼说，在旅顺口问题上，美国与苏联作了交易，中国必须让步；但说美国总统将在柏林与斯大林讨论东北问题，帮中国的忙，实际上是给了宋子文一张画饼。

在9日同哈里曼谈话的当天晚上，宋子文与斯大林举行第三轮会谈。

宋子文将蒋介石指示电，原原本本地翻译给斯大林，并将蒋介石致斯大林的英文电报转交斯大林，企图以外蒙古问题上的让步，换取斯大林在其他问题上的让步。

宋子文首先讲了蒋介石所做出的让步是“在中苏两国之永久友好祭坛上”所做出的巨大牺牲。他说，他在离开华盛顿时并没有料到外蒙古将成为问题，因为杜鲁门告诉他，外蒙古可不必讨论。

他回到重庆与蒋介石讨论此问题时，他们两人也都没料到外蒙古问题会成为障碍。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原为逼迫中国放弃东三省的主权，1933年日本曾以中国承认伪“满洲国”为条件停止侵华战争，但中国并没有答应日本的条件，坚持抗战到底。

因为全国舆情在于决不割让任何一部分中国领土。斯大林应依此了解“蒋委员长现拟作出之让步系如何深巨”！

外蒙古问题已经达到了苏联的要求。斯大林就此问题没有提出新问题。他对蒋介石所提条件表示，对满洲承认中国之完全主权。

关于外蒙古问题，斯大林说，公民投票反而对中国不利。宋子文说，公民投票是唯一适合中国政府的方式，这一方式中国政府对于国民较易应付。斯大林没有反对，并同意按旧地图划定外蒙区域范围。

关于新疆问题是这次谈判的又一个重点。宋子文直截了当地问，斯大林能否帮助消灭“新疆叛乱”。斯大林反问道，如何帮助，是派军队吗?

宋子文说，在边境的苏联方面进行着大量的武器走私，希望苏联加以制止。

斯大林表示，将制止武器走私，如果走私武器是确实的。

这一轮谈判，中国由于在外蒙古问题上的让步，在其他问题上取得了很大程度的进展。对旅顺口、中东铁路、大连等有关协定斯大林同意缩短为30年，中东铁路斯大林让步为中苏共有，护路权同意归中国。而在新疆和中共问题上，斯大林满足了蒋介石的要求。上一轮会谈的紧张气氛为之一扫。

2、宋子文与莫洛托夫的会谈

10日，宋子文与莫洛托夫举行会谈，这次会谈是具体敲定关于中苏盟约和各项协定条文的工作会谈，在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问题，宋子文与莫洛托夫进行了激烈的辩论。

关于外蒙古问题，宋子文说，中国同意外蒙古独立是实质，其他是形式问题，他将中方宣言转交莫洛托夫，并提出在击败日本之后，外蒙实行全民公决，对中国政府来说将非常容易解决，并应允当日晚上就可以拟就中方宣言草案。

关于苏联从东北撤军期限问题发生了争执。宋子文说，在苏军赶出日本的地区，将建立中国行政机构，是根据苏联与捷克斯洛伐克协定原则拟定的。

他强调对日战争结束后三个月苏军撤出满洲地区。莫洛托夫说，在苏捷协定中并没有提出三个月的期限，为了消除苏捷协定与苏中协定之间的不同点，我们想删除这一条，尽管我们不想在满洲滞留自己的军队。

在审议中东、南满铁路协定时争论点最多。莫洛托夫说，中方草案必须做大修改。

我们接受这个草案作基础，而关于旅顺口和大连协定应以苏方草案为基础。

对这两条铁路，斯大林的意见是中苏两国共有。宋子文反驳说，根据蒋介石的观点，这两条铁路归中国所有，在昨晚斯大林提出中苏共有后，他请示蒋介石而得到了这一新的训令。

关于铁路公司理事会人员组成，宋子文主张，按1924年中苏协定由10人组成，中、苏各5人。莫洛托夫主张7人，苏方理事4人，中方3人。

宋子文说，关于铁路局长问题，他已经报告蒋介石，蒋介石指示，局长由中国人担任。莫洛托夫引述《雅尔塔协定》对中东和南满铁路“苏联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一语，说“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已经破坏了这一协定，因为我们已经做出了许多让步并承认了中国中东和南满铁路的共同拥有权。我们不能再让步了”。

两人唇枪舌剑，互不相让。莫洛托夫将话题转移到协定的年限问题，说苏联方面主张共同使用这两条铁路的期限不是20年，而是30年，按斯大林的意见，这是最低期限。

宋子文同意将斯大林的意见报告蒋介石。宋子文提出，中方草案没有提铁路归还问题(因中方草案以铁路为中国所有为前提)。莫洛托夫说协定 30 年期满后完全归还中国。宋子文表示同意。

由于斯大林预定7月13日赴柏林参加美英苏三国首脑会议，留给宋子文的时间非常紧张。他问莫洛托夫，斯大林可否延期一天，以便他有时间接收重庆的指示，再与斯大林会谈一次。莫洛托夫答应报告斯大林。斯大林同意在他飞往柏林之前，再与宋子文会谈一次。

3、与斯大林第四次交锋

7月11日，宋子文与斯大林举行第四轮会谈。由于有了此前一系列的工作会谈，双方对对方的主张、共同点、分歧点都有了清楚的了解，这次会谈主要是认同共同点、协调分歧点。

讨论情况以及达成的协议大体如下：

（1）外蒙古独立问题

外蒙古独立由中苏双方互换照会方式解决。双方都不提疆界问题。苏方收到中方声明后答复中方，申明苏联政府尊重外蒙古国领土主权完整。中方声明，日本战败后，如外蒙人民以公民投票证实其独立愿望，中国政府承认外蒙独立。

（2）关于友好同盟条约

双方同意经过核定的草案，认可做文字上的修改。

（3）关于苏联军队进入满洲和退出问题

对此问题，中国草案说，中国驻苏军代表指挥中国军队。斯大林问“指挥”为何意？他说，协定的任务在于确定中国与苏军的关系。在欧洲，法军服从联军司令部,波兰军队服从苏军司令部。他问宋子文,在满洲中国军队服从谁？宋子文回答说，服从苏军司令部。

这样就确定了苏军总司令与中国行政当局关系之协定的基本原则——苏军总司令在东北作战地带赋有最高权利与责任，中国当局处于协助地位。

关于苏军在东北滞留期限问题，中方草案有苏军在三个月内撤退一语。斯大林表示不悦，认为这是对苏联不信任的表现。他说苏军战胜日本后，撤出满洲需要三周到两个月的时间，但不应在协定中固定下来。

宋子文问，“阁下可声明确实可在三个月以内撤退完竣否？”斯大林答，如无意外情况，无需三个月时间。

根据斯大林的意见，在协定中去掉了这一条(但写入会谈记录)。

（4）铁路问题

中东与南满铁路问题仍然是谈判的焦点。

其一，关于平时铁路运输苏军问题，斯大林反复坚持，应允许这两条铁路在平时运送苏联少量部队，宋子文坚决拒绝，最后双方同意苏联可用铁路运送苏军军械。
其二，关于铁路保卫，最后同意完全由中国军警保护铁路。但加上一句中国当“与苏联政府咨商保证铁路之保护”的限制语。
其三，关于铁路附属产业，双方商定，俄国管理铁路时期所建制之事业并专供铁路之用者，划归中苏合营。
其四，铁路理事长及总经理(局长)，宋子文坚持均为华人担任。斯大林表示决不可能。这一最重要的分歧点没有达成一致。

（5）旅大问题

斯大林要求大连和旅顺行政权全归苏联，将大连也包括在旅顺军港的范围之内。宋子文表示同意旅顺军港由苏联指挥官统一指挥，但大连应为纯自由港，不应包括在旅顺军港范围；大连行政管理必须由中国负责。斯大林坚持大连和中东与南满铁路行政管理人员应为苏籍。宋子文表示，他必须请示蒋介石才能决定。

这样，中东和南满铁路问题，旅大行政管理权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中苏谈判不能最终达成协议。

宋子文建议，在斯大林赴柏林开会期间，他与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一同飞赴重庆。在他向蒋介石请示后，再来莫斯科与斯大林会谈。斯大林表示拒绝，他说在，柏林必将问及苏联是否出兵攻日，在未与中国签订协定之前，无法做出答复。因此要在他赴柏林之前与宋子文解决一切。斯大林同时决定15日赴柏林。

与斯大林会谈结束后，宋子文接到蒋介石7月11日发给他的指示电。

蒋介石在电报中所坚持的中东、南满铁路所有权完全属于中国，旅顺和大连的行政权问题，也正是斯大林所争执的焦点，因此随后的谈判就集中在这些相互争执的问题上。

蒋介石之所以坚持中东与南满铁路完全归中国所有，大连为纯自由港，其原因：

一是苏联已经将中东铁路转卖给了伪“满洲国”，出钱收买的当然是中国东北人民，而南满铁路距归还中国的期限也没有几年了；
二是美国的态度。对斯大林的出兵条件。美国一是争取大连为自由港。二是支持中东与南满铁路归中国所有(这一点哈里曼已经明确告知了宋子文)。意在不让东北成为苏联的独占势力范围。为美国资本进入东北预留出一个通道。

蒋介石坚持大连为自由港和中东、南满铁路归中国所有正是想为美国留下这个通道。这样，美国实际上在幕后介入了中苏谈判。

4、与斯大林第五次交锋

7月12日，宋子文与斯大林举行第五轮会谈。宋子文说，昨晚会谈后接到蒋介石来电，但并非昨天夜间会谈后请示电的复电。该来电内容包括他以往请示的若干问题，如有复电，恐怕与这封来电没有什么差异。

接着，宋子文按来电精神讲了中方的建议。

随后，宋子文总结谈判以来所达成的协议和分歧点说，外蒙、同盟条约，代表之派驻苏军，斯大林对新疆和中共之见解，中国对满洲之绝对主权，均已彼此同意。

“致尚未解决之问题，则为关于铁路，为管理问题；关于大连，为行政问题；关于旅顺，为区域范围问题”。

宋子文建议，他与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兼程回国，向蒋介石作全面汇报。通过彼得洛夫与在柏林的斯大林通讯联系。在莫斯科留下胡世泽等工作班子，与苏方一起将已经妥协的部分整理就绪。

待斯大林柏林会议结束时，宋子文再重返莫斯科会谈。斯大林完全接受了宋子文的提议。双方商定发一公报，宣布第一阶段会谈结束。

7月14日，中苏双方同时发表《中苏谈判公报》，内称：

谈判主旨在改进中苏关系，对有关双方权益之重要问题，均会讨论。“谈判情形，极为友好”。

因斯大林赴柏林参加三领袖会议，谈判暂告中止。不久将继续商谈。

5、蒋介石的底线

在重庆，蒋介石于19 日接见苏联大使彼得洛夫，向他亮出了中苏谈判的底线——必须保证东北的领土主权完整。

他说：

中国做出巨大的民族牺牲，同意外蒙独立，就是为了使东北领土、主权与行政完整；解决国共问题，使国家真正统一；和“新疆叛乱的解决”。
现在，后两个问题解决了，但东北领土、主权、行政完整问题，双方还有分歧。

他提出的解决办法是：

旅顺行政人员由中方委派，不能先得苏方同意，旅顺港必须组织中苏军事委员会，负责处理有关军事各问题，该委员会决不妨害旅顺军事；大连必须为纯粹自由港，某些仓库和运输工具可租给苏方使用，并聘请苏方专门技术人员为顾问；大连到奉天铁路，不可列入军港范围，在军港以北至金州一段地域，划出九公里的狭长地段，由中苏军事委员会商讨使用办法；中东与南满铁路董事长中方指派，中东铁路局长可派苏联人，南满铁路局长派中国人。

蒋介石希望彼得洛夫将以上几点报告斯大林。蒋介石同时知会彼得洛夫，以上谈话内容，他将通知杜鲁门，因为杜曾经送来一份雅尔塔协定有关中国问题的备忘录，中国不能不答复。蒋介石公开告诉彼得洛夫，他将把谈话内容告诉杜鲁门，就是暗示，美国对《雅尔塔协定》也有解释权，而他的上述谈话符合《雅尔塔协定》精神，美国会支持他。

6、赫尔利的“出卖”

在波茨坦，7月17日一8月2日，美苏英巨头举行峰会。会议核心问题是处置德国并解决欧洲问题。

为提高自己的地位，美国选在会议召开的前一天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并取得了成功。这时美国虽然不像以前那样急切地要求苏联出兵对日作战了，但出于减少美军伤亡的考虑，仍然没有改变请苏联出兵的初衷。

其实，为取得雅尔塔协定所得到的权益，即使美国拒绝，斯大林也会照旧出兵不误。7月17日在波茨坦首次会议上，斯大林首先重申对日作战的保证，在8月中旬苏联将做好对日作战的准备，并附带介绍了中苏会谈的情况。

杜鲁门想趁机就中苏谈判问题对斯大林施加影响，但没有成功。斯大林不想讨论与中苏谈判有关的实质问题。

在场的美国新任国务卿贝尔纳斯问，中苏还有哪些分歧。斯大林只是随意提到只有大连问题还没有解决。贝尔纳斯表示，根据《雅尔塔协定》大连港的控制权仍属于中国，中苏谈判应严格执行这一协定，如果超出协定就会产生困难。斯大林说，按他的看法，还没有达到雅尔塔协定的要求。

斯大林举重若轻，用一句话把贝尔纳斯给挡了回去。“除了第一次会议上这样简短的意见交换外，整个会议期间再未提到中苏谈判问题”。

但蒋介石对美国的希望却丝毫未减。

他于7月20日致电杜鲁门，通报了他在19日与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的谈话内容，并称，中国已竭尽全力实现雅尔塔方案，中国政府所做的甚至已超出了中国人民支持的界限，“我相信在你与斯大林元帅谈话时”能使他“不坚持做不到的事。希望你立即采取行动，支持我们”。

但杜鲁门担心，如果美国对苏联过分施加压力，苏联将不兑现其对日作战的承诺。而他波茨坦之行主要目的“归结于能够得到斯大林本人对俄国参加对日作战的确认”。

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他自然不会将蒋介石的要求太当一回事。

7月23日，杜鲁门回复蒋介石说，美国政府建议履行《雅尔塔协定》,“但我不要求您，做出超出这一协定界限的任何让步”。同时建议蒋介石重新派宋子文到莫斯科，与苏联政府继续谈判。

国民政府实指望杜鲁门给予明确的支持，但得到的却是一般的外交辞令。

在重庆，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会见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将美国和蒋介石统治集团内部对中苏谈判的不同态度和盘托出。

赫尔利推断，蒋介石致斯大林最后一封信是出自宋子文之手。

赫尔利进一步对彼得洛夫卖乖说，“如果宋子文将阻碍莫斯科谈判进程的话”，他“就建议蒋介石通过蒋经国撤换宋子文”。

最后，赫尔利总结性的强调说，现在蒋介石准备同意外蒙古独立，如果接受他对港口协定修改意见的话。他建议彼得洛夫，“可以通过适当的和委婉的措辞对协定达成一致意见”。

赫尔利这次谈话将中国政府最高机密全部泄露给彼得洛夫，等于是对中国政府的出卖。在未来的莫斯科谈判中，中国必然处于更加软弱的地位。

7、宋子文为何打起“退堂鼓”？

留在莫斯科的中国工作班子则与苏方进行了事务性的准备工作。

而回国的宋子文却“怀疑他重返莫斯科是否得当”。他从莫斯科回国后就心灰意懒，认为即将“与苏联签署的协定将在政治上毁掉负责签约的人”。

他建议委任王世杰为外交部长，并派王去莫斯科与斯大林签约。

但在当时情况下，除蒋介石之外，最适合与斯大林谈判并签订条约者，只有时任行政院长的宋子文。

如果以地位和名望比宋子文更低的人代替他前往莫斯科，斯大林必然认为中国毫无诚意，甚至认为是对他的侮辱，整个中苏谈判就有破裂的危险。

而宋子文的“临阵脱逃”思想也并非全是闹个人情绪。

首先，他就对蒋介石同意超出雅尔塔协定，允许外蒙古独立心存不满，认为签订外蒙古独立协定，将充当失地千里的历史罪人。

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受命与他同去莫斯科，被斯大林看作是蒋介石的继承人，在莫斯科大出风头，也引起宋子文的妒忌。同时，美国在波茨坦会议的表现更令他失望。美国明明对雅尔塔协定有自己的解释，认为斯大林的许多要求超出了雅尔塔协定，但在关键时刻却不出来说话，耍外交手腕，让中国去满足美国人的需要(对大连和中东与南满铁路)。

与在莫斯科时，同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保持密切接触的情况相反，宋子文在重庆回避与赫尔利见面。宋子文迟迟不肯动身赴莫斯科，正是对美国的一种无声抗议。蒋介石同意了宋子文要求，任命王世杰为外交部长，与宋同行；并向宋保证，“对未来的条约他本人将承担责任”。

宋子文遂决定重返莫斯科。

宋子文在美国享有较高的威信，并得到美国政府的支持。中苏会谈期间，宋子文不断要求哈里曼敦促美国政府对苏联施加影响。哈里曼考虑到美国的利益，遂应宋子文所请，不断致电美国政府，请求直接介入中苏谈判，不能让中国“孤立无援地抗拒苏联扩大了的要求”，请求政府授权他出面向斯大林解释美国方面对铁路和大连港的立场。

8月5日，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致电哈里曼，批准了他的请求，授权他告知斯大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