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时，我在吉林市的市区看到过种植高粱生长的情形。当年就在永昌胡同两厢，有着许多拥有大院子、小菜园的人家，在园子边角，时不时就会兀立出几杆高高的高粱。深秋时，这些高粱努力地把结有果实的茎秆伸向湛蓝的天空，那成团、成簇的紫色果实紧拥在一起，挺立于秋风、艳阳中招摇，很远就能看到其风姿。
尽管样子鲜明，但从我能够分清五谷的时候开始，就对高粱有了偏见。和大米、玉米、大黄米相比，高粱米饭粗粝的口感实在难于恭维，加之我少年时对各种豆类比较敏感：每次看到别人快乐地咀嚼红小豆焖高粱饭时，完全体会不到大快朵颐的快乐；见到人们乐此不疲地争夺高粱米锅巴时，甚至会产生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遗憾。即便是这种小豆高粱饭拌有改善口感的荤油、葱酥佐餐，终不及二者配合大黄米饭产生的口感，故而非是饿到份儿，或是实在没有其它选择，直到至今我仍对高粱米饭爱不起来。
另外，高粱还在我的生命历程里产生过恼羞成怒的感觉——从小开始，我就经常把产高粱米的高粱，和产甜杆儿的高粱弄混。我至今仍搞不清二者是不是同一种作物，也不敢确定自己少年时在胡同里见到的到底是甜杆儿还是高粱。
受歌曲《松花江上》歌词里“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影响，在很多南方人的印象中，高粱米可能东北人的主食，其实不然，至少在吉林市，高粱在主食中的地位远不如小米和大黄米。当然，从清代开始，高粱确实在粮食生产、消费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据《吉林市发展史略》中的记载可知，清代吉林城粮米行的粮价统计调查中，高粱就是排名第二的粮价统计标的物，位列谷子之后，黑豆、大麦、小麦之前。之所以排名靠前，源于当时高粱和大麦主要用于制麯、烧酒，属于重要的工业用粮。
近代开始，高粱的种植
技术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在《满洲开发四十年史》中，对高粱的品种改良有所着墨，称“高粱不仅是重要的粮食作物，而且用途广泛，种植历史极其悠久，在全东北广为分布，品种很多”。上世纪初满铁公主岭农事试验场在公主岭附近，认定高产品种“黑谷只心半”、“白粘谷”、“黑心棒老鹄坐”，以及优质品种“黑壳蛇眼红”、“红棒（子）”等。后来哈尔滨农事试验场也从洮安、永吉、长春、依兰、瞻榆、兰西、德惠、肇东、肇州等地确认过优质品种。日伪当局甚至一度将小黄谷、打罗棒、牛心棒、黑谷双心半、黑壳蛇眼红、大黄壳、红棒（子）、长春三号、黑壳二号等品种当作奖励品种。
在新中国第一版《永吉县志》中，对于高粱的记载相对零散。关于种植历史提到新中国成立前县域内东南部的沟川平地种植高粱、玉米为主，西部平原地区种植高粱、大豆、稗子、粳子等抗涝作物。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农田水利设施的不断兴建，高粱、谷子、大豆等作物的种植面积逐年减少，大米、玉米成为主要粮食作物。但高粱的良种推广工作一直没有停滞，其中在八十年代，高粱就着重推广过九粱5号和吉杂68。
另外在农技部分还提到五十年代初，高粱种植技术不断革新：留“拐子苗”，株距7-8寸，并增加播幅。还有一些与高粱春种秋收有关的内容，由于我很难判断其意义和分量，无法取舍之余，对一干材料索性一并舍弃。不过，一条1949年吉林省九站农场（即省农科院）提倡防治高粱黑穗病的记载很令人感慨。
本来黑穗病是一种生长在高粱、黍子和玉米上的菌类感染。这种“感染”传染性较强，对农业收成影响较大，深为农民忌惮。然而被这种病菌感染过的高粱穗却是一种特殊的美味——乌米。乌米色黑，幼嫩时尤其美味，是许多农村儿童打牙祭的特殊零食。近年来，当年难登大雅的乌米竟华丽转身，入围高档食材，成了吉林周边农家菜系里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2023年秋天，我与一小块高粱地在永吉县五里河子镇的山村里邂逅。这块高粱地并不是我想象中的“青纱帐”，置身其中，断然不会隐身，更不会迷路。这块长势茂密的高粱地处在一块不足一亩的小园地里，倔强地生长。有当地人介绍，那种结有密匝种球的是黏高粱，植株矮，但产量高；种子稀疏如火炬状的，植株高，是笨高粱。当地人还告诉我，别小看这片高粱地，现在很少有人吃高粱，种的人少，打下的高粱基本都用作酿酒的原料。眼前这小片高粱地，在这一带算是最大的一片了。
我多日之前喝过这里酿的高粱烧酒，很冲，也很香。我带着这种烈酒与友人分享。席间，朋友问我这酒香是什么香，我脱口而出：“是高粱特有的粮食香”。朋友又问：“高粱香是什么样的香？”我当时下意识地用一句“车轱辘话”作答——高粱的香就是高粱酒的香。我记得当时想到了甜杆儿的清爽，想到了小豆高粱焦香的锅巴，想到了乌米的甘甜，却不敢将这些美好的感觉一股脑附会上去——它们不属于高粱的香，可却又支撑着高粱在我记忆中留下的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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