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平
自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起至1911年10月的辛亥革命，中国经历着“千年未有之变局”。 在此期间，外国来华人士以“他者”的视角，观察和记录了这段历史。 这些观察记录，保留了不少作者耳闻目击的场景和情感，虽难免失之偏颇，但其中不乏弥足珍贵的金融史料。
全新栏目｢“洋”眼对钱眼｣，由复旦大学中国金融史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平博士主笔，带我们一同了解外国人所亲历的晚清金融。
01
票号与山西商人
晚清时期热闹的山西庙会
美国传教士、外交官何天爵在《真实的中国问题》一书中写到，各地的客栈里住满了行路的商人，河流与运河中挤满了向四面八方进发的各种运输货物的船只。在道路和山间小径上，驱赶骆驼、马匹、骡子和毛驴的人都竭尽体能极限地背负着各种商品，向着不同的市场进发。各大小城市都设有钱庄，钱款可以通过它们被安全地汇付到中国的任何一个偏远的地方。在他的另一本著作《真正的中国佬》中，他提到，专门经营汇兑业务的银号遍布全国各地，这些银号可以负责把汇款寄送到国内的各个角落。
说到晚清的票号业，自然不能不提到山西。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在《中国觉醒：国家地理、历史与炮火硝烟中的变革》一书中，对山西金融业的地位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认为，在西北三省（原文如此）中，最富裕的是山西省。山西享有比其他两省更宜人的气候和更肥沃的土地，人口也更加稠密。这里的土地不仅出产小麦和小米、而且地底下还储藏着量多质优的煤炭资源，还发现了大量的铁矿。自古以来山西一直有采矿活动，而随着蒸汽机的引进，又给采矿带来了新的推动力。山西省拥有众多的经营钱庄业者也是顺理成章。山西的钱庄垄断了所有邻近省份的金融交易。
英国医疗传教士杜格尔德·克里斯蒂发现，奉天（今沈阳）与欧洲城市，尤其与英国城市有着明显不同，与中国境内其他城市也有着很大的区别：男性人口远远超过女性。他印象尤其深刻的是，奉天钱庄和当铺的老板，把女眷留在了遥远的山西。
清末钱庄、票号储蓄存单
美国旅行家盖洛在《中国长城》一书中，则记录了他在河西走廊兑现汇票时的情形。他在离开甘州之前，有机会去参观了当地的一家钱庄，并将一张汇票换成现钱。这家钱庄的老板是从山西来到这个西北重镇掌管这家大钱庄的。盖洛认为，光是在这个城市，该钱庄每年的流通资金就超过了20万两白银。这位年轻人本人非常富有，是一个受到良好教育、聪明机灵向往进步的汉人。
美国社会学家罗斯在《变化中的中国人》一书中，记录了他对山西票商的印象：在满清帝国的银行业中，山西银行商占了重要地位。有一个票商拥有五所宅邸，其中有许多庭院、装饰的道路、荷花池塘、石桥、夏天乘凉的小屋、大厅，有石桌子、花园和果园，共占地20亩至30亩。这些证明了主人以前的富有和地位。但是近来由于吸食鸦片和懒惰，一度是富裕的家庭开始出卖房屋，没落了。吸食鸦片和赌博的蔓延，侵蚀了商人阶层，那些成功的山西银行商的后代沉酒于纵情声色、出入戏院、赋诗作画之中，致使家道中落。“其中一些富有的年轻人留给我的典型印象是胖胖的、虚弱的、好色的。没有什么能激发起他们的雄心壮志，他们也找不到为什么不赶快享受的原因。他们根本没有体育活动的热情，或者说没有强身健体的理想。
02
钱庄与银行经理
俄国的叶·科瓦列夫斯基在拥有外交官、探险家身份的同时，也是作家和学者。他在《窥视紫禁城》一书谈到，走过各条街道，到处都能看见一些用粗栅栏围起来的房子，这都是钱庄。中国没有官家银行，也没有欧洲那种小型私人银行。有名的商人开设小型私人银行，发行债券，换取金属货币。由于中国除铜板以外没有任何钱币，所以在花钱之前，人人都需要去钱庄兑换金银。当然在有些大铺子里也可以直接拿一定数量的金银去买东西，汇率基本上与换钱的地方一致。通常在月初和月末时金银的价格会低一些，因为月初军士们发饷，月末各店铺盘点汇总
美国传教士卢公明在《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一书中记录，福州的钱庄为数众多，其经营活动完全没有政府监管，任何人只要有资本，就可以开钱庄发行钱票，不需要从官府获得任何形式批准注册。当一家钱庄新开张，要按照习俗宴请附近钱庄的老板、掌柜、店员和掮客。一般说来，接受了宴请之后，如果没有特殊的怀疑理由，附近的这些钱庄就要接受新钱庄签发的钱票，掮客也开始上门按照规矩做生意。
钱庄庄票
美国传教士兼外交官卫三畏在《中国总论》中说：“钱庄发的汇票通行全国各地，汇兑体系像欧洲一样完善；汇率很高，经常有大量银子在流动。”英国旅行摄影家汤姆森在《镜头前的旧中国》一书中，也提到了庄票。他写道：“在与大多数中国人的交易中，通常是付给他们一张由中国钱庄开出的银票，承兑这类银票的钱庄，不论何时都可以用分量不足的硬币偿还债务，而以足重的货币单位记入其雇主账上。”
何天爵还特意描述了两种庄票的形状：它们上面的图案和文字部分是手写部分是刻印的。所用的纸张非常粗硬结实。为防伪造，每张纸币在发行之前都被铺在一份作为存根的账本上，然后发行者在纸币与其下面空白纸张的连接处打上自己商号或者钱铺的印记，另外再随意地画些线条，纸币上有一部分，空白纸上也有一部分。这样，存根上留下的每张作了记号的页码总数，与所发行的纸币数量恰好相等。这种方式虽然非常原始和粗陋，但对于防止伪造假冒纸币却是行之有效。
对外国人来说，钱庄老板的形象还是比较神秘的。英国女作家立德夫人在《穿蓝色长袍的国度》一书中，对钱庄老板如是描述：“身穿白色丝制衣袍，腰里系着一条丝带，吃饭的时候，他脱去外衣，里面穿件黑色短衫，腰里系条黑丝带。”美国旅行家盖洛在《中国十八省府》一书记载了胡雪岩的“传记故事”，并评论道：“胡雪岩从一个穷人变为富翁，颇有点做美国梦的意味。由于过于贪心而丧失一切，又不能忍受失败，于是便吞金自杀。
莫理循身着中国服装，在旅行途中与中国脚夫的合影
《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曾经造访了昆明一家大钱庄“同庆丰”的老板王炽，他是重庆人，59岁，他的钱庄在各省会、都市均有分号，在当地市民中享有很高的声誉。莫理循对其才智评价很高。王炽有个20岁的儿子，将要继承钱庄生意，现在经营着一家杂货铺，并酷爱摄影。
何天爵特别提到了上海一家实力雄厚的外国银行经理的观点。这位银行经理说：“我非常欣赏我们外国商号良好的商业信誉。但是，中国人在这方面毫不逊色于我们。事实上，同世界其他任何国家和地区的情况相比，我更加信任中国的商人和银行家。在此我可以顺便提一下，过去的二十五年里，我们的银行一直同中国在做大笔大笔的生意，金额高达数以亿万两计的银子。然而迄今为止，我们从来没有遇到有哪位中国商人不履行信用或合同。”何天爵特意说明，在这个问题上，无论东方还是西方，这位经理先生都是最具发言权的人物。
03
市场与行会力量
晚清街景
卫三畏特别提到了中国的行会。他指出，不能忽略中国社会上一个独特现象，即组会的倾向。他认为，人们团结在会社之中，在城镇和乡村，做买卖，读书，当兵，从政，每个人都要和其他一些人结合在一起，男男女女都是如此。一个人加入某个或某几个“会”，和会的命运打成一片。商业资本家联合起来办大钱庄，出售畅销的药品，批发大宗土产。农民合伙买头牛，小贩在一条街上受惠顾，搬运工专门包下一个仓库的搬运，轿夫为一个城镇提供全部轿子。乞丐也由他们的“会”来指定在某一两条街活动，如果另一帮人侵犯，就将对方赶出地盘。
英国传教士麦高恩则在《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中强调，取得广泛共识的相互责任契约导致中国产生形形色色将各自归于区域行会的职业和行当。卢公明认为，作为通行的惯例，从事某一行业就要加入该行业的公会，遵守行业的规矩，违反规矩要认罚。如果谁拒绝参加行会，或破坏了规矩还拒绝受罚，将会受到同行的共同排斥，直至生意一蹶不振，乖乖求饶为止。
早期的旅沪宁波同乡组织四明公所董事合影
美国旅行家盖洛在《扬子江上的美国人》一书中写道，在天朝帝国里，就像在其他地方一样，劳资双方都有完善的行会组织。钱庄老板的行会控制着金融市场；还有许多同乡会，其会员都是来自同一个省的男性。“帝国的每一个城市都有这样的行会，它们的权力巨大，就连官员也不敢与之作对……。”
英国女作家立德夫人在《亲密接触中国》中，专门记录了行会的神奇力量，比如说，一个人从江西来到1000英里之外的重庆，路上可能花上几个月。哪怕他没有带介绍信，也可以到他们江西省同业行会的会所。他适度地表示恭敬后，就开始自我介绍他是什么地方的谁家的儿子，等等，这样那里的每个人马上就知道他的所有情况，并且能轻松地确定他所讲的是否属实。于是在这里他立刻找到了朋友。如果他想找工作，他也找到了免费的职业介绍所——这里有城里各商行的信息，各家店铺是否有偿债能力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这里还是可爱的类似俱乐部的会所，他可以在此吃喝，也可以被别人宴请，在安静的角落里与人进行私密性的谈话，他还可以与来自他家乡的老乡坐在一起品茶吃点心，同时欣赏家乡地方戏剧团的演出。
“上海市银行博物馆”官方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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