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寒冷的冬季早晨，功德林中的战犯徐远举，收到了一份从管理所外寄来的、来自“老同事”的“礼物”。那是一本小说，书名《红岩》。

1961年12月，罗广斌和杨益言合写的长篇小说《红岩》出版。撰写这部小说时，两位作者查阅了大量资料，还去白公馆、渣滓洞等地实际考察过，书中几乎每个人物都有现实原型。

沈醉与“严醉”与红岩

《红岩》一经出版就火遍全国，那时基本上人人都能说得上来书中的情节，对故事中（实际上也是现实中）军统的残暴行径唾弃不已。

书中的反派人物徐鹏飞，其原型正是徐远举。而将《红岩》寄给徐远举的，则是书中另一名反派人物——严醉——的原型。

他就是前国军中将、“军统三剑客”之一、1960年才刚被特赦的沈醉。

随书一同寄去的还有一封信，内容除了叙旧之外，中心思想便是：“你我都应从此书中回看、反思过去的罪恶。”是的，沈醉买了两本《红岩》，一本寄给徐远举，一本留着自己看。经过在功德林中的多年改造，沈醉已经不是当年那个无恶不作的军统特务了。

后来罗广斌和杨益言还去北京见了沈醉和董益三这两个前军统特务，向他们了解了更多当年军统，和“中美合作所”的内部情况。两人都将自己所知的信息毫无保留地告诉了他们，其中就包括江姐怒斥徐远举的事情——这是罗、杨二人之前所不知道的。

再后来，来自全国各地的剧团都争着要把《红岩》改编成剧本，还拍了一部电影，这就是著名的《烈火中永生》。各种相关剧作的编导和演员，都去拜访过沉醉，希望他能提供更多相关细节。演出之前，还会特地送他戏票，邀请他前去观看。

对这些要求，沈醉总是尽量满足。可以说，他此时的确是在真正认罪赎罪了。

不过，这样一个积极认罪的人，却也因为《红岩》这部小说中“严醉”的人物，招来了一点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麻烦”。

妻子的质疑

1965年，沈醉经同事介绍，与一位名叫杜雪洁的医院护士相结识。那一年，杜雪洁已经40岁了，但也比沈醉小十来岁。

这次相亲本就是沈醉在女儿沈美娟的催促下进行的，沈美娟觉得杜雪洁是个好人，便极力怂恿父亲与杜结婚。

就这样，沈醉与杜雪洁结为夫妻。然而两人的蜜月还没度完，整个婚姻就出现了“重大问题”：

一天，杜雪洁下班回到家，突然向沈醉问道：“《红岩》里那个大特务严醉，是不是你？”

杜雪洁这天在单位上班时，偶然和同事聊起自己的新婚情况，就见对方神色有些僵硬。尤其在她提起自己的丈夫名叫“沈醉”时，对面那人甚至露出了堪称鄙夷的目光，说：“你看过《红岩》吗？那里面的严醉，在现实中可是有原型的，你猜猜那是谁？”

杜雪洁顿时睁大了眼睛。她读过《红岩》，也知道里面的情节都是根据现实事件改编的。要说严醉在现实中有原型，她当然不会怀疑，但她从没想过这个原型会和自己的生活扯上关系。

严醉严醉，难道真是她的新婚丈夫沈醉吗？那个看上去老实本分的男人，以前竟是残忍邪恶的特务？

结婚之后，沈醉对杜雪洁可以说是一等一的好。因为杜雪洁在医院的工作比较繁忙，家中打扫卫生、买菜、做饭、照顾孩子等事务都由沈醉一手揽下，杜雪洁每天回家之后就再没什么需要操心的事情。丈夫对她的照顾简直是无微不至的。

这些都不用说，沈醉面对外人，也和其他所有普通人一样友善，看不出有什么坏心眼。这种人真会是国民党特务吗？

杜雪洁想让自己停止怀疑，可越往深了想，她就越是觉得这也不是不可能：她在相亲时，可没问过沈醉的过去，沈醉也从没主动提起过。

她度过了煎熬的一天，回到家后再也忍不住，当即向沈醉问出了那个问题：“你就是严醉？”

沈醉没有想到她会突然问这个，一时愣住了。他的这种沉默某种程度上证实了杜雪洁的猜想，她也一言不发地站在原地，看着自己似乎从未真正了解过的丈夫。

过了不知多久，杜雪洁还是先发出了声音。她叹了口气，向卧室走去。

此时的她，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严醉”的故事，虽说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可呈现在小说里的事情总是有些距离感；可一旦把严醉做过的那些事放在丈夫身上——其实也不用“放”，那些事她的丈夫本来就都做过——就令她感到头皮发麻。

但是第二天，当看到沈醉看她时歉疚的眼神，杜雪洁还是心软了。她找时间去了解了沈醉在解放后的经历，慢慢地意识到：她的丈夫，过去做过的恶行是真的；可在经过改造后的洗心革面也是真的。

就这样，杜雪洁不再提起“严醉”的事，这对新婚夫妻又和好了。

一心统一

七八十年代，沈醉一直潜心写文章，这些作品中的大多数都有发表在香港的报刊上，引起了不小的反响。1981年这差不多一整年，沈醉和女儿沈美娟都在香港探亲，香港媒体一直对他们保持高度专注。

令这些媒体大感意外的是，1981年底，沈醉竟表示他们会在春节前就回去大陆。

许多人感到万分不解，尤其是他以前在国民党的“老同事”和朋友们，纷纷跑来劝他留在香港，“多过过好日子吧”。

沈醉只是说：“我母亲曾说，人可以不做官，但一定要做人。在国民党的时候，我是官，却从没认清什么是人；解放之后的新中国却让我明白了‘人生’的道理。”

在香港期间，有一次沈醉出门吃饭，途中遇到一个他以前的学生。这个学生不停劝沈醉：“和我去台湾吧，那里的日子才是好日子呢！”他表示，只要沈醉愿意去台湾，他马上就能帮沈醉安排好一切，晚年的一切都不用愁，家人儿女也都能得到很好的照顾。

沈醉听他说着，表情却没有丝毫变化。等那人说完后，沈醉用平静的语气婉拒了他，便离开了。

当然，这些人不会轻易善罢甘休。一天上午，沈醉在香港的住处来了一位生面孔的客人，是自称某家报社董事长秘书的梁女士，说是来给沈醉送稿费的。沈醉前几天刚给这家报社提供了一篇题为《溥仪特赦之后》的文稿。

沈醉起初也只当这是一次普通的会面，可这位梁女士拿出的支票上的金额却让他大吃一惊：“这么多啊？”

沈醉不是第一次给报社供稿了，对自己每一篇文章的大致稿费心里都有数。这个金额，如果不是报社填错了，就说明是另有图谋。

果然，梁女士下一秒就说：我们希望您能写一些特定内容的文章……说是“特定内容”，其实就是反动言论。沈醉断然拒绝了这一要求。

结果没过几天，那家报社的报纸上就刊登了一篇题为《揭穿沈某可耻目的》的文章。沈醉光看标题就明白，这可不是一篇普通文章，而是台湾那边的势力下的最后通牒。

如果他再不从，对方一定会毫不留情地下手。

于是，沈醉当晚就开始收拾行李，打算在一两天之内就带女儿回大陆。这计划还没来得及实施，沈醉就又遇到了一次“胁迫”：那天清晨，沈醉去公园里散步。走了两圈觉得累了，就坐到公园内的长椅上开始看报纸。

就在这时，一个其貌不扬的中年男子走了过来。沈醉抬头看他，男子脸上带着礼貌的微笑，用相当客气的语气说：“您好，我们组长想和您见一面好好聊聊。”

看样子，那些势力是真的打算动手了。沈醉却毫不慌乱，他面不改色地说：“可以啊。”随即将自己住的宾馆和房间号都告诉了对方。

男子和他约定明天见面后，满意地离开了。沈醉看了一眼他的背影，低下头继续看报，一副优哉游哉的样子。

大约一个小时过后，沈醉收起报纸，像往常一样回了宾馆。一关上房间门，他就叫女儿赶紧收拾一下准备出发。

当天晚上，沈醉和沈美娟就坐上了回大陆的火车。

在整个晚年生活中，沈醉始终潜心文学，他将精力放在笔头上，呼吁统一、呼吁为祖国出力。他说，我们每个人过去走过的路可能都不一样，但是现如今，我们真正该拿来评判一个人是否能够流芳百世的标准，就是这个人是否为统一祖国出了力。

不得不说，沈醉曾经是一个恶贯满盈的军统特务，他的罪过不能被抹去；但经过功德林中的改造，他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并用自己的余生去进行了弥补。旧社会把人变成鬼，而在新中国，党和人民的努力，能够将鬼重新变成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