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52年，一个消息传到了朱德的耳里。他在苏联留学的女儿朱敏 ，与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的一个年轻翻译相爱了。
作为一个父亲，朱德和全天下的父亲一样既高兴又有些担心，于是趁着夫人康克清访苏之际，他拜托她去问问情况。
朱德和朱敏
康克清到苏联见到了那个小伙子，考察了一段时间，对朱敏说：“刘铮是一个不错的小伙子，我替你爹爹表态同意你们的婚事。”
元帅的普通女婿
刘铮祖籍河北，毕业于外语学院，建国后便跟随王稼祥到达莫斯科参加组建驻苏大使馆，后来就一直在大使馆工作。刘铮第一次见到朱敏是在大使馆的一次活动上。
那时朱敏和一些烈士子女在莫斯科留学，每个礼拜六都要到大使馆参加活动，有时是招待会，有时是纪念活动，有时是舞会。
刘铮和朱敏
在这过程中，刘铮认识了朱敏，他们一起跳舞，聊一些生活情况、学习情况。
接触中，刘铮感觉朱敏没有任何高干子弟的架子，很朴实、很容易接近、很容易交谈，相处起来十分融洽。这让刘铮渐渐对朱敏产生了好感，但让刘铮下定决心和朱敏发展更进一步关系的是朱敏的志向。
朱敏从集中营逃回来后，觉得青少年受教育非常重要，否则就完全耽误了一代，对国家建设没有好处，所以她坚决回国后从事教育事业。
朱敏（左）
也许是因为朱敏的志向很平凡，没有更多的幻想和想法，不想高官厚禄，拉近了她与刘铮的距离。
朱敏对刘铮也有好感，或许是因为许久没有回国的缘故，她见到刘铮的第一面，就感觉他非常亲切。
很快，两人就确定了恋爱关系，可由于两人的家庭有悬殊，他们的恋爱还是受到了来自各方人员的提醒。刘铮也有些犹豫，他不希望因为自己给朱敏造成困扰，他问朱敏：“你是怎么考虑的？”朱敏斩钉截铁地告诉他：“我已经考虑好了。”
刘铮
家庭的差距多少还是给刘铮带来了压力，为了试探朱敏的心意，刘铮听取了朋友的建议，用一个高干子弟的名义约朱敏出来，结果朱敏非常坚决地拒绝了。
晚年刘铮谈起这件事，感慨地说：“如果她那个时候出来赴约的话，恐怕就是另一个结局了。”
之后朱敏和刘铮的感情越来越牢固，来到苏联访问康克清得知这一切后，非常放心地同意了这门婚事。
不久，朱敏和刘铮就结婚了，他们把婚期告诉了朱德和康克清，朱德夫妇致信表示同意，并祝福新婚快乐，白头偕老。
刘铮和朱敏
1953年，朱敏要毕业了，此时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也要出生了。朱德得知此事后，便写信给女儿，让她毕业后就回国，嘱咐她孩子一定要生在中国的土地上。
于是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朱敏和刘振还有他们未出世的孩子踏上了回国的道路。
“老人家本来可以活100岁”
朱敏夫妇回国后直奔中南海永福堂，这是刘铮第一次见岳父。
康克清和朱敏把刘铮引进朱德的会客室，朱德正在专心读报，见到刘铮，立刻起身，微笑着迎上去和刘铮握手。
刘铮刚刚还紧张的心情就在握手的那一刻突然就消失了，他印象中的总司令应该是威严，没想到总司令也有慈祥的一面。
刘铮和朱敏
朱德似乎很喜欢刘铮，一见面便关切地问候：“你过来了，今后有什么打算啊？你们住哪儿啊？以后你们家安在哪儿？”
工作上的事，刘铮服从组织上的安排，但至于一家人住在哪里，他还没有想好。朱老总说：“你们要是没安排好，那就先住我这里吧。”最后朱德还嘱咐朱敏夫妇：“要好好工作，不要以为住在这里就高人一等。”
从此，刘铮一家住在了永福堂，一住就是三年时间。当孩子三岁时，他们才搬到了一个很小的房子里。
朱德一家
离开父母的朱敏并不适应，由于夫妻俩都有工作，孩子就成了一大难题，这时朱德又说：“你们把孩子留我这里，你们不要牵挂，好好做你们的事。”
朱德在世的那些年，最令刘铮印象深刻的是朱老总对时间观念的严格，每次接见外宾，朱德总是提前二三十分钟到达。
刘铮在外交部工作的时候，经常与朱老总会见外国领导，每一次朱老总总提前出发，提前到。当时刘铮考虑到外交准时就行，便劝朱德晚去一会儿，没必要提前半个小时到。结果，朱德依旧如常。
朱德一家
劝不动朱德，刘铮就去动员朱德的主管秘书，主管秘书采纳他的建议，结果出了差错。
那一次，朱德虽然没有迟到，但比外宾早去了十几分钟。朱德到时，见外宾早已到了，当下没发火，但结束后立刻批评了主管秘书。
主管秘书很真诚地接受了这次批评，并没有说出这是刘铮的建议，刘铮得知后很是愧疚。
但刘铮没有想到，朱老总早到的习惯竟会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
朱德和康克清
1976年的一次接见外宾活动中，朱老总提前40分钟到达了人民大会堂。那时候大会堂空调温度都非常低，导致朱老总会见完外宾后立马得了感冒。
这次感冒来得汹涌，很长时间都好不了，因此又引发了肺炎、哮喘。原本朱老总只患有糖尿病，20年都没出过事，但这次感冒引发的病症实在太多，到后来饭都吃不下，最后得了尿中毒去世了。
刘铮很后悔当初自己没有坚持劝下去，假如朱老总去得晚一点儿，也不会发生后来的事。刘铮说：“这件事在我心里一直是个疙瘩，按照朱老总的身体状态，若不是他的工作习惯，老人家可以活到100岁。”
刘铮晚年
朱德生活俭朴，身为元帅，节衣缩食，在所剩不多的工资余额中，一点点用几近苛刻的方式积攒了两万元。去世前，他明确告诉子女，这两万元只用作他的党费，一点儿不留给子女。
朱德去世后，遵照遗嘱，康克清又补上了一点儿钱，替朱德交上了最后一次党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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