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1898年出生于山东诸城一个富裕的家庭，自幼便受家学熏陶饱读诗书，长大后尤其擅长书法、绘画和戏曲，与学界、艺术界人士如冯友兰、俞平伯、陈垣、容庚也有往来。与郭沫若就互称“郭老”、“康老”。

1924年，26岁的康生离开家乡，到上海大学读书，当时的上海大学实际上是一所由我党主掌，用来培训党内骨干的学校，所以革命气氛浓厚，康生称自己就是在此期间入的党，但其入党介绍人是谁却众说纷纭。

由此，康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从上海大学特支书记，一路成为上海总工会干事，区委书记，江苏省委组织部长。

1928年是康生人生中重要的一年，这一年7月，党的六大在莫斯科召开，选举了向忠发为党的负责人，但由于其文化水平、能力不强，并不具备领导中央的能力，所以在六大后，中央的工作实际上由先行回国的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长李立三控制。

康生这是刚当上江苏省委委员兼组织部部长，算是半只脚踏入了中央，他眼看李立三崛起，便开始对其百般吹捧，投其所好。当时李立三初登大位，也在四处寻找支持者，两人于是一拍即合。一年后，康生如愿进入中央，成为中组部秘书长。

但仅仅半年，李立三就因为“立三路线”被召到了莫斯科，向共产国际作检查，而王明等留苏作为李立三的反对者，随即成为执掌中央的力量。康生果断易木而栖，转而投向王明，王明也投桃报李，提拔康生做了中组部部长。

在一年的时间里，康生二次变换阵营，顺利步入高位，可见其对权术的熟练和敏锐，也可见其缺乏信仰，见风使舵。

1933年7月，上海的形势因顾顺章的叛变而不断恶化，在上海工作的同志要么去了苏区，要么去了莫斯科，王明、康生都选择了去莫斯科。

在苏联期间，两人同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任职，王明为团长，康生为副团长。当时王明仰仗米夫的支持，权势一时无人能敌，康生对王明的依附也更为明显，由此坐稳了副团长的位子。期间两人默契合作，将众多反对他们的中共留苏人员打成了托派分子。

1937年11月，在密切合作了4年之后，王明和康生返回了延安。出国4年的康生当时并不知道国内的形势，还在一味吹捧王明。其中一件事是：38年初，他陪王明到枣园给敌区干部训练班作报告时，带领学员们振臂高呼：“我们党的天才领袖王明同志万岁。”

但是，王明的主张开始遭到质疑，因为他主张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实际上是一种服从蒋介石，放弃独立自主的观点。

1938年9月29日到11月6日，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在这次会议上，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意见，希望中央中央“以毛泽东为首”，毛主席的核心地位由此正式确立。另外，毛主席也首次提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概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六中全会还批判了王明的错误思想，并撤销了由他负责的长江局。

正是因为这些内容，六届六中全会的重要性被凸显了出来。45年七大的时候，毛主席说：“党在历史上有两个重要会议。一次是1935年遵义会议，一次是1938年的六中全会。”

六届六中全会虽然批评了王明，但由于时局紧张，诸事繁多，全党真正统一思想的工作，却是在41年9月开始的整风中进行的。这给了康生足够的时间，让他和王明划清了界限。

但作为和王明紧密合作了4年的伙伴，仅仅划清界限，对康生来说是不够的。为了彻底摆脱嫌疑，康生决定调转枪头，第一个向王明发起正面的进攻。

41年年底，在西北局的一次干部会议上，康生大讲自己在莫斯科时就是反对王明路线的，是同王明作斗争的；而王明是一向压制他、打击他、排挤他的。

在整风中，康生不作任何检查，也没有受到任何批评，就轻而易举地把自己打扮成一贯反王明的“英雄”。

杨尚昆同志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载了这么一件事：41年年中的一天，康生把邓发和杨尚昆叫到了一起，指着那本王明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说：“我花了两天的时间读完了它，发现这是一个大骗局。”

杨尚昆写道：“毛主席最初是信任康生的，以为康生是最早起来反对王明的，常在同志中称赞他，还把领导整风的总学习委员会的常务工作交给他……”

但是，这样临时的伪装又能持续多久呢？他在苏联时期干得那些事，那些受害者们岂会沉默地纵容他？

率先揭开康生面目的，是从莫斯科回来的孔原等同志。孔原资格很老，27年南昌起义后就去了苏联，后来回国参与领导北方局的工作，并于35年第二次留苏。

正是在第二次留苏期间，他因为不同意王明的观点而遭到了审查，并被给予了严重警告，开除学籍（《杨尚昆回忆录》为“开除党籍”，《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传·孔原》中为开除学籍，采纳后者）。后来，在王稼祥同志的帮助下，他才得以离开苏联返回延安。

康生对王明反戈一击后，孔原找到了毛主席，说康生过去一直都是宣传王明的，他此前不但没有反对过王明写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还在列宁学院讲课时，以这本小册子作为基础教材；孔原还回忆说，在一次中国代表团举行的招待会上，康生曾带头高喊：“王明同志万岁”。当时康生的样子，和他现在的样子可谓截然相反。

杨尚昆在回忆录中说：“像这样去说的不只是孔原一人，从莫斯科回来的还有好几个人也去跟毛主席讲。”可见，康生和王明在苏联的那四年，伤害了多少无辜的同志。

“孔原和毛主席谈话后，中央决定恢复他的党籍……不久，毛主席让康生离开延安”，到晋绥去工作了。

45年七大后，康生除继续担任政治局委员外，他的中央社会部部长和情报部部长之职都被解除，其权威也随之大大降低了。此后10年间，康生离开了中央机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