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职北京军区

1960年1月，我从南京军事学院院长调任北京军区政治委员，一干就是整整7年。这是我的军旅生涯中在一个单位、一个职务上干得最长的一段。

这一段时间，我们的党和国家一方面不断纠正在指导思想上和路线、政策上的“左”的错误，带领人民同甘共苦、同心同德，克服严峻的天灾人祸，使各项建设事业得到复原和进展;另一方面，当经济形势有所好转以后，继续推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的理论与实践，开展两条道路的斗争，直到把这种错误推向极致。

这一段时间，我军的各项工作和建设也在曲折中前进。一方面林彪上台后大力推行“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突出政治”的一套形式主义的东西，实际上他长期养病，并没有在第一线工作，仅仅在每年临近年底时通过总部发出几句话的“林副主席指示”;另一方面，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贺龙、罗瑞卿等同志和军委其他领导同志，坚持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建设，倡导大练兵、大比武，开展学习雷锋和英雄榜样的活动，推动我军在战备、训练、科研、生产、抢险救灾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突出的成绩。

调到北京

1959年10月27日，我在军事学院接到一份由新任国防部部长林彪签署的指示，调我任北京军区政治委员。

同一指示中还有原炮兵司令员陈锡联调任沈阳军区司令员，原北京军区政治委员赖传珠调任沈阳军区政治委员我正在准备调动时，胆石症频频发作，在医生建议下转往北京医院会诊。

我到北京只是看病，并未办理调动手续，本不想打扰北京军区。但是一下飞机，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黄振棠带领司令部办公室主任和治理处长就迎候在飞机旁，把我接到军区招待所。当天下午，张南生副政治委员和马卫华副参谋长又到招待所看我。这令我十分不安。我还没有工作，就受到同志们如此周到的照顾。

我与未来的搭档、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上将见了面。杨勇同志原为中国人民理想军最后一任司令员，1958年10月他和王平率理想军总部和第1军等部队凯旋回国，随后担任了北京军区司令员和军区党委书记。我曾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听过他代表理想军所作的报告，生动感人，印象深刻。我这次来京看病，细心的杨勇司令员派军区政治部和治理部门把我在京期间的住宿、用车都给安排好了，带我参观了国庆10周年落成的人民大会堂、民族文化宫、工人体育馆、农业展览馆等宏伟壮美的新建筑。就连今后的住房，也让治理部门在我到京第二天就领我看过。一处房子尚需7万元费用维修才能人住，另一处房子原是为林彪准备的，但他一直没住。我表示不要再花钱了，如果那处房子林总确实不住，也没有其他人住，我就作为新家。

虽然我还不是北京军区党委成员，但在杨勇同志邀请下，我参加了北京军区党委全体会议，参与讨论了1959年工作总结和1960年工作安排。我向党委会议传达了几天前听周恩来总理作关于当前形势报告的精神。

在京期间，我拜访了老首长、军委副主席贺龙元帅和总政治部副主任甘泗淇上将，请他们对我来北京军区任职给予指示。贺老总给我指出了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应当如何团结共事，应当注意哪些问题。甘副主任也向我谈到，要注意工作更细致一些，既要有原则性也要有灵活性，并使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此外，我还向总政治部主任谭政、副主任萧华、干部部部长甘渭汉谈了我对军事学院继任院长人选的意见。

在北京医院住院检查之后，我立刻返回南京，向军事学院党委移交了工作。在带有欢送性质的党委扩大会议上，我对自己在军事学院的工作做了自我批判，对学院多年来取得的成绩和今后的教学体制等问题表达了个人的意见，算作临别赠言。我勉励同志们继续为培养有共产主义思想、有优良的军事素养和作风的优秀指挥员而努力。

就在我准备赴北京上任时，我原先的秘书因为向在南京某军事单位工作的亲属提前透露了庐山会议情况，有人提出他违反了保密规定，不宜到北京工作。由于事发突然，来不及再找秘书，军事学院党委决定派办公室主任阙兴隆同志作为秘书随我到北京军区工作。阙兴隆同志是位新四军老战士，曾任军侦察处长，被刘伯承院长调来军事学院担任院长办公室主任，跟随刘帅工作多年。他服从组织安排，离开办公室主任的职位随我到北京任职。

1960年1月5日，我告辞了先后学习、工作达5年之久的南京军事学院，前往北京。为了减少同志们迎来送往的麻烦，我特意挑选了夜间发车、夜间到达的那趟列车。这天上午我主动到学院各部、系向同志们告辞，然后向南京军区和江苏省委负责同志告了别。夜间12点，我乘上列车，离开南京。

7日凌晨1时，列车驶进北京新车站。我原以为这个时候不会麻烦任何人了，没想到，在北京深冬的凛冽寒风中，杨勇司令员带领北京军区各位负责同志已经在站台上迎候，这使我深受感动。我想，只有立刻投人到工作中，才能回报同志们的盛情。

8日清晨，我来到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庆王府的军区司令部，正式开始了我在北京军区的工作。我参加了当天的党委常委会议，研究新一年的各项工作。常委会的民主气氛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第二天，我正在继续参加常委会议，接到通知，要我以国防部副部长的身份，到首都机场参加欢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来访的仪式。这种事情是我在南京从未有过的。我原打算上任后抓紧了解情况，及早进人工作状态，没想到刚刚开始工作的第二天就轮上了，而且据其他同志告诉我，类似的活动今后还少不了。看来，北京与南京确实不大一样，除了做好军区本身的工作之外，还要经常参加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以及各有关部门安排的重要会议和礼仪活动，与党政军最高领导层的接触也要比京外同志多很多，可以更直接、更经常地得到领导机关和领导同志的指示。

1月中旬到2月底，杨勇司令员和我到广州参加军委扩大会议。这是彭德怀同志被罢官后由林彪召开的首次军委扩大会议。会议在批判彭德怀、黄克诚“错误军事思想”的基础上，讨论了新的积极预防的保卫祖国战略方针，研究了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的战略方向、“北顶南放”的预防设想及作战形式等一系列问题。

回到北京以后，中共北京军区第二届代表大会于3月中旬召开，杨勇书记代表上一届党委作了工作总结和1960年主要工作任务的报告，我传达了军委扩大会议精神。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共北京军区委员会，并由党委全体会议选出了常委委员、书记和监察委员会。杨勇同志为第一书记，我为第二书记，郑维山为副书记。

我利用这次党代会的机会，分别到各单位参加讨论，召开座谈会，对所属各军、省军区和北京卫戍区等单位的历史沿革、组织编制、主要特点和干部队伍等情况做了初步的了解，为今后进一步了解情况和处理问题打下了基础。

随后，我参加了北京军区先进集体和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从会议的一些文件中，我看到，一些同志对于敢想、敢说、敢干的首创精神与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的结合重视不够，大多数情况下只强调前者，而忽略后者。

我多次指出这个问题，建议对这些文件进行修改，但是并没有被多数同志所理解。其实，这在当时不只是哪个人、哪个单位的问题，而是带有相当一般性的问题;我们的党、国家和军队都存在这方面的问题。

4, 5月间，我接连参加了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全国民兵代表大会、全军文教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以政府副部长身份列席旁听了全国人大二届二次会议，参加了中央和北京市举行的“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大会”、“声援南朝鲜人民反对美国和李承晚集团大会”、“声援苏联政府反对美国挑衅大会”、五一劳动节游园活动，以及一些外事活动。这就是在北京工作的特点。我逐步适应了这样的事情。

5月下旬，就在我刚刚投入工作不久，积存多年的胆石症严峻发作，病情恶化，全身发黄，后经贺龙元帅签字，北京医院为我做了胆囊切除手术。7月20日我出院后又到北戴河的军区疗养院休养了近两个月，直到9月12日才返回北京。

9月13日至10月20日，我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会议根据林彪关于“四个第一”的指示，着重检查总政治部及其主任谭政大将的领导方向“问题”，谭政同志受到批判，会后不久即被罢官。会议讨论并制定了“关于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的决议”。这个决议被称为继红军时期“古田会议”决议之后又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决议，成为我军思想政治工作一个纲领性文件。它既有我军长期以来特别是解放以来政治思想工作的传统和经验，同时也带有当时越来越“左”的指导思想;对我军建设起到了一些积极作用，也造成形式主义的危害。根据决议精神，全军在基层一般开展了长达10年的争创“四好连队”和“五好战士”运动。

这年秋，党中央决定复原成立了华北、东北、西北、华东、华中、西南6个中央局。我作为北京军区党委的代表进人中共华北局，担任书记处书记。同时，中共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兼任北京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杨勇和我分别改为第二、第三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