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十一”前后，最忙的，就是快递员。今年的“双十一”，曾经的快递员胡安焉没再忙着送快递，不过，他也闲不了，双十一紧连着的第二届岳麓书会，出版社给他的新书《我在北京送快递》安排了好几场分享会。
很多时候，快递员跟我们打个照面就走了。他们总是一副急急忙忙的样子。作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人，我们其实并不了解他们。我们可能也没想过要了解他们，在我们的生活中，他们好像只是收寄物品的人肉工具。
他们真只是收寄物品的“人肉工具”吗？《我在北京送快递》中有答案。
2009年开始写作，送快递是为了惩罚自己
胡安焉有近4年没送过快递了，在他快结束快递工作时，当他把快件交到客户手里，看到客户满意甚至是兴奋的表情，听到客户悦耳的道谢语句，他的心里是快乐的。
“我感觉到自己有用、我的劳动对人有用。”胡安焉说。
胡安焉最初选择做快递工作，并不是觉得这份工作对人有用，更不是觉得这份工作对他自己有用。回顾他过往经历时，胡安焉坦陈，当时之所以会去D物流公司做快递，是为了惩罚自己：“我恨当时的处境，但是我没有能力，也不敢去报复，我只敢靠伤害自己来发泄。”
胡安焉感觉那时的他颇像毛姆小说《面纱》里的那个英国医生，老婆出轨背叛了他，但他只能惩罚自己，最后感染霍乱死掉了。
一方面是为了惩罚自己；一方面，当时38岁的他，履历上并没有过人的地方。这之前，他干过酒店服务生、做过生意，还做过美编、画过漫画，但这些经历并不能让他在此后的职场上有更多的选择。所以，能够“伤害”自己，且回报相对较高，快递成了他当时的首选。
△胡安焉送快递时的自拍。
《我在北京送快递》出版后，因为他的前快递员身份，以及对他的名字的陌生，很多人以为他是写作新人、写作素人，但他自己并不这么认为。早在2006年，胡安焉写过“《故事会》风格”的东西，当然，他现在不认为那是写作。他认为自己真正写作上的起步，始于2009年，那年他在南宁的女装店关门后，开始尝试靠写作完成对曾经经历的消化。
从2009年到2011年，胡安焉有接近三年的时间没去工作，每天在家读书和写作。他把写作当作他生活中“另外”的部分，属于自由的那部分。
“假如说工作是我们不得不做的事，是我们对个人意愿的让渡，那么与此相对的生活的另外部分，就是那些忠于我们意愿的、我们想做的事情和追求——无论其内容为何，我在这里暂且先称之为自由吧。”胡安焉在《我在北京送快递》中写道。
胡安焉送快递的经历，颇具社会学意义
胡安焉最开始做快递是在D物流公司， 那时，他不是做投递，不直接接触快递客户，而是做理货分拣。白天分拣场不运转，他和同事们都是上的长夜班，他的工作内容是把到站的快件按照目的地分拣、打包。他最初喜欢这份工作，因为它不用跟人说话，不用动脑，撸起袖子干就行。干久了，长期的日夜颠倒让他有了睡眠焦虑，他总是睡不好。
△胡安焉送快递时的手
“我发现在这地方干活儿的人，大多不喜欢交谈，完全不热情主动，就像沉默的老农民——虽然他们并没那么老——对陌生人报以冷淡和警惕的态度。”这是他工作之初的发现，工作了一段时间后，他明白了他们为什么这样。
胡安焉记叙了一对情侣同事的故事，男的嗜赌，女的怀孕了还通宵干活，同事们都只是在旁观，静静地看着事态的发展，没有人出来教训那个男同事，也没人伸手援助孕妇。“在那种工作场所里，每个人都被生活压榨着，同情心因此透支，然后不知不觉地变得麻木、冷漠。”胡安焉解释。
关于工作的终极意义，不同身份、不同知识结构、不同年代的人都有不同的认识。不管有多不同，大多数人的认识只是冰山浮于水面的那部分；水下的部分，除了极少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有所关注，大多数人并未留意。
有读者在豆瓣读书留言说胡安焉天生具有社会学意识，尽管胡安焉对此予以否认，但毫无疑问，在《我在北京送快递》中，他呈现出来的经历和思考，颇具社会学意义。
“工作总是抹除我作为人的独特性，而写作却可以强化我自己。”虽然这句话是胡安焉谈到写作时说的，但读者在他的《我在北京送快递》中看到了快递工作是如何一点点抹除其作为人的独特性的。物伤其类，读者自然而然地由胡安焉的经历联想到自己：我的麻木、冷漠是怎么形成的？我赖以成为我的那些个性是怎么一点点消失不见的？
幸好，胡安焉还有写作，他在工作中被抹除的，在写作中得到了强化。他自己是好了，但无意中给我们出了道难题：作为打工人，我们该如何让自己作为人的独特性不被抹除？
对话｜“我写作的一个动力就是为了处理自身的经验”
潇湘晨报：在写作《我在北京送快递》之前，您有过19份工作。这些工作，对您的写作的帮助大不大？
胡安焉：我自己觉得是大的，但是你肯定也能举出一些反例。因为文学没有统一标准，不是每个作家都需要丰富的人生阅历，比如说艾米莉·狄金森，她可能一辈子就在小镇艾默斯特；简·奥斯汀一辈子也是在乡村；弗兰纳里·奥康纳，她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在农庄，也没跟什么大人物打过交道。
每个作者情况都不一样，但是就我个人来说，我之前的人生经历，包括我还没有动念头要写作之前就做过的工作、去过的地方，对我认识生活、认识自己是有挺大帮助的——就是需要不断地去经历这些事情，跟人碰撞摩擦，然后去反思、去想为什么我会遇到这些，然后才慢慢地去认识自己：我为什么会有这些特点？为什么会这样？这种对自我认识的深入在写作中是无处不在的，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我要写作的内容或素材，而是我观看万事万物、我的感知的特质，它存在于我这种不断塑造的自我中。
潇湘晨报：明白了，您的意思是，您过往的经历对您来说，不止是写作的素材。您在书中说您不擅长虚构，将来您会挑战自己再去试试虚构吗？
胡安焉：我2009年开始写作，一开始我其实就是一个自传体的写作者。虽然我当时写的是小说，是虚构，当时我已经30岁了，已经有相当的人生阅历，我想通过小说去处理的素材，也是来自我之前工作中、社会活动中，还有感情方面的经历。应该说我早年就没有兴趣去写那种完全跟自己不相关的东西。我写作的一个动力，就是为了处理自身的经验。到了大概2014年之后，我也慢慢地转变了些写作趣味，因为我的阅读越来越丰富，一般笼统地称为现代主义的作品，给了我一些启发，激起了我想去仿效的冲动，所以我也写了一些跟我自身经验完全没关系的一些小说，纯想象的。
《我在北京送快递》和我已经签出去但还没出版的，都是非虚构，是我的自传。《我在北京送快递》的切入点是我的职业经历；另两本的切入点关注的是我是怎么样一步一步地变成今天这个样子，我今天这样的精神状态、心态方方面面的形成等等。以后我可能还是会回到虚构，我希望尝试一些相对来说复杂一点点的方式，可能没那么现实主义，写出来也没那么多读者感兴趣。
△胡安焉跟读者分享他的书。图/老柴
潇湘晨报：您现在的样子，是您比较满意的样子吗？
胡安焉：怎么说呢？肯定不是最满意的，我觉得是一点一点、一步一步地朝我自己认为完善的方向发展的。我20多岁的时候其实也是挺“愤青”的，愤世嫉俗，也看不起工作，看不起商业化，看不起体制。那时候幼稚嘛。然后一点一点地把这些棱角磨平了，慢慢地以一个相对开放的、包容的、坦诚的心态面对生活、看待自己。
《我在北京送快递》得到出版机会，这是一个运气，一个偶然的机缘，但它对我的自我认同有一个推动作用——来自外部的认可可以让我对坚持的方向增加信心。
潇湘晨报：您在书中提到您曾在一套不适应的价值系统里寻找肯定，然后不断失望和失败。这个不适应的价值系统是指什么？
胡安焉：这句话其实挺矫情的，今天我来重写的话，可能就不加这一句了。我当时觉得整个的世俗文化都是我不喜欢的，而且也是我应付不了的。我因为家庭的教育方面、我自己性格的懦弱还有内向等方方面面的限制，导致我二十几岁的时候人生走得很不顺，遭遇很多挫折。所以我倾向于认为这些让我吃亏，或者说让我变得看起来很笨、很蠢、很幼稚的这些外部环境都是不适合我，都是不好的。那时我总是看到消极的一面，加上当时做的工作，也不是真正有价值的，就是混混日子而已，感觉大家都是说一套、想一套、做一套，是分裂的。
不过，哪怕是我最愤青的时候，我其实也是个比较胆小和温和的人，我不会激烈地去表达什么东西，很多时候都是闷在心里。
潇湘晨报记者刘建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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