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华民族具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发明房屋、发明陶器、农业起源，是中华民族万年文化史三个重要历程。
在人类发明房屋之前，洞穴是人类首选的居所。喀斯特地貌，无疑是人类洞穴居所的最佳地貌。
桂林山水甲天下！全世界最璀璨的喀斯特地貌及清澈透底的漓江，聚集在桂林。
大自然赐予中华民族桂林这方宝土，自然就赐予桂林世界级品质的万年文化。
桂林，因此成为中华民族万年文化史一个不可缺失、极其重要、极具代表性的“世界级文化景观与世界级自然景观交相辉映”的城市！独一无二，世界罕见！
万年前人类居所、中华陶器之源、块茎类植物原始农业，在桂林都可以寻访到浓浓的印记。
2021年4月，总书记莅临桂林，指出“桂林是大自然赐予中华民族的一块宝地，要呵护好”！
2023年，是桂林甑皮岩遗址发掘50周年纪念年。特设“50周年专题”，以为纪念！
文博行业以“寻找桂林文化力量，挖掘桂林文化价值”，呵护这片土地！
“50周年专题”，今天刊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傅宪国于2008年撰写的《2001年甑皮岩遗址发掘漫谈》，供关心甑皮岩文化的各界人士了解情况。
一、形势促成，精心筹备
2001年发掘甑皮岩遗址，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华南一队(原广西文物 工作队)的总体发掘计划里，原来是没有这个课题任务的。尽管在2000年前桂林市也有再次发掘甑皮岩遗址的想法，但从事考古工作的人都明白，再发掘一个前人已发掘过的、学术界比较关注、而且又存有很大争议的遗址，要冒很大的风险。但是，我所在计划之外决定发掘甑皮岩遗址，绝不是心血来潮的简单决定，遗址保存的现状，科学研究的需要，使甑皮岩遗址的再次发掘成了一件不得不为之，也不得不早为之的事情。而最终确定2001年发掘，可以说相当程度上起因于甑皮岩遗址博物馆领导班子新的思维和理念。
2000年11月，在桂林临桂县主持发掘大岩遗址期间，我曾多次陪同到发掘工地考察的专家到甑皮岩参观，甑皮岩遗址博物馆也组织干部职工多次来发掘工地，甑皮岩遗址博物馆新任馆长周海多次提出请我来主持再发掘甑皮岩遗址。说实话，我当时并不想动这个遗址，因为方方面面压力太大，所以一开始我并没有答应馆里的请求，后来周馆长向我谈了馆里的的整体想法即以甑皮岩遗址的再次发掘为突破口，盘活甑皮岩的学术资源，推动第六批“国保”的申报工作，策划甑皮岩遗址发掘三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启动遗址保护与利用规划，开发甑皮岩文物资源，建设古人类遗址景区，促使甑皮岩跨越式发展。我觉得他的思路清晰，其一揽子计划是非常切中当时甑皮岩的发展困境的。 一方面，甑皮岩遗址文化堆积长期以来遭受 地下河水上涨浸泡和洞顶滴水的破坏，遗址保护问题非常严峻；另一方面，由于1973年发掘时未能很好地判明遗址的地层叠压关系，1974年之后的发掘资料也没有完整地整理公布，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研究工作的深入，该遗址所涉及到的一些重要学术课题，如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年代、特征、农业的起源、家猪的饲养等，依然是争论颇多、悬而未决的问题，严重影响了对甑皮岩遗址全面、正确的认识和评价。
有感于遗址保护与学术研究上存在的问题和甑皮岩遗址博物馆领导班子的新想法，我打算克服困难，尽快启动甑皮岩遗址的再次发掘工作。
考虑到2003年是甑皮岩遗址发掘三十周年，为了保证2003年12月前整理出版甑皮岩遗址发掘报告，从而为策划甑皮岩遗址发掘三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做好学术准备，发掘工作必须在2001年进行。为此，我不得不临时停止了邕宁顶蛳山遗址和临桂大岩遗址的发掘整理工作。
2001年3月，受桂林市文化局的委托，桂林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林京海主任和甑皮岩遗址博物馆周海馆长专程到北京向考古所领导交流再次发掘甑皮岩遗址的想法并进一步落实有关发掘事项，林主任、周馆长北京之行使考古所领导最终确定了甑皮岩遗址发掘事宜。所领导要求我一定要排除困难，全力以赴做好甑皮岩遗址的发掘与研究工作。
在广泛征求了国家文物局、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厅文物处以及张忠培先生、严文明先生等专家学者意见的基础上，经过反复思考和研究，我们最终确定了甑皮岩遗址重新发掘要解决的两个重要问题：一是明确其学术上的定位，解决遗址的年代和分期问题；二是摸清地下岩溶管道的走向，做出遗址的防水保护方案，解决遗址保护问题。
考虑到甑皮岩遗址是一处洞穴遗址，本身面积就不太大，又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本着以保护为主的原则，要尽可能多地保留遗址的原生文化堆积，遗址才具有保护的价值；从学科发展的角度考虑，伴随着学 术理念的不断更新，发掘技术和手段的日趋先进，从遗址中获得的文化信息也将会越来越多。而且每个发掘组织者个人的学术理念和专业素质的高低，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发掘工作的最终成果。因此，从长远考虑重新发掘的面积不能太大，要在尽可能小的发掘面积内获得尽可能多的考古信息，最大限度地解决遗留的学术问题。2001年3月，我们向国家文物局提交了甑皮岩遗址10平方米的发掘申请，很快得到国家文物局的批复。
二、发掘位置的选择及发掘面积
2001年4月，我所与广西文物工作队(现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甑皮岩遗址博物馆和桂林市文物工作队组成的联合考古队进驻甑皮岩遗址博物馆。参加发掘的工作人员包括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李珍、何安益，甑皮岩遗址博物馆的周海、韦军，桂林市文物工作队的刘琦、贺战武、苏勇，以及平乐县文物管理所的黄志荣。
在正式发掘前，考古队用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分析以往发掘的实物资料，收集历年的发掘记录，上门探望1973年发掘领队阳吉昌先生的遗孀和参与1973年发掘的原桂林市文物工作队队长赵平先生，尽可能了解1973年的发掘情况，在此基础上制定了详细的发掘方案。
为了把发掘面积控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内，我们选择发掘的地点是DT3、DT6、BT2和 BT3的北壁以及20世纪70年代未清理到基岩的DT4，发掘总面积约10.26平方米。如此选择出于四个方面的考虑：第一，甑皮岩遗址的探方并不是一次布定的，所以探方面积大小不一，平面布局参差不齐。为了尽量将探方隔梁修整规则，我们在BT2 北壁向北清理宽约0.7米，与DT2北壁看齐，并将东壁取直；在BT3北壁向北清理宽约0.5米，与BT2南隔梁看齐，并将西壁取齐；在DT3北壁向西清理了原留下来通往矮洞的台阶，并将北壁剖面理清，与台阶部分的地层相连；在 DT6东壁向东清理约0.3米；将DT4未清理到底的部分清理至基岩。第二，根据我们对2001年之前甑皮岩遗址出土遗物的整理、摸查，发现陶质较硬、火候较高、饰刻划纹的陶器在大部分探方中都有出土，而陶质疏松、火候较低、夹粗方解石或石英颗粒、饰粗绳纹的陶器，在其他探方中均有发现，唯独不见于BT3等探方，说明不同时期人类在洞内的活动范围是不尽相同的，而DT3、DT4 、DT6 、BT2和BT3五个探方正好绕遗址呈半圆形分布，通过清理、发掘，既可以验证上述看法，又可发现不同时代的遗物，为甑皮岩遗址的分期提供地层学上的依据。第三， BT2探方中墓葬集中，且是当时唯一绘制有墓葬平面图的探方，有可能在此发现墓葬，解决甑皮岩人是平地掩埋还是坑葬的问题。而在DT6东壁处，1978年，为解决石灰岩地区碳-14年代的异常问题，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碳-14实验室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曾在这里采集过测年样品，得出甑皮岩遗址存在两层钙华板，以第二层钙华板为界，可将遗址分为早、晚两期的结论。第四，选择DT4则是因为该探方20世纪70年代仅下掘0.5米，对其进行清理，或许可以发现一些遗迹现象，解决遗迹的平面分布问题，同时因其保存面积较大，可以获得较多的文化遗物，为分期提供有力的证据。后来的发掘结果表明，我们的考虑和选择基本上是正确的。
三、发掘过程及研究方法
我们正式开始发掘是在2001年5月。按往年这个时候，桂林雨季已开始，甑皮岩遗址正面临洞顶滴水和地下河水上涨的影响。2001年却有点反常，雨水很 少，可谓天公作美，使我们的发掘得以顺利进行。最早发掘清理BT2北壁，发掘面积2.7×0.7平方米。首先发现了宋代的地层，继续下挖不久在刮平面(第12层)发现了几块石灰岩石块露头，根据我们在广西考古工作的经验，当时判断这很可能是一座墓葬，所以特别留意墓葬开口和墓葬坑壁是否存在。后来的发掘证实了我们的判断。这是一个屈肢蹲葬墓，而且存在非常明显的墓坑。根据资料，以前曾在该探方发现过7座墓葬，我们便依序把它编为BT2M8。不久在它的东侧的第14层下又发现了BT2M9，同样存在明显的墓坑。这证实了甑皮岩遗址的墓葬是有墓坑的。为了现场保护这两座墓葬，我们结束了BT2的清理发 掘。BT2北壁共清理划分出自然堆积层14层(未到底),发现甑皮岩第四、第五期文化遗物。
接着，我们把工作转向BT3的北壁。发掘面积2.7×0.5平方米，清理划分出自然堆积层24层，出土较多甑皮岩第五期文化遗物，未发现遗迹现象。
结束了BT3的清理发掘后，我们开始清理DT3北壁西南角原来留作上下用的阶梯，并清理北壁剖面，清理面积2.5×0.4平方米，清理出自然堆积16层发现了甑皮岩第三、第四期文化遗物。
大约2001年5月下旬，我们开始清理DT4，清理面积2.5×2.1平方米。清理DT4可以说是“几经曲折，柳暗花明”。先是在第12层下发现了一处用火遗迹，由两块不规则大石头和三块不规则小石头围成三角形，附近发现已破碎的陶器2件，我们把它编号为DT4灶1。当我们继续清理到2.6米左右时，出现了岩石层，有的石块相当大。按以往的经验就是到了基岩层，已经到底了。
当时整个发掘已接近尾声，却还没有更新的收获和更深层次的认识。作为领队的我难免有点心灰意冷。就这样结束吧，但又觉得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心里不甘。我临时暂停了工地的发掘，安排其他人员先进行资料整理。我曾到距桂林60公里的资源县找朋友聊天，意图冷静一下情绪，也安静思考了下一步的工作。从资源回来后，我们下决心不论结果怎样，先将这层石头掀掉。期待之中而又意料之外，就在石头层下面，发现了距今1.2万年的石器加工场所，2000多件石制品中发现4件可以拼合，表明当时石器的制作加工是在洞内进行的。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发现。DT4清理出自然堆积31层之多，发现了甑皮岩第一至第五期的文化遗存。或许是受DT4重大收获的鼓舞，我们于2001年6月下旬移师DT6, 沿东壁向内清理了2.4×0.3平方米，当发掘到第27层时，还没有什么重大发现，也没有发现第二钙华板。这时受地下河水的影响，文化堆积已比较湿润，地下河水随时有涨上来的可能，但我们还是怀着期待、信心百倍地抓紧时间清理。在清理第28层时我们终于发现了一堆像泥的东西，我凭直觉这不是简单的泥块，经仔细观察，这竟然是非常原始、松软的陶片!与临桂大岩遗址第三期发现的陶器差不多，这一发现让我们欣喜若狂！DT6清理了自然堆积32层，发现了甑皮岩第一至第五期的文化遗存。
当我们把陶器连胶结在一起的土块一起取出后不久，在清理完第32层后，地下河水冒了上来，我们被迫停止DT6的发掘，转向清理洞口AT1北隔梁高突出部分，在一掉落的巨大石块旁发现了一座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为宋代的仰身直肢葬，随葬青瓷壶1件，编号为AT1M1。同时，我们还清理了DT1东隔梁已裸露的一座墓葬即DT1M4。
至此，我们的田野发掘可以说是非常顺利、基本圆满地结束了。鉴于洞穴遗址特殊的埋藏环境及条件，为了尽可能全面地获取遗址内所保留的文化及自然信息，发掘过程中我们用0.5厘米的网筛对清理出的全部原生堆积土进行了筛选，将陶片、石片、石块、水陆生动物遗骸等，不论大小，悉数选出，以供分析与研究。
同时，为了尽可能多地了解遗址中植物遗存的埋藏情况，我们采取了完全浮选的方法，即在发掘过程中将清理出的文化堆积土壤全部收集起来(已被扰乱的，或怀疑被扰乱的则一概不予采集)，在发掘工作结束后，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中心赵志军博士设计制作的浮选机进行完全浮选。为了便于分析植物遗存在时空上的分布规律及变化情况，在浮选土样的收集过程中，我们以探方为单位逐层进行采样，共获得浮选土样81份，总计土量8742升。收集浮选(水面漂浮的炭化物)和粗选(沉淀在下部的炭化物或非炭化物)的标本，并拣选漏筛的细小动物遗骸，如鸟类、鱼类等，供进一步分析研究。
为进行土壤酸碱性、植物孢粉、植物硅酸体的分析与研究，在每一探方的每一地层均采集了5厘米×20厘米×5厘米的土样。同时，在甑皮岩洞口西20米处的自然堆积层中采集10个土样，在独山南150米处的大风山东侧山坡的自然堆积层中采集8个样品。在采样过程中为了避免样品之间的交叉污染，植硅石样品的采集是在发掘基本结束、层位已经明确划分后进行的。具体的操作方法是：首先在剖面上选择适当的采样点，然后在采样点处向内切出一条宽50厘米、深20厘米的凹槽，最后在凹槽的中间部位切取适量的土样。采集土样的编号与地层编号相反，即是从最下一层逐层向上采集。采集到的土样被立即置于双层塑料袋中密封，记录标签同样被置于小塑料袋中，避免与样品接触，然后送交实验室进行植硅石的提取和分析。
另外，发掘过程中我们对出土的石器、骨角蚌器，并没有清洗，而是把每件器物一出土就连同粘连的土都单独包装，避免出土后的磕碰，这样可提供作石器微痕分析。尤其是砍砸器，包括一些磨制石器，很多功能我们未必知道，这就需要进行微痕分析。另外，还可以从器物的刃部提取残余物进行分析。
四、发掘收获与影响
甑皮岩遗址通过2001年的发掘及筛选、浮选，明确了遗址的堆积状况和层 位关系，获得了大量地层关系明确的文化和自然遗物，包括陶片、石器、骨器和蚌器等史前人类生活用具、生产工具以及人类食用后遗弃的水陆生动物遗骸。另发现墓葬4座，石器加工点1处，取得了重要的学术成果。
同时，我们组织了古动物、古植物、体质人类学、陶器实验考古、古环境、石器实验考古和微痕分析、石器岩性鉴定、碳十四年代测定以及水文地质调查等多个学科的专家，利用各种科技手段参与研究。这种参与是从开始制定发掘方案时就真正地介入，是从全局综合考虑的多学科参与，而不是各行其事和各说各论。因此，我们尽管只发掘了10.26平方米，但在田野发掘结束后一年半就整理出版了60万字的发掘报告《桂林甑皮岩》，发掘工作和研究报 告先后获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奖二等奖”、“中国最佳考古发掘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鼐考古研究成果奖二等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优秀科研成果奖一等奖”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二等奖”。
此外，在发掘过程中及发掘结束后，甑皮岩遗址博物馆委托桂林市测绘院科学、准确地测量并绘制了甑皮岩遗址的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图。委托中国地质科学院桂林工程勘察院对遗址文化堆积下的岩溶地质构造进行地质雷达探测，并形成探测报告。委托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地质研究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对遗址及周边地区进行水文地质调查。在探测和调查的基础上，由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地质研究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制定了详细的遗址防水保护方案。至此，发掘前提出的两个目标保护与科研基本上都得以实现。
另外，甑皮岩遗址2001年的发掘还直接促成了“华南及东南亚地区史前考古----纪念甑皮岩遗址发掘三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召开。2001年7月，发掘工作还没有结束，我所刘庆柱所长就应桂林市文化局的邀请前来考察发掘工地，桂林市有关领导与刘所长交流了召开“甑皮岩遗址发掘三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意见，并取得了初步共识。2001年7月、9月和11月，桂林市人民政府、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厅，“华南及东南亚地区史前考古----纪念甑皮岩遗址发掘三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如期在桂林举行，著名考古学家安志敏、石兴邦、张忠培、严文明、仇士华和来自中国、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意大利、加拿大、日本、越南、泰国、菲律宾、印度及中国香港地区的考古学者共90余人参加了本次研讨会，会后编辑出版了《华南及东南亚地区史前考古----纪念甑皮岩遗址发掘三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甑皮岩遗址2001年的发掘还推动了《甑皮岩遗址保护与展示规划》的编制，“甑皮岩遗址博物馆建设改造工程”也因迎接甑皮岩国际学术研讨会而作为市长工程列入2003年桂林市重点工程，国家、地方安排国债及配套资金合计400多万元对甑皮岩遗址博物馆进行扩建改造，使甑皮岩遗址的周边环境、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开创了广西利用国债资金进行文物保护、馆舍设施建设的先河。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傅宪国 2008年9月写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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