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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863年12月6日,苏州太平军势力决定归降清廷,李鸿章作为主事大臣在苏州设宴迎接太平军的八大将领。

本以为是一场觥筹交错、主客尽欢的和谐场面,谁知八大将领刚刚入座,事前埋伏好的清兵就冲了出来。

一场血腥的屠杀之后,八大将领均数倒在了宴席之上,筷子还没动就已人头落地。

这场杀降事件被称作晚清“最残忍的一顿午餐”,更成了李鸿章人生中洗不去的污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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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王李秀成

欲说苏州太平军,就不得不提忠王李秀成

李秀成本是广西梧州人,生于道光三年(1823年)。

因为年少家贫早早承担起了养家糊口的责任,一边在村私塾帮工,一边刻苦自学文化知识。

这段“帮工各塾”的经历让他养成了外柔内刚的性格,即使身处逆境,也总能不抛弃不放弃,心性坚韧。

这一点在他后来经历的种种大事变故上都能有所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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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随着太平天国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民间很多贫困农民开始信奉“拜上帝会”,洪秀全成了劳苦大众心中的“神”

广西一带的百姓都加入其中,李秀成一家人就是最虔诚的信徒,他们或许不懂革命,却坚信这份信仰会是他们摆脱苦难命运的唯一途径。

所以之后太平军出湖南、攻武昌、下江南时,李秀成始终紧紧跟随,并立下了不少的功绩,一步步升迁,成了石达开的左右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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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6年,天京事变爆发。

太平天国内部为了争权夺利,展开了清除异党的政治斗争,诸多将领深受其害,政权四分五裂,石达开更是出走天京。

一时之间,内部出现了“用兵无人,领兵无将”的局面。

这期间清廷频频出兵围剿,却没有能带兵抵抗的将领,以至于太平军节节败退,镇江、瓜州等地先后丧失。

李秀成不愿意局势继续乱下去,便上书请求洪秀全“择才而用,定制恤民,申严法令,以肃正朝纲”

却遭到了洪秀全的斥责,还被革除封爵,幸亏朝中诸多官员替他据理力争才恢复了官爵。

李秀成深知集团不能继续坐等清军进攻,便自请带兵去帮各地解困,以安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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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8年,李秀成联合东西路、九洑州的太平军同时出击,顺利攻克了清军的江北大营,一共歼敌数万余人。

还乘胜追击收复了江浦、扬州、德兴等地,史称“太平军二破江北大营”

此次大捷使太平军一改天京事变后的军事颓势,天京重新打开了对外联系的局面,沉重打击了清军。

咸丰帝气恼之下都撤销了江北大营的番号,可见此战对清廷的重创有多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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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李秀成乘胜追击,带领太平军赢得了三河大捷。

一场场战事的胜利,一处处失地的收复,成功帮助太平天国化被动为主动,有了和清廷继续对抗的资本。

毫不夸张的说,李秀成帮太平天国又多续命了好几年!

李秀成在外拼命厮杀、战功累累,洪秀全却封了自家族弟为王,朝中很多人都替他不平,其中一个已经归顺清廷的前太平军将领还写信劝降李秀成。

此事传入洪秀全的耳中,便不管真相与否先扣押了李秀成的家眷为人质。

那段时间李秀成一边担心家人,一边艰苦作战,始终不曾变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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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是他的表现打动了洪秀全,也或许是洪秀全不愿意落人话柄,终于打消了疑虑,亲写了“万古忠义”四个大字赐予李秀成,还封其为忠王。

稍微心性软弱一点的人多半就沉溺其中了,李秀成却难得的清醒,提起这段封王事迹时只说:

“封我忠王,乐我之心,防我之变”。

可见他深知洪秀全并没有真的对他放下戒备,也明白自己的处境暗流涌动。

1860年,清军的江南大营出兵围剿天京,李秀成再次自请出京迎敌。

在他的布局谋划之下,成功大破江南大营,江南一带的州县被其收入囊中,苏福省由此建立,苏州自此归入李秀成的管辖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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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太平军

早在清政府统治之下,因为内忧外患,再加上朝廷奢靡无道,苏州当地的赋税极重。

李秀成占领苏州后,特意颁布了“着佃征粮”的政策,减轻了农民的田赋。

还响应百姓的需求,给他们分发田地,租田一律概自产,农民辛苦劳作一年的收成终于不再重重上缴,可以留作自己的储备粮。

待到粮食成熟,苏州就出现了“稻队蔽场,无路可走”的丰年景象。

除了帮助百姓恢复农业,李秀成还鼓励发展工商业。

为商户提供本金,等到货卖之后再归还七成本钱,没有额外的高额利息,很快苏州就“百货云集,盛于乱世倍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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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运动之初的理念便是实现天下为公,人人丰衣足食的太平局面。

后世常说这种理念过分理想化了,且以洪秀全为代表的领导班子后续背离了初衷。

但李秀成最初参加革命便是相信太平军能带领他过上好日子,也愿意用自己的力量实现这场盛事,为此始终初心未改。

所以苏州就成了他理想照耀下的一寸净土,承载了最美好的希冀和祝愿。

清廷视太平军为第一心腹大患,李鸿章一直是围剿的主力军,从1963年开始他便将攻陷的矛头对准了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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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李秀成驻守苏州,巩固城墙,增设大炮,将苏州打造成了铜墙铁壁。

李鸿章的淮军曾多次和苏州城的太平军交火,却久攻不下,伤亡惨重。

后来,因为太平军其他地方接连失守,李秀成被派往别处支援,不得不离开苏州。

他走之前将自己的心腹谭绍光留下来镇守苏州,郜永宽等大将辅助。

谁知郜永宽等将领存有异心,不愿意服从谭绍光的命令,在军政大事上总是和他对着干,消极应战。

李鸿章得知他们不和后,便派人联系郜永宽。

确定郜永宽有投降之意,当即生出了一计,意图兵不血刃地拿下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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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先是约郜永宽秘密谈判,但一个怀疑对方是否诈降,一个担心对方事后过河拆桥,互相戒备,以至于谈判数次也没能让彼此完全打消疑虑。

最后郜永宽急于投降,便先一步表忠心,杀谭绍光做投名状。

1963年12月4日,郜永宽联合其余七名有反心的将领前往谭绍光家中开会。

趁谭绍光不备便拔刀砍去,其余人仿佛得到信号般一拥而上,将其残忍杀死并割下头颅。

为了斩草除根,郜永宽带人大肆捕杀谭绍光的部下,直到第二天天明这场屠杀才告一段落。

随后郜永宽迫不及待地大开城门,迎接清军入城,还上交了谭绍光的首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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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确认谭绍光及其部下已死,心中便有了打算。

12月6日,李鸿章以设宴款待的名义邀请郜永宽八人,他们欣然赴宴。

酒席间,李鸿章按照约定对他们几人封官嘉奖,还拿出了红顶花翎的官服让他们接收。

谁知八人刚要上前拿衣服,突然冲进一群士兵,二话不说就拔刀砍来,郜永宽等人反应不及,当场被乱刀砍死。

他们以此手段坑杀了谭绍光,最后也落得了同样的死法,很难说不是因果报应。

不过两日之间,城中大将尽数被铲除,李鸿章不费吹灰之力便收复了苏州。

此次事件又称“苏州杀降”,标志着太平天国运动在苏南根据地的全盘覆灭,加速了清廷剿灭太平军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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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杀降

李鸿章降而后杀的行为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有赞誉的,也有不满的。

清朝统治者对此自然是满意的,消息传回朝中后,曾国藩第一个站出来对李鸿章竖大拇指,赞曰:

“殊为明眼手辣”。

在他看来,太平天国将领皆是叛臣,谭绍光这样的誓死抵抗者该杀,郜永宽这等投降叛变者更该死。

与其招降后担心再次反叛,有被刺之风险,还不如一举灭之,李鸿章做事果断,很值得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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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李鸿章自己也觉得做法没有不妥,在给母亲的家书中便提到了此事,称“虽太过不仁,然攸关大局,不得不为,实乃消除了变生肘腋”

但此事却引起了常胜军戈登的强烈不满,常胜军是太平天国后期,清朝出资请英法等外国雇佣兵组建的武装力量。

李鸿章攻打苏州时,常胜军就一直协助配合。

当时的指挥官是英国人戈登,是他察觉了郜永宽有投降的想法,也是他联系双方协商投降事宜,最后李鸿章却背着他诱杀了郜永宽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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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登对李鸿章这种杀降的行为十分不齿且愤怒,刚知道此事后气得要提枪和李鸿章讨说法。

却没能联系上他,越发忿忿不平,索性和李鸿章“绝交”了。

戈登带着常胜军离开苏州,并向英国驻华公使去信,严厉指责了李鸿章的行为,要求英国政府强令李鸿章下台。

还要常胜军脱离中国政府的调遣,此后不再帮清廷打仗。

上海外国领事馆的官员和侨民们也都加入其中,对李鸿章进行抵制,大有推翻“中外和好”局面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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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闹得沸沸扬扬,李鸿章也有些猝不及防,急忙向朝廷陈情利害。

一来强调太平军非杀不可,自己杀降的行为没有错;
二来指出太平军已经不成气候,清廷不再需要常胜军帮忙打仗,且他建立的淮军已经掌握了西方枪炮技术,不用再向戈登他们学习。

这番说法成功赢得了朝廷的支持,朝廷下旨明确肯定了李鸿章的行为,还指责戈登反应过激,大有“意殊颇测”的嫌疑。

清政府少有的硬气一回,反而让英方有了忌惮。

最后双方协商,由李鸿章出面发声证明戈登不曾参与杀降,还他以“清白”,戈登便不再追究此事,风波得以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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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好笑,先不论李鸿章的行为,戈登对杀降一事反应如此激烈,大有站在正义的立场上发声,维护人道主义的意思。

还有一众外国人跟着帮腔,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上批判李鸿章。

但事实上,戈登在意的不是郜永宽等人的死活,而是此事对他的风评影响,其中的人文关怀实在少得可怜。

外国使团们就更不用说了,无非是打着维护正义的名义想从中牟取利益,借此来美化他们侵略者的身份。

说到底中国的内忧外患,他们本就是始作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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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说如何看待李鸿章苏州杀降事件,后世对此多有研究和说法。

史料显示,李鸿章和郜永宽等人协商投降事宜时,郜永宽曾狮子大开口,要求事成后“添立二十营和奏保副将以上官职”,总之要的很多。

此外他们放清军入苏州城时,并未剃发续辫,还在城中驻兵戒备,大有反降的风险。

所以李鸿章坚定了杀他们的决心,一切都是大势所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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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其实换种角度看苏州杀降事件,会觉得“全员恶人”

郜永宽身为太平军将领却临战变节,坑杀主将以讨好清军,还贪得无厌的索求官职赏赐。

这种既要又要的行为实在令人不齿,很难让人对他们的死生出多少同情来。

李鸿章也不地道,毕竟自古以来便有降者不杀的传统,他既然担心郜永宽等人有诈降的嫌疑,大可不与虎谋皮。

事后也不是只有杀降一条路可以选,囚禁、关押、遣散余部无不可。

上来就整出鸿门宴,也不怪世人骂他,多添了一处污点。

总而言之,恶人自有恶人磨,苦的只有誓死与苏州共存亡的谭绍光,及一心想建立大同盛世的李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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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忠王李秀成自述》 曾国藩;

《天平天国史》 中华书局1991年版 罗尔纲;

《论戈登和李鸿章在杀降问题上的争斗》 严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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