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贾康院长，最近的新闻看到没有？经过初步的测算，四季度的GDP增长只要到4.4%以上就可以完成全年5%的经济增长目标，但是大家似乎也不是完全确定有信心，都关心一个问题，是不是真的在复苏？关于中国经济可否重回增长轨道，您能不能给我们讲讲您的观点？

贾康：如果从态势上来说，确实在今年的二季度以后，5预期有明显的差距，但是到了8月份，指标开始向好，9月份继续向好，现在从不同角度观察，确实向好这个态势是出现了，关键就是怎么样进一步巩固它。而且要注意，现在政策在加力，财政政策的发力除了大家关注的一万亿特别国债以外，其实还有其他的配套措施。这样，中国客观的成长性，加上主观方面的一些政策发力的支持，我觉得大概率应该维持现在向好的态势。

问：所以您总体是相对有些积极和乐观的？

贾康：可说是谨慎乐观，要注意还有不确定性。

问：另外一个问题，大家平时每天都在谈的就是房地产问题，在买房卖房纠结中，您是这个方面的绝对专家，我们知道房地产行业之前监管中存在一种他们说的合成谬误，接下来您觉得房地产政策会怎么调整？我们应该建立一些什么样的预期？

贾康：就公开信息的观察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在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解读的时候，是中财办的韩文秀副主任明确地直言不讳言简意赅指出了合成谬误问题，然后政策180度转向，变成暖风频吹，实际上主观视角上对合成谬误的纠偏那个时候就开始了，一直延续到现在，已经快两年了，大家已经看到中国房地产这方面虽然还是种种变化中有喜有忧，但是至少我们已有充分的把握它不会再出现那时候人们担心的多米诺骨牌式的崩盘。现在一线城市已经采取了适应中央所说房地产业界供求关系出现了重大变化这样一个判断以后像北上广深的认房不认贷，南京、青岛等这种省会城市、中心城市已取消行政性的限制手段。我估计这个政策还会按照所谓一城一策的指导精神继续往下推行。风向标在一线已经出来了，后面冰火两重天这个格局下，冰的一边大的趋势是跟着火的这一边完成一个回暖的过程。在这方面我自己认为中国的房地产业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必然要体现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中国决策层在这方面从来没有改变过这样一个判断。现在仍然能够从学理分析来说，可以论证，确实房地产业在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要完成后面非常有潜力空间的一个发展过程中间，它必然表现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关键在于怎么样能够讲清它的长效机制？这是需要配套改革，需要管理的完善，需要做一些啃硬骨头的事情才能真正做好的。标本兼治而体现治本为上，才能有所谓健康发展长效机制。

问：所以，后面还涉及这些问题。我们会听到今年有一个反复出现的问题可能大家都在讨论，就是我们怎么能避免日本式的衰退，是之前辜朝明提出的资产负债表衰退，过去30年的教训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无论它是一个资产负债表衰退，还是我们说的流动性陷阱，中国和日本，尤其与30年前的日本到底哪里不一样？有没有一些今天说的陷阱有可能十几倍高估了，而有些风险可能我们没有看到被低估了。

贾康：辜朝明先生的这样一个认识框架，我个人认为它是有对我们的借鉴意义的，在一些直观的表现上，中国前面一段时间表现出来的经济生活中的一些特征，似乎可以对应到日本当时的情况，比如说我们的货币政策已经是一松再松，降息降准通道上反复操作，地方政府拿到一些钱，如比较典型的专项债，却不得不填那些不得不填的窟窿，没有完全变成真的支持发展项目上的有效投资；老百姓在疫情冲击之下收入增长放缓，而储蓄率增的更多；企业拿到了现在相对宽松的贷款以后，却轻易不敢做大手笔的投资。直观的现象值得我们警惕。但我是觉得中国现在跟日本相比，就是您提到的，要注意它的不同点，我们中国现在真实城镇化水平也就是50%出头，因为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47%，日本出现它的泡沫化破灭以后那个二三十年的停滞，它的起点是大致城镇化水平为77%。

问：您提到这个真实的城镇化率数字跟我们之前提到的另一个数字…？

贾康：就是有一个现在很多人指出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65%。这个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是严重掺水的，其中包括前面几十年进城的三亿多人被称为“农民工及其家属”，其中绝大多数没有拿到户籍，没有城市户口，他们就没有真正享受那个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市民待遇，不是故意歧视他们，是我们这个发展着的城镇化有效供给水平没到那个份儿上，真实城镇化水平一定要首先看那个不掺水的、只有47%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一大半中国人还没有拿到城市户口。这两个指标是可以中和一下，中和一下充其量50％多一点儿的真实城镇化水平，如此而已，跟日本不能同日而语。

问：日本刚才您说的是77%。

贾康：至少要差出二十个点，这个空间一方面表现中国现在发展的不足，另外一方面表现中国的成长性，是跟当年日本不在一个阶段上。这个"成长性"是客观的支撑。还有主观方面的不同，一个是中国政府的强势，比日本政府明显程度更高，政府发力这方面做得有可能比日本更有力度；同时中国毕竟还有一些国有企业的比重比较大，在一些特定情况下可把国有企业的潜力空间调动出来，这是从政府和国有经济方面讲。另外一个不同，就是中国现在民营经济方面的潜力十分值得看重，这就加上了现在管理层明确说的引领发展潮流的头部企业数字经济平台公司完成整改，新任总理已经主持座谈会明确给定了这个概念，跟着还要推出一批“绿灯”项目，这跟日本当年的情况就明显不一样了，中国的政府和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潜力的调动，如果能形成这样一个非常好发力的组合，那么这个局面就不能跟日本当年同日而语。

问：日本恰好是最大的企业跟财团发生了问题。

贾康：就是辜朝明先生介绍的，大家谁都不敢投，拿到的钱都去还债了。中国现在还是可以避免这种情况，就是我前面提到的一些直观现象是可以被对冲掉的。这一段时间还表现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别，辜先生强调的财政政策应该积极起作用，中国正在实施，这个也就是我前面提到的，为巩固向好局面是推出一万亿特别国债，带出的有效投资一定是提升景气增加就业、增加老百姓收入又拉动消费潜力。

问：这里提到一个我们想让您帮我们再展开一下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辜朝明的观点他还是主张用财政政策，所以，您刚才提到一万亿的举措还有很多配套的其他政策，能不能稍微给我们介绍一下？

贾康：一个是可能在座各位也注意到了，明年地方债的规模提前到今年来使用，等于什么呢？等于现在把明年2.7万亿左右的地方债放在当下就开始发行而筹集资金来发力做功，这是肯定跟一万亿特别国债并行不悖的一个以政府牵头、地方层面对着一系列认为是有效投资的项目来做的扩大内需、并且优化结构之举。再一个就是市场上普遍关注、老百姓也好像觉得不放心的地方隐性债怎么化债，已经有了以债化债的特别债券的发行，特殊再融资债券开始讲只做不说，现在信息已经公开化了，据悉已经有了一万多亿它的置换，后续还会有。其实这是重复了在当年中国预算法修订之后怎么化解当时的地方隐性债的中期票据置换经验，这个可以稳定市场，有利于跟前面所说的政策一起来改善预期，提振信心。这些是一种综合的组合拳式财政政策的发力。除此之外还可以期待，现在赤字率提升，从3%做预算调整方案提到3.8％，这样一个政府姿态对于市场来说它是正面的、提升信心的一种财政政策安排。

问：所以您提到信心。无论金融政策、财政政策什么样的，它最终目的是要给予企业信心来恢复运转，创造增长，现在我们讲，也许我们与其说修复资产负债表，不如说要修复信心，那么现在大家关心的问题之一，民营企业的信心到底该如何修复？

贾康：是的，您说的这一点非常关键。中国的决策层其实在问题导向之下，在前面一段时间里称得上是三令五申反复强调两个毫不动摇，这两个毫不动摇前面的毫不动摇大家都觉得没什么压力问题，而后面这个毫不动摇支持民营企业，怎么具体来发力呢？中央前所未有地说对于社会上违反两个毫不动摇的错误议论要亮明态度，毫不含糊予以批驳。所以，新任总理李强在他对记者回答问题的时候专门说到，去年一段时间社会上就有这种错误议论，使民营企业心生忧虑，是他带头来批驳。后面跟着的大家要特别注意，中办、国办联合发的重量级的31条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壮大的文件，这方面的文件里大标题上前所未有地在"发展"后面跟上了"壮大"，五六七八九还不止了，以后还要更多地让民营企业继续发展起来，壮大起来，这也是前所未有的支持姿态。再跟着说完成整改，推出一批“绿灯”项目，发改委这样一个中国特色的非常有宏观指导作用的机构里，专设一个民营经济发展局，有人说这是民营企业有了一个娘家--当然也有人说你这个娘家如管得不好，会不会变恶婆婆，但现在相关的政府发言里面不用“管理”二字，只提协调、支持、引导。

问：服务的味道。

贾康：带有服务的明显姿态。后面跟着的我看到就是这个民营经济发展局很快说有700多个引导性的民营企业的项目给出了清单，这就是对接到所谓一批绿灯项目，这么大的中国700多个只是一个开始。所有这些，就开始向务实的方面走。当然，我们也得注意，在中国社会里根深蒂固的对于民营企业的一些偏见要真正扭转不容易，民营企业在前几年实际感受到的种种不愉快也形成跟疫情冲击一样的疤痕效应，这个疤痕可能要慢慢抚平。

问：需要时间，有个过程。

贾康：而且我作为研究者，意识到在思想观念、基础理论层面怎么样真正正本清源，使中央的两个毫不动摇理论联系实际地深入人心，这还有大量工作要做。

问：把刚才说的话串在一起，一个更大的环境下面，时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因为不像30年前，今年我们看到了一个技术大爆发，甚至是人工智能，最近又进行一次新的发布，这个时候从企业层面来说的确不应该追求负债最小化，应该是机会的最大化，因为技术的潮流又到来了。所以，这个时候，在座很多是大公司的领导者，您能不能很简单提一些我们现在应该给他们的建议，应该做的是什么，或者不应该做的是什么？

贾康：我只能从研究者的角度，捡最重要的提一提供参考。我觉得中国在科技创新这方面显然需要有一个深化改革的制度创新打开它的潜力空间，这个事情到了改革深水区有难度，但是非做不可。结合着实际并行的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再加上我们企业界的管理创新，再加上社会上必须要完成的思想观念的创新，它是个系统工程。在当下中国，最主要的一个切入点就是借助中央非常明确表述的数字平台头部企业完成整改为契机，要打开一个新局面。这种数字平台在中国为数不多，它也符合硅谷引领潮流励行创新的发展规律:大量的创新创业者在成功率很低的情况下，有少数脱颖而出，而流量为王直观地看，作为成功者的平台它有寡头垄断特征，但它跟过去的垄断不一样，可以把上游、下游大量的中小微企业合成一个产业链、产业集群，可以一起发展。所以，美国对它的亚马逊、谷歌等也不像过去对AT&T那样做拆分。中国也必然是这样，要在完成整改情况之下多方形成合力，政府会继续在这方面按照我前面说的对于民营企业为主的一些头部企业这些数字平台公司引导支持，而市场人士则需要有信心恢复的伴随，更多地和头部企业他们应该发挥的引领作用形成合力，特别是大量的中小微企业。其实在这方面前几年已经有一系列的产融结合、数实结合这个概念之下大家共同的互动的创新活动。在中国要维持这样一个态势，提升它的质量，这是有希望的。现在像中国的小餐馆，桌上都是拿手机扫码点歺和结算的，这是什么？这就是互联网+，就是数实融合最直观的表现。在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间，如果能够很好的把握现在说的鼓励民营企业发展，破除思想观念上的一些障碍，再乘势抓住向好趋势加码推进，那么还是一个系统工程式的结合，这里面科技第一生产力的作用它是一个乘数放大作用，只要制度创新能给它必要的一定空间，再加上我们企业界最擅长的细节决定成败层面的管理创新，再加上社会进步中间一定要逐渐的往前推、不能够走回头路的思想观念创新--领导人新近说了思想还要再解放，合在一起，我觉得就是希望之所在。

问：谢谢贾康院长，也就是说我们应该鼓励有更快的速度发展，但是质量是其中一个很关键的诉求。

贾康：对，实话实说我觉得跟硅谷经验一定是一样的，就是整个科技创新引领潮流的是头部。中国也会是这种数字平台公司前沿突破，于配套改革和高质量开放中带出高质量发展。

问：谢谢贾康院长的精彩分享。

贾康:谢谢主持人和各位。

贾 康 简 介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北京、上海、福建、安徽、甘肃、广西、西藏等地方政府特聘专家、顾问或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家行政学院、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安徽大学等多所高校特聘教授。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1995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品质层次学术交流带头人。多次受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第二届理事会期间任首席经济学家），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2017-2020年又撰写出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模型与实践路径》、《供给侧改革主线上的未来财税》、《财政学通论》等多部专著。2021年与刘薇合作《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一书又获评“2021年度中国好书”。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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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学问的甘苦，如鱼在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但关于做学问的“指导思想”，我愿意在此一披襟怀：写出一些论文或著作并不是目的，这是探索之途上的一小步，是争取为人类的思想认识之海中加一滴水。我深信，一切人生的虚荣浮华都是过眼烟云，而真正的学术和真知灼见，才能垂诸久远。

—— 贾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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