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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论文重新考证了“全党办报”这一中国特色新闻学关键概念的提出与早期运用情形，指出该概念表述在1944年《本报创刊一千期》发表前的半年间，已经成为《解放日报》的一个常用语汇，同时在陕甘宁边区党政系统中广为流行。考察新整理的材料发现，“全党办报”的核心要旨是使党报真正成为“集体的组织者”，运作机制是党报的“平台化”，即报纸扮演党政系统交流工作经验的建制化“平台”角色，起到组织和推动实际工作的作用。“全党办报”兴起的深层动因在于党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机制的革新，在延安时期形成的独特政治文化和制度条件下，政党开掘和利用媒介技术的潜在功能，将报纸改造成一种常规化的组织技术，由此带来新闻实践的深刻变化。

作者简介

李海波，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革命史’视野下的延安时期新闻传播史研究”（项目编号：20BXW016）研究成果。

“全党办报”是中国特色新闻学的一个标识性概念，形成于20世纪革命新闻实践的指导性原则、中共党报理论的精髓之一，时至今日仍然深切影响着当代中国的新闻、舆论、宣传事业。在社会分工高度专业化、技术统治主义蔚为风行的时代，对“全党办报”理念的承继赓续和创新发展，显现出中国新闻事业与政治传播的独特经验。

在新闻学研究中，“全党办报”同样是一个高频概念，新闻史、新闻理论和新闻业务的讨论对此多有涉及，堪称一个显要的研究话题。不过迄今为止，关于“全党办报”仍有一些基本问题有待厘清，比如概念的起源问题与早期运用情况，既往研究在材料的发掘和阐释上尚存粗疏之处，进而妨碍话题讨论的深入推进。本文借助新发布的“延安时期中共中央机关报全文数据库”，重新考证和辨析“全党办报”这一概念在延安时期的提出与早期运用情形，描述和分析“全党办报”的实践展开与运作机制，期冀为相关研究补益新的材料和视角。

一

“全党办报”概念的提出与

运用：被忽略的材料线索

作为一种办报理念和新闻思想的“全党办报”，学界在追溯源头时通常指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思想经验，认为“全党办报”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继承和发展（王莹，黄瑚，2021；朱清河，王青，2021）。具体到中共办报实践的历史考察，黄旦（2004）将“全党办报”的起点回溯到建党伊始，指出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中关于出版物的规定，就“精神实质”而言已经隐含了“全党办报”的基本观点。1930年李立三提出“党报是要整个党的组织来办的”，“全党办报”的口号庶几呼之欲出。延安时期特别是1942年《解放日报》改版后，中共办报模式和党报理论趋于成熟，“全党办报”亦在此间取得显著成绩。有研究者指出1942年间中宣部《为改造党报的通知》、毛泽东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的讲话、社论《党与党报》等材料，蕴含、贯穿、凸显着“全党办报”的理念与思想（王莹，黄瑚，2021）。

作为一个具有明确语言指称和固定词汇表述的“概念”，“全党办报”的文本源头通常指向《解放日报》1944年2月16日的社论《本报创刊一千期》，文章对改版以来的经验做了凝练概括，“一言以蔽之，就是‘全党办报’四个字”。长期以来，学界公认“全党办报”作为一个“明确的概念”“专有的名词”或“固定的表述”，乃由这篇著名社论“首次提出”“最早提出”或“正式提出”，相关的新闻学研究著作（朱国圣，林枫，2010：156；宁树藩，2018：1125）、新闻学教科书（刘家林，2012：632；童兵，2016：112）、新闻学工具书（甘惜分，1993：23；陈力丹，2002：84）以及综合性工具书（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2002：239；夏征农，陈至立，2013：61），均采用这样的标准化叙述。新近发表的关于“全党办报”的专题性研究论文（王莹，黄瑚，2021；朱清河，王青，2021；艾红红，强若琳，2022），也大多沿袭上述学界共识。

在《本报创刊一千期》之外，学界考察“全党办报”所凭藉的史料另有两份：一是1944年3月22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宣传委员会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要求领导干部掌握报纸这种“工作方式”，并提倡试办县级党报、强调办好机关墙报，“这样来办报，全边区可以有千把种报纸，这叫做全党办报”（毛泽东，1996：113）；二是1948年4月2日，毛泽东接见晋绥日报社、新华社晋绥总分社的编辑记者，谈话中涉及办报方针的问题，“我们的报纸也要靠大家来办，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靠全党来办，而不能只靠少数人关起门来办”（毛泽东，1991b：1319）。这三份材料构成了过往学界梳理和阐释“全党办报”的核心论据，有研究者指出“‘全党办报’在党报历史上被明确提及的情况我们只能找到三处……这三次提及成为了我们理解‘全党办报’的主要线索”（林羽丰，2018）。

新近一项研究对“全党办报”概念的出现时间做出了纠正与更新，并为考察“全党办报”提供了两份新的材料。研究认为在《本报创刊一千期》之前，《解放日报》1943年8月8日发表的裴孟飞文章《贯彻全党办报与培养工农通讯员的方针》和1943年10月1日的消息《贯彻全党办报方针 志丹整顿通讯工作》，应为“全党办报”文本的最早出处（来向武，张睿，2023）。实际上，翻阅《解放日报》可以发现，在《本报创刊一千期》之前，“全党办报”四个字的出现次数远为频繁，除了上述置入标题的两篇之外，另有多篇文章使用了这个概念表述。检索“延安时期中共中央机关报全文数据库”，可整理出一份更完整的统计数据（见表1）。

该数据库收录有《解放日报》《新中华报》《红色中华》三种报纸，检索结果显示，解放日报社编委、通讯采访部主任裴孟飞在1943年8月使用了“全党办报”这个专有名词。裴孟飞在文章中以清晰明确的语言，将“全党办报”和“培养工农通讯员”概括为改版之后的党报方针，“要求各地党委的负责同志”多帮助通讯工作。身为党中央机关报负责通讯工作的编委，裴孟飞的文章产生了党内动员的效果。文章发表后收到快速而热烈的反馈，一些地委、县委整顿辖区的通讯组织，制定各自培养通讯员的具体办法。《解放日报》追踪报道了各地的动态消息，并且很快推出了总结和介绍工作经验的“典型报道”，如《谈谈靖边组织通讯工作的几点经验》《关于志丹通讯工作的转变》等。在这些消息报道、工作通讯和文件指示中，“全党办报”四个字频繁见诸报端，截至《本报创刊一千期》发表前的近半年间，《解放日报》计有16篇稿件、共27次使用了“全党办报”这个固定表述。

由此可见，“全党办报”在1943年下半年已经成为《解放日报》的常用语汇，例如1943年11月18日第4版“新闻通讯”专栏第8期，5篇文章之中有3篇提及“全党办报”；报纸版面中甚至出现了衍生概念“全军办报”（解放日报，1943年12月29日），足见“全党办报”这个概念的普及和流行程度。进一步阅读这些文章发现，“全党办报”一方面成为报社人员理解自身工作的关键概念，除了裴孟飞的文章5次使用之外，总编辑陆定一在纪念杨松逝世周年的讲话中，也将“全党办报”视为党报工作的第一原则（解放日报，1943年11月24日）；在一期专门刊载通讯员稿件的栏目“工农通讯”中，编辑部撰写的“编者按”重申了“全党办报”与“培养工农通讯员”的方针，鼓励通讯员树立起写稿的信心（解放日报，1943年11月23日）。另一方面，“全党办报”还成为边区党政系统的重要政治术语，例如志丹整顿通讯工作的消息，文章主干是县委书记王耀华在一次座谈会上的讲话内容，其中4次提及“全党办报”（解放日报，1943年10月1日）；延属地委向辖区各县发布的关于党报通讯工作的文件指示中，“全党办报”被强调了3次（解放日报，1943年10月2日）；一位知识分子干部的自我检讨，熟练地将“全党办报”这个“党的号召”作为文章的开场白（北群，1943年11月18日）。

综上所述，在社论《本报创刊一千期》发表之前，“全党办报”在《解放日报》版面和边区党政系统中已然广为使用，这些新整理的材料为理解“全党办报”的早期实践与运作机制提供了新的文献线索。

二

“组织”的雷霆之力：

“全党办报”的实践展开

考察“全党办报”作为一个明确概念的早期使用情形，可以发现一个显著特征，即“全党办报”与西北局的两份文件密切相关——1942年9月9日《关于〈解放日报〉工作问题的决定》和1943年3月20日《关于〈解放日报〉几个问题的通知》。提出“全党办报”概念的裴孟飞文章，完全依托这两份文件进行阐发。继之而起的呼应之作中，各级党政干部也频繁提及西北局的“指示”“精神”“思想”，将之描述为辖区内党报通讯工作的转折点。例如延属地委、志丹县委、安塞县委对于本地通讯工作的检查和整顿中，共同的叙述框架是此前重视不够、开展不力，西北局的“决定”则在思想上教育了干部，在行动上引起了改观，但仍需进一步贯彻落实西北局“全党办报”的精神（解放日报，1943年10月2日；解放日报，1943年10月22日；赵挺，1943年11月18日）。

这样的材料有助于重新梳理延安时期“全党办报”的兴起与展开，对通讯员运动的实践过程形成更加清晰的认识。既往研究通常将根据地时期的通讯员运动与“群众办报”划上等号，认为通讯员队伍的主要构成是“群众”或“民众”（田中初，2011；戴利朝，王丽华，2017）；或者将党报通讯网的建构分为“全党办报”与“群众办报”两个阶段，前者在各级党组织内部遴选和任命通讯员，后者则扩展至普通民众的范围，“使工农通讯员写稿最终演变成一场彻底的群众运动”（黄伟迪，2019）。然而，从陕甘宁边区的实际情况来看，这种“双重路径”更多体现为办报层次的差序，而非时间阶段的先后。直至延安后期，基层社会的大众黑板报确实吸纳了群众中的部分积极分子写稿，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将黑板报称为“现有条件下几经摸索（找）到的群众办报的最好形式”（李鼎铭，1944年12月6日），但是建制化的党报通讯网则强调“以区为单位”，“主要是以区级干部及本区内热心的乡干部与小学教员为基础”（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1980：169），而且乡级干部始终未能有效发动起来，普通“民众”“群众”写稿更是凤毛麟角。虽然各类文件经常使用“使党报通讯工作变成相当的群众运动”“发动广大群众来参加”等表述（解放日报，1943年10月2日），但正如李里峰（2013）所言，在中共的政治语汇中“群众”是一个兼有抽象性和具体性、同质性和等级性的灵活概念，在不同语境中其内涵常有变动。在党报通讯工作的相关表述中，“群众”一词主要指涉对象实际上是党内的基层干部，“群众运动”则是相对于改版前高层领导人、知名文化人、职业记者垄断党报版面的局面而言。总之，延安时期通讯员运动的实际参与范围，从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到边区级、分区级、县级的四级党报，通讯写稿基本以县、区两级“脱产干部”为主力，可以说是一种有限度的“全党办报”，因而“政党组织传播”（吕新雨，2020）是更恰切的分析路径。

延安时期的通讯员制度，在1942年《解放日报》改版以前已经付诸实践。早期通讯网的组建和通讯员的培养，由周文领导的大众读物社及《边区群众报》先行探索。这是一个挂靠在边区文化协会名义下的群众性文化团体（王巨才，2015：157），开展办法是以报社为“首脑”，将记者编辑派往各县帮助建立通讯网，报社力量鞭长莫及之处，则仰仗散落在基层的“热心文化的人”，端赖积极分子的主动性（周文，1941）。由此造成通讯网的结构性失衡，例如截至1940年底，距离报社所在地延安较近的延川县发展了150名通讯员，稍远的绥德县仅有1名，最偏远的佳县则并无一人（大众读物社，1940）。与后来大规模的“全党办报”相比，大众读物社的早期实践在动员力量上较为单一薄弱，开展效果存在明显的局限性。

1942年《解放日报》改版，转变了“依赖职业记者”和“知识分子关门办报”的思路（博古，1944年1月），确立了面向全党“开门办报”的方针，将通讯工作提升为党报的核心业务，开始努力搭建通讯网，“从批稿子看卷子转到组织工作方面去”（王凤超，岳颂东，1984）。不过，直到这年8月底解放日报社调整了组织关系，继续作为党中央机关报的同时兼作西北局的机关报，由西北局负责管理边区范围内的事项（王敬，1998：39），此后通讯工作才在西北局的直接介入和推动下，以雷霆万钧的“运动”之势扩张开来。西北局的做法，是根本性地改变报纸在党政体系中的位次，将一个由少数文宣干部和知识分子负责的相对专门的业务领域，纳入党组织的核心地带，成为各级党委和所有党员共同的重要事务。

这种组织化的运作规范，充分体现在西北局的两份重要文件中。1942年9月，解放日报社新的组织关系甫一确立，西北局就出台《关于<解放日报>工作问题的决定》，要求在党内开展党报教育以树立一种新的新闻观，即党报绝非“普通新闻纸类”，“对党报漠不关心的态度乃是党性不好的一种具体表现”。正确的观念和做法是“各级党委要把帮助和利用《解放日报》当作自己经常的重要业务之一”，“经常看党报、帮助党报的发行及组织党报的通讯工作，是每个党员应当努力的责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1980：132-134）。在当时的整风语境中，“党性不好”的政治分量不言而喻，可见这份文件将党报的重要性提升到新的高度，并且将专业化的新闻业务转变为常规化的党务。由党组织核心力量推动的制度化、规模化“全党办报”由此启动，党报的通讯工作、边区通讯网的构建，重心皆转向党政系统，“全党办报”庶几成为“通讯员运动”的代名词。1943年3月，西北局发布《关于〈解放日报〉几个问题的通知》，文件量化规定了地委和县委干部每人每月的写稿篇数，作为西北局对下属干部“考核之依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1980：141-144）。这是进一步将通讯工作直接纳入党组织的“数目字管理”，以精细化的科层办法来推进。

在西北局的强力策动下，边区的组织系统很快开动起来，各处地委、县委火速做出反应，纷纷制定各自辖区的通讯条例，并且由各级党政首长亲自负责，“全党办报”呈现一日千里的态势。至裴孟飞提出“全党办报”四字表述的1943年8月，各地、各级干部为党报写稿已经取得“显著的成绩”，裴孟飞在文章开头就列举了一些“典型的例子”，如延安县委书记王丕年、靖边县委组织部长胡其谦、清涧县长黄静波、环县环城区委书记向景义等。由此可见，在裴孟飞的文章发表之前，“全党办报”的理念已经被反复强调，并在西北局的推动下付诸组织化实践，只是尚未出现“全党办报”这样精炼的概念表述，可谓有“全党办报”之“实”而无其“名”。身为解放日报社编委、通讯采访部主任的裴孟飞，在《解放日报》的“新闻通讯”专栏中，以清晰明确的语言对改版后的办报理念和实践进行了“命名”，并且置于文章标题加以凸显，遂使“全党办报”这个固定表述广为流传。

裴孟飞通过阐发西北局的两份文件精神，纠正了彼时仍然存在的几种“错误想法”：为党报写稿是附带工作、写东西是知识分子的事、报馆同志看不起工农干部等，进一步呼吁和推动“全党办报”迈向更广泛、更深入的境地。值得一提的是，裴孟飞本人之所以能够从事新闻工作、开启革命人生中短暂的党报生涯，恰是“全党办报”的结果。1942年《解放日报》改版后，原有的以知识分子和文宣干部为主的报社人员结构，暴露出缺乏实际工作经验、不了解边区情况的缺陷，难以有效应对新的局面，中组部决定调派一批“在根据地搞过领导工作”的干部去充实报社力量（高扬文，1993：459）。裴孟飞即在这年西北局的“党报决定”出台一个月后，从中央党校调至解放日报社，担任编委兼管通讯采访部，此前他曾任晋中特委书记、太南地委书记等职，属于实际工作经验丰富的“地方上的党政领导”（田方，1989：149）。

1944年2月，《解放日报》以社论的规格重申“全党办报”的方针路线，如前所述，此时“全党办报”的概念表述已流行了近半年。与过往研究共识不同的是，对于已经蓬勃开展的“全党办报”来说，这篇社论的作用非但不是首倡概念和推动实践，反而产生了一定程度的阻碍效果，使“全党办报”遭遇短暂的顿挫。社论后半部分对党报通讯工作的发展态势做出一个新的判断：组织与动员方面，过去“着重在发动”，现在“光是发动已经不够了”，需要“提高通讯员的质量”；内容与形式方面，报纸上的新闻已经从贫乏变为丰富，目前的缺点是千篇一律，“现在我们要求讲技巧，要求讲文艺性，要求讲新闻的表现形式”（解放日报，1944年2月16日）。自改版以来，追求新闻“技巧”特别是“文艺性”一直是批判的对象，典型如社论《政治与技术》中严厉指摘的，“有些同志把技术的作用过分夸大，有些记者同志把技术神秘化，造出种种名词，如‘文艺性’、‘趣味性’之类，作为对新闻事业的最高要求”（解放日报，1943年6月10日）。在“全党办报”和通讯员运动的发起阶段，《解放日报》倡导一种朴素的写作观——“做什么写什么”，“你日常工作中所遇到的新的情况、新的问题，并不需要什么特别费劲的去摹拟新闻笔调，或装进什么一定的格局，只要如实的、具体的（把时间、地点、人物和情节交代清楚）就好”（解放日报，1942年8月25日），“至于文字上怎样写得出色，那还是其次的问题了”（解放日报，1942年7月18日）。进而言之，自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厘清了“提高”与“普及”的关系之后，“特别着重普及方面”成为文宣领域的总体性指导原则，中宣部曾对此做出明文规定（中央档案馆，1992：107-110）。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本报创刊一千期》提出新闻稿件应当讲究技巧和文艺性的“提高”要求，无疑是一个新奇的说法。

延续《本报创刊一千期》的形势判断，通讯采访部后来各县委发出了一份领导通讯工作的意见，首先肯定了过去一年“全党办报”获得的成绩，如建立起1000多人的通讯网，供给五分之四的边区新闻。然后话锋一转，指出“普遍发动的时期已经过去了”，现在的缺点是内容一般化、千篇一律、枯燥无味等，今后的重点是“积极提高质量”（通讯采访部，1944年7月23日）。同期的“新闻通讯”专栏发表了记者穆青的文章，针对过去报道文风枯燥的问题，穆青提倡以“生动的形象的手法”采写“综合报道”——“一种高级的新闻报道形式”（穆青，1944年7月23日）。但报社的意见和倡议导致的后果是“在提高的口号下，部分通讯员畏缩不前”（解放日报，1944年9月1日），“对所有通讯员提出‘提高质量’的要求，使大家写稿失去信心，大大影响来稿数量”（解放日报，1945年9月1日）。报社很快体察到问题的严重性，通讯采访部在这年9月重新发文指导通讯工作，承认对文化程度普遍不高的通讯员队伍“直接而性急”地要求“提高”“是不恰当的”、“是一种主观的想法”，指出当前仍处于“普遍发动”的“普及阶段”，对于一般通讯员的要求依然是“大量写作，有闻必录”（通讯采访部，1944年9月1日）。至此，由《本报创刊一千期》的新判断所引发的“全党办报”短暂的挫折，方才告一段落，此后“全党办报”的主导方针始终是发动基层干部写稿，而且动员对象以县、区、乡三级干部为主。

三

党报“平台化”：

“全党办报”的运作机制

如前节所述，延安时期“全党办报”的实践展开过程中，党组织力量的深度介入是最关键的因素，通讯网建立在党组织的架构之上，“运动”由各级党委具体推动，党政一把手亲自负责辖区内的通讯工作，甚至直接担任通讯小组的组长，所谓“首长负责、亲自动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2011：114）。正如延属地委所强调的，做好党报通讯工作的重中之重在于“以党的核心力量去推进”（解放日报，1943年10月2日）。由此形成一种独特的新闻景观：党政干部成为新闻实践的活跃主体，以极大精力投入选题讨论、调查取材、写稿修改等新闻活动，整个边区犹如一所无形的新闻学校。造成这样的局面殊为不易，已有研究揭示，各级党组织及其领导的党报经过宣传教化、组织调控、典型示范、写稿竞赛等艰苦而繁复的教育、组织和动员，方将党报通讯工作推至“运动”的规模与程度（李海波，2019）。有待进一步探究的问题是，“全党办报”真有那么重要吗？为何值得党组织动用核心资源？基层干部这个群体为什么必须发动起来写稿？考虑到延安时期紧张的政治军事斗争和艰巨的社会建设任务，这样的问题绝非不言自明。陕甘宁边区的其他“运动”，如整风、大生产、征兵、征粮、选举等，大多攸关革命政权的生存与发展，其必要性与重要性不言而喻。相比之下，对于业务繁忙的党政干部来说，通讯写作看起来更像是“不务正业”。事实上，当时确有不少基层干部将通讯写稿看做“一个累赘的负担”，抱怨工作紧张、没有时间写稿（穆青，1944年9月1日）。

这样的问题关乎“全党办报”的开展缘由与运作机制，既有研究对此多有涉及，但往往笼统论之。例如关于“全党办报”动因的一个标准解释是“使党报能够出色地担当集体的宣传者和组织者的角色”（郑保卫，2004：171）。这个观点并无不妥，前文所提的关于“全党办报”的几份重要材料，如西北局的两份文件、裴孟飞的文章等，都从“集体的宣传者和组织者”的角度解释“全党办报”的意义。不过仍需细致考察的是，党报如何发挥“集体组织者”的作用？报社自身能否承担这样的角色？为何必须发动“外部力量”即党政干部深度参与其间？再如学界通常认为“全党办报”包含两点内涵：一是各级党委、领导机关高度重视报纸，利用报纸推动工作；二是动员全党办好党报，发动党员和基层群众为党报写稿（王敬，1998：43）。同样需要追问的是，二者有何关系？“利用报纸推动工作”为何一定要“动员全党”？要言之，“全党办报”的目标是使党报真正成为“集体的组织者”，这条“列宁党报语录”（刘继忠，2020）在1920年代末传入中国，江西苏区时期已有宣扬与实践（万振凡，2012；梁德学，2019），延安时期经由“全党办报”达成制度化、规模化的局面，并成为中共党报的核心观念之一，然而“集体组织者”的运作机制问题，即作为一种“精神中介”的报刊如何发挥实际的组织作用（陈力丹，姚晓鸥，2017），过去的研究并未做出有效的解答，“始终解释不清楚其实在的内涵”（陈力丹，吴鼎铭，2016）。新整理的材料为解答上述问题提供了分析线索，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全党办报”和“集体组织者”的实践逻辑和运作机制。

“全党办报”概念的早期运用语境，往往与“正确认识党报的作用”这个命题相关联。裴孟飞长篇论述的立足点即是“集体的宣传鼓动者和集体的组织者”，强调报纸对于边区生产的推动作用。陆定一在阐述“全党办报”的办报原则时说，“在中央、西北局领导下的我们报社仅仅是一个组织站”（解放日报，1943年11月24日）。党政干部同样作此理解，如“‘全党办报’以指导我们工作”（解放日报，1943年10月2日），“党在号召我们积极为党报写稿子，反映工作和推进工作，以求达到‘全党办报’的目的”（北群，1943年11月18日）。亦即是说，之所以聚合“全党”之力、以党的核心力量来“办报”，根本原因在于整风改版对党报功能和角色的重新定位。这一点在既往研究中已有较多揭示，例如黄旦（2008：269）指出改版意味着办报理念的转变，“从新闻传递和政策表述，变为对具体工作的指导、发动和组织”。

然而，党报究竟如何指导实际工作？报纸经由什么样的路径来发挥“集体组织者”作用？通过党报发布通知和指令无疑是最直观的方式，这样可以省却一些公文传递和信息沟通的中间环节，更有效率地推动和指导工作。事实上，1942年初《解放日报》改版酝酿期的重心正在于此。期间毛泽东多次批评党报的内容舍近求远，“以最大的篇幅转载国内外资产阶级通讯社的新闻”，“很少反映党的活动特别是中央决议”，因此办报方针应有根本转变，“使党报贯彻党的政策”（王凤超，岳颂东，1984）。改版后的《解放日报》将注意力从国际新闻和高头讲章，拉回到边区本地和党的活动，特别是对整风和大生产两项运动着墨颇巨，全文刊载各类指导性的文件和通知。1942年9月西北局《关于<解放日报>工作问题的决定》，对这个工作办法进行了组织程序的确认，“今后凡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的社论，党和边区政府的决议、指示、法令等，以及中央或西北局负责同志发表讲话或文章，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应即分别在党员干部中组织研究，并讨论执行，不得借口没有接到党的直接通知而置之不理”（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1980：132-133）。亦即是说，党报重要文章的效力和权威性等同于官方文件，必须直接讨论执行，迅速开展工作。

通过上述方法推动工作，只须党报编辑部转变观念，拿出大量版面登载文件指令即可，并无必要动用“全党”力量特别是核心的组织资源。实际上，党报发挥“集体组织者”作用的另一种路径，也是更关键的做法，是扮演党政系统交流工作经验、沟通工作信息的“平台”角色，其运作机制一方面是基层干部提供大量的工作经验，写成稿件在党报上发表（即“通讯”），另一方面则是基层干部认真对待党报，研究和讨论报纸上登载的工作经验，改进本地或本部门的工作（即“读报”），如此循环往复。在这个程式中，基层干部广泛参与、贡献一手经验（信息）无疑是“平台”得以运转的先决条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陆定一（1943年9月1日）强调“非专业的记者”对党报来说是“更重要的”，组织和发动基层干部积极为党报写稿，“报道他自己亲身参与的事实”，也就不仅仅是党报的专属业务，还是全党的一项重要工作，而且唯有“以党的核心力量去推进”才能造成这样的局面，大规模的“全党办报”由此兴起。

裴孟飞正是从提供“信息”即工作经验的角度，来解释“全党办报”的重要性，要求党委机关、党员干部、报馆人员一起做好通讯工作。他重点强调了党报内容上的缺憾和不足：“无法反映全党各方面的工作经验和动态”，“使许多有丰富内容的实际经验，不能及时反映到党报上来”，因而“对于这些地区的工作推动上”是个损失，“如果不动员广大具有丰富实际经验的工农同志写稿，要想充实党报的内容，系统的介绍边区各地经验，是很难的，目前我们报纸的缺点，也正在于缺乏系统的介绍边区各地的经验，这个缺点产生的原因，就是由于我们不少具有丰富实际经验的同志不写稿”。裴孟飞引用了1943年3月西北局《关于<解放日报>几个问题的通知》，文件对通讯员的“报导”内容做出详细说明：“各种政策的执行，各种运动和工作的进程，开始如何计划和布置，进行中有什么困难，怎样克服困难，有些什么典型例子，犯过一些什么错误，有什么可取的经验，足供大家借镜等等”；要求各级党委负责同志“不但要学会写文章，把工作中可以公开发表的经历和经验写成专文，在报上发表，而且要学会写电讯，写消息，这就是利用党报来指导工作的一个重要办法”（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1980：142）。

交流平台的功能定位，深刻影响了党报的新闻生产，工作消息/通讯、典型报道成为主流文体。改版后的《解放日报》频繁出现一种异于常规新闻体裁的文本样式，类似工作手册或操作说明书，见诸整风、大生产、秋收、征粮、选举、卫生等几乎所有“运动”的报道之中，当然也包括同样以“运动”模式展开的党报通讯工作。以通讯员“运动”为例，在西北局的号令和各级党委的响应下，特别是在裴孟飞提出“全党办报”的概念表述之后，边区涌现出一批通讯模范单位（分区、县、区各级都有），《解放日报》连篇累牍地报道各地组织通讯工作的经验，刊登了大量篇幅超过2000字的长篇工作通讯（见表2）。这些屡见报端的工作经验文章，只有少部分稿件由“专业记者”采写（例如表2中《介绍绥德吉镇区通讯小组》《安塞五区的通讯工作》《志丹县委如何领导通讯工作》三篇出自解放日报社记者之手，作者分别为穆青、杨永直和刘漠冰），其余多由“业余记者”如县委书记、县长、宣传部长等根据实际经验来撰写。

党报以交流平台的方式组织和指导工作，毛泽东（2014：109）曾一言以蔽之：“经过报纸把一个部门的经验传播出去，就可推动其他部门工作的改造”。以“全党办报”的实践运作为例，靖边是边区较早涌现的通讯工作模范县之一，裴孟飞的文章发表后一个多月，《解放日报》在头版社论位置刊登了靖边县委集体署名的长篇稿件《谈谈靖边组织通讯工作的几点经验》。文章开头扼要介绍了该县党报通讯工作从无到有的过程以及当前取得的成绩，接下来的正文详细阐述了四点经验：谁来写稿、写什么、如何写、怎样帮助工农通讯员，每个“工作经验”单独成节，详尽介绍开展过程和注意事项（靖边县委，1943年9月15日）。此时通讯工作较为落后的志丹县，“见到靖边等县在报上发表自己领导通讯工作的经验，就加强了志丹同志开展通讯工作的热情和决心”（蕴明，1945年10月5日），从阅读和研究“靖边经验”开始，志丹县委书记王耀华开始亲自领导“这项重要工作”，以整风的精神整顿通讯小组，利用各种场合布置写稿任务，自己带头写稿，督促县委同志提笔（解放日报，1943年10月1日）。志丹县最终后来居上，1946年获评“边区通讯工作之光”团体甲等奖，王耀华获得个人甲等奖（解放日报，1946年9月1日），该县组织和开展通讯工作的经验也多次在《解放日报》发表（见表2）。

在《解放日报》介绍志丹县委领导通讯工作的“新经验、新方法”中，经常提及的一点是“利用党报改进领导”。1942年西北局颁布第一个党报决定后，王耀华带领县级干部展开讨论，认识到“利用报纸是一种领导工作的方法”，“以解放日报为工作的指针”，比如组织变工、兴办文教卫生等工作都是从党报上学到方法，“看到别县做了一件工作，立刻就想着要在本县来做，并且随时都在想着发挥创造，把工作办好”（刘漠冰，1946年7月8日）。如此一来，志丹干部阅读党报的方式，实际上也是对西北局的文件精神进行了创造和发挥——不仅讨论执行党报上重要的社论、文件和讲话，而且重视研读一般性的新闻稿件，“对待报纸上有关边区建设的文章，一如对待党与政府的指示或文件”（张潮，乔迁，马永河，1946年8月10日），“县委发现报上对工作有帮助的报道时，就划上红圈，定为干部必读，然后将报纸分开到各区……并能根据其精神，进一步提出具体办法和中心，不是机械搬用”（解放日报，1946年6月15日）。志丹县“重视利用报纸推动工作”的领导方法，受到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和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的联名嘉奖，“凡是善于利用报纸者，其工作必日新月异，朝气蓬勃；这点亦已为你们的行动所证实”（解放日报，1946年8月10日）。

四

结论与讨论：

媒介技术与政党领导方法的革新

借助新发布的数据库资源，前文重新考证了延安时期“全党办报”概念的提出与早期运用情形，指出该固定表述在1944年《本报创刊一千期》发表前的半年间，已经成为《解放日报》的常用语汇，同时在陕甘宁边区的党政系统中广为流行。考察新整理的材料发现，“全党办报”的核心要旨在于使党报真正成为“集体的组织者”，运作机制是党报的“平台化”，报纸扮演党政系统交流工作经验的建制化“平台”角色，起到指导和组织实际工作的功用。

作为典型的“先锋队”政党，中国共产党依照列宁主义建党学说与组织原则而建立，是一种高度组织化、具有超强动员力的新型现代政党。利用现代化的制度和手段提高组织动员的效率，向来为中共所推重。黄道炫（2019）关于抗战时期政策落实机制的研究，指出中共善于使用开会、数目字管理等现代组织方式，特别是对开会技术的运用可谓炉火纯青。沿着这个路径考察，利用和改造报纸这种媒介技术以推动工作，可以说是中共领导方法和组织技术的新发展，毛泽东对此有过细致的阐释——

过去我们学会了一种工作方式，就是开会。这个方式各处盛行，多年以来我们就没有放弃过这种工作方式。如果你们再把办报这种工作方式采用起来，那么许多道理和典型就可以经过报纸去宣传。现在我们要学会这种工作方式。现在我们边区，开会是最重要的工作方式，报纸发出去就可以省得开许多会。我们可以把许多问题拿到报纸上讨论，就等于开会、开训练班了，许多指示信可以用新闻来代替（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2011：112）。

延安十三年是中共空前扩张的时期，也是这个政治组织进行自我革新和自我锻造的关键时刻，党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机制在此期间逐渐成熟与完善。1943年6月，在裴孟飞提出“全党办报”概念表述的两个月之前，毛泽东为党中央起草了《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文件系统总结了中共领导革命运动的历史经验，既从哲学高度阐发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又在经验层面论述了改进全党工作的具体办法（毛泽东，1991a：897-902）。在延安时期探索和形成的领导方法付诸实践的过程中，作为彼时影响最大的现代化媒介技术，报纸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由于在信息交流的效率和广度方面具有传统技术手段难以比拟的胜势，报纸被称为宣传和组织的“最有力的工具”（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1980：126）、“最锐利的武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13：367）。中共为此克服巨大的财政困难（胡乔木，2015：11），建立了多层级的大规模党报体系，并将其纳入政党政治的核心地带，成为一种常规化的组织技术。

在延安时期的新闻论述中，油印机、谈话、传单等传统手段，被批评为不值得留恋的“秘密手工业式的领导方式”（王敬，1998：25）、“手工业工作方式的落后习惯”（解放日报，1942年9月22日），应该被报纸这种现代化的工作方式取而代之。在具体实践中，除了刊载文件指令、发挥报纸基本的信息传递功能，即传统的“上情下达、下情上达”的中介渠道作用之外，中共还对报纸这种媒介技术的潜在功能进行了开掘和利用，将其打造为党政系统交流经验、开展工作的“平台化”媒介——来自一线的大量工作经验（信息）汇集在党报，这是“平台”运转的前提；广大的基层干部聚拢在“平台”周围，通过阅读和研究党报来推进工作。党报由此从相对单一的文宣业务部门，转变成面向全党的开放性平台，报社的有限力量显然无法驾驭，通讯工作唯有发动全党之力方能有效展开，这是“全党办报”动用党组织核心资源的深层逻辑。

在媒介技术与传播生态日新月异的当代，重访“全党办报”这段早期历史实践，意图绝非简单照搬延安经验。实际上，报纸之所以在彼时的党政系统中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离不开多方面客观条件的限制，譬如边区交通不便、公文系统不完备，基层行政力量薄弱、区乡党政机构尚未科层化（王今诚，2023），因此可以说是特定形势下形成的独特经验。不过，回顾这段历史经验仍能获得一些“方法论”层面的启发。比如“全党办报”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对媒介技术的创造性开掘与利用，将报纸这种传播媒介改造为党政系统交流信息的开放性平台。这样的历史经验有助于重新思考简单化的技术进步主义叙事，一种媒介技术并非天然地带有单向性、封闭性、集中性或者双向性、参与性、互动性等本质化的属性，特定的政治文化、社会条件和制度创新可以使报纸这种“传统媒介”具有开放性和参与性；反之，各种“新媒介技术”如互联网平台，也有可能产生集中化、封闭化的情形。就此而言，对于媒介的技术属性、新闻的角色功能等基本问题的非本质主义、去教条化的理解，能够为把握当下的新闻议题、政治传播提供一定的思想资源。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中国共产革命留下来的精神遗产多是方法论意义上的”，这些“方法论遗产”还有待学界进一步发掘和整理（王建华，2017）。在这个意义上，党报过去的“经验”仍不失为一种活的“方法”。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梳理和分析“全党办报”的概念生成和实践逻辑，主要依凭党中央和陕甘宁边区的文献资料，并未旁及其他根据地的情形。现有研究一般认为，包括“全党办报”在内的中共办报理念，通常由“延安—中心”提出和推广，然后向“地方—边缘”扩散开来。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是，是否存在地方经验启发中央的可能性？从初步掌握的材料来看，《抗战日报》《晋察冀日报》《大众日报》等根据地党报明确使用“全党办报”这一概念表述的时间，均晚于《解放日报》，对通讯工作的部署指示也以转载《解放日报》和中央文件为主，但在第一个敌后创建的、被党中央和毛泽东誉为“模范区”的晋察冀根据地，邓拓在1938年12月发表的文章《论党报与党的工作》（邓拓，2002：266-269）、北方局在1940年1月出台的文件《关于党报问题的决定》（《中共中央北方局》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1999：214-215）、彭真在1940年5月晋察冀分局讨论报纸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丁一岚，周明，1998：286-288）等材料，所阐发的办报思路高度契合“全党办报”的内涵，有的文字表达亦接近1942年延安的大规模论述。虽然尚难断言晋察冀的办报经验是否影响了延安，但这些材料显示出中共办报实践中“中心—边缘”“中央—地方”的关系问题，或许比现有研究结论更为复杂和多元。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从宏观到微观的视线转移，蔚然成为中共党史研究的一个主流趋势（陈耀煌，2010），对中国革命地方性经验、在地创造性的观照，日渐引起学界的探讨兴趣。这为中共新闻传播史研究进一步拓宽选题、扩展视角，提供了颇具价值的参照。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3年第8期。

封面图片来源于网络

本期执编/陶宇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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