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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77年7月22日,潘玉良在法国病逝,至死也没能达成回国的夙愿。
临终前,潘玉良将一块怀表和一条项链交给了她的挚友王守义,拜托他将这些东西带回中国,亲手交给潘赞化的子孙。
一块锈迹斑斑的怀表,一条镶嵌着潘玉良与丈夫合影的项链,虽都不是什么值钱的物件,但这些东西却承载着一段令人动容的爱情悲歌。
1913年初夏的一个夜晚,芜湖最豪华的酒楼灯火辉煌,人声鼎沸。
雪亮的汽灯将宽敞的餐厅照得如同白昼,那些穿着长袍马褂的大人物都在这天云集在此,只为宴请刚刚到任的海关监督——潘赞化。
潘赞化,安徽桐城人,祖父曾是天津知府,说来也算是个官宦子弟。
16岁那年,潘赞化在兄长潘缙华的影响下,参与了反对清廷封建统治的革命运动。
此后为了躲避清廷的追捕,潘赞化与兄长一同逃到了日本,在日本,兄弟二人刚好赶上孙中山组织兴中会。
潘氏兄弟觉得孙中山先生的主张非常正确,于是毅然决然地加入了兴中会,从此开始了革命生涯。
1913年,潘赞化出任芜湖海关监督。
刚到任不久,当地的富贾豪绅便向他发出邀请,说他们在酒楼特意摆了一桌宴席,只为给“潘监督”接风洗尘。
都说“强龙压不过地头蛇”,潘赞化十分清楚,未来的工作少不了要和这些富贾豪绅打交道。
所以,这顿饭说什么也得给他们个面子。
席间,潘赞化举起酒杯,对着在座的众人朗声说道:
“鄙人受政府之重托,定当严守政府关税章程,希望得到诸位先生的合作。”
他的话音刚落,厅内立刻响起了一阵掌声,富贾豪绅们纷纷将杯中之酒一饮而尽,饭局的氛围也随之进入高潮。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一直坐在潘赞化身旁的马会长突然站起身来,笑着说道:
“有酒岂能无丝竹管弦助兴,潘大人虽是阅过大世面,见过洋美女的人,但想必却是从未领略过我们小城女子的歌喉风韵。正好,我等今日为欢迎大人的到来,特意物色了两个色技绝伦的姑娘。”
说罢他转过身去,向门口的仆从招了招手,不多工夫,两个怀抱琵琶、低头缓步的姑娘便走了进来。
两个姑娘看起来都只有十六七岁的样子,一高一矮,高的叫玉良,稍矮一些的叫小兰,两人皆穿着旗袍,青涩之中透露着些许妩媚。
两位姑娘,一左一右坐在了潘赞化的身边,这让潘赞化感到有些尴尬,一时间竟不知该说些什么了。
见此情景,身旁的马会长走了过来,轻声问道:
“潘大人,您想听什么曲子?”
潘赞化回过神来,如释重负地向两个姑娘笑了一笑,缓缓地说:
“捡你们熟悉的弹好了。”
只见,高挑一些的那个姑娘,向另一个姑娘使了一个眼色。
紧接着,二人一同拨弄琴弦,一曲悠远凄怨的古调开始在大厅内回荡:
“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
一曲终了,其他听众依然在推杯换盏。
他们的注意力全都放在了眼前的山珍海味以及身旁的佳丽美人身上,又有谁会在意这曲中的哀怨以及唱曲人心中的苦楚呢?
“这是谁的词?”忽然,一道浑厚的声音在玉良的耳边响起。
原来是潘大人,此刻的他并没有像其他人那样推杯换盏,而是静静地看着自己。
“是一个和我有同样命运的人。”玉良回答道。
“我问的是她是谁?”潘赞化追问道。
“南宋天台营姬严蕊!”玉良好似是回答,又好似是在自语。
潘赞化没有想到,一个歌姬竟然还有这般见识,夸赞道:
“没想到,你还有些学识。”
就是这样一个小插曲,却被一直在潘赞化身旁喝酒的马会长看在了眼里,这个马会长是个老狐狸,一眼便看出潘赞化对这个弹曲的姑娘动了心思。
酒席结束后,眼尖的马会长特意找人,将会弹曲子的玉良送到了潘赞化的住处。
夜深人静,玉良独自一人坐在马车里。
她不知道自己要被送到什么地方,更不知道,属于自己的未来到底会是什么样子……
入夜,潘赞化褪去外套,叫仆从打来了一盆热水,准备好好地洗漱一番。
洗漱过后,潘赞化躺了下来,可不知怎么回事,刚才在酒楼发生的事情,一直萦绕在他的脑海里,久久不能散去。
那个女人虽有些才气,但相貌并不出众,自己两度留学日本,什么样的女人没有见过,可今天他是怎么了?
正当潘赞化为自己今日的反常所疑惑时,门外忽然传来了几声急促的敲门声。
“什么事?”潘赞化既没有抬头,也没有换衣裳,因为他知道敲门的是他的家仆。
“大人,马会长刚刚送来了一个姑娘,说是专程来伺候大人的。”
莫非是玉良姑娘?潘赞化心中一惊,自己刚想到她,她便来了。
潘赞化承认,自己对玉良姑娘的确动了感情,但他为人正直,不愿做那强人所难的事情,所以吩咐仆从:
“就说我睡了,叫她回去吧!”
话音刚落,潘赞化马上又把传话的仆从给叫住了。
他细想了想,觉得这么说话可能会伤到人家姑娘的自尊心,于是改口说:
“你告诉她,就说我已经睡了,让她先回去。明日如果有空,请她陪我到芜湖看风景。”
次日,玉良陪着潘赞化一起到芜湖赏景,她什么也不懂,一句话也不说,就像个木头人一样跟在潘赞化的身边。
可即便如此,潘赞化也没有怪她,反而耐心地给她讲起了历史典故。
潘赞化的种种举动,彻底改变了玉良对官老爷的看法。
她忽然发现,这个潘大人尊重她、理解她、同情她,在潘赞化那里,玉良感受到了如兄长般的真挚。
于是,一个念头在玉良的心中萌发——或许,这个男人值得托付。
那天傍晚,玉良跪在了潘赞化的面前,恳求他收留自己,潘赞化见此情景,连忙上去扶她,可玉良态度坚决。
潘赞化有些恼怒,因为在他看来,这是青楼女子惯用的伎俩。
“玉良姑娘,我原是很同情你的,可你……可你却太不自重了!”
冰冷的语言像刀子一样划破了玉良的内心,她只觉得自己的胸口仿佛在隐隐作痛。
“原来……是我有眼无珠……看错了大人……”
玉良自嘲地笑了笑,站起了身子,踉跄地向门外走去。
就在这时,潘赞化叫住她,他担心自己刚才的话说得太重,这个姑娘会因此走上绝路。
潘赞化将玉良接了回来,并为她准备了一些吃食,玉良见潘赞化是真心待她,便把自己的苦衷全都倾诉了出来。
原来,这个十六岁的姑娘竟经历过如此多的磨难。
玉良本姓张,家里原是做毡帽生意的。
她出生不久,父亲就因病去世了,没过多久,她唯一的姐姐也追随了父亲的脚步离她而去了。
至此,养家的重担全都压在了母亲一个人的肩头。
母亲虽没有文化,但有一手绣花的手艺,平日里靠替人绣花来养活玉良。
几年后,厄运再次降临到了这个不幸的家庭,玉良的母亲因疲劳过度去世了。
母亲离世后,玉良的舅舅将她接了回去。
玉良的这个舅舅就是个混混,吃喝嫖赌样样在行,他收留玉良也并非出于好心,而是因为只有这样才好卖掉姐姐的家产,好接着去抽鸦片。
十四岁那年,玉良的舅舅把她卖给了怡春院,亲手把自己的外甥女推向了深渊。
在怡春院,玉良性情刚烈,坚决不作陪睡的妓女,就连老鸨也拿她没有办法。
好在玉良从小就特别聪慧,学什么东西都特别快,几乎就是一点就通,在几位师傅的指点下,很快就成了怡春院唱戏最好的歌姬。
那天,马会长看出潘赞化对玉良十分欣赏,于是故意将玉良送到他府上。
如果潘赞化收了玉良,那将来他们这些人就能利用此事让潘赞化在公务上多行方便;
而如若潘赞化翻脸不认人,他们就可以拿“狎妓不误政务”来诋毁他的名声。
知道了这些,潘赞化收下了玉良,并最终在好友陈独秀的见证下与她完婚。
结婚当日,玉良改姓为“潘”,她要让曾经的姓氏与她那不堪回首的过往统统消散。
从此,世间唯有“潘玉良”
婚后,潘赞化与潘玉良十分恩爱,她虽没读过书,但她对知识的渴望打动了潘赞化。
一开始,潘赞化亲自担当老师,教妻子识文断字。
后来又为妻子请了教书先生,在教书先生专业的指导下,潘玉良进步飞快。
潘玉良不光在文学上有一定的悟性,在艺术领域更是有着远超常人的天赋。
一天,潘玉良碰巧看到邻居洪野先生正在作画,她一下子就被那幅画所吸引,竟接连数天驻足再次观摩。
就这样,潘玉良有了学习绘画的想法。
潘玉良在绘画方面是一个纯粹的“小白”,但她临摹的作品,看起来却不像是新人所作。
洪野先生觉得潘玉良在这一方面很有天赋,欣然收她为徒。
在洪野先生的悉心指导下,在丈夫潘赞化的全力支持下,潘玉良开始全心全意地从事艺术行业。
并在23岁那年,成功考入当时中国最好的艺术院校——上海美术专科学校。
在“上海美专”,潘玉良得到了一流的技术指导,并且在老师的启发下,逐渐形成了属于自己的绘画风格。
潘玉良冲破了世俗的禁锢,大胆地将人的裸体绘到画纸上,彰显出人类最原始、最纯粹的艺术之美。
但怎奈何在当时的那个时代,她的艺术理念太过超前,她的作品也都被视为“伤风败俗”的“淫画”。
时任“上海美专”校长的刘海粟先生,担心这样的艺术氛围会彻底扼杀潘玉良的灵气,于是建议她到法国深造。
1921年,潘玉良登上了前往法国的轮船。
临别时,丈夫潘赞化从胸口掏出了一块怀表,亲手递给了潘玉良。
潘玉良记得,那怀表曾是蔡锷将军的贴身之物,丈夫一直将它当作珍宝,出门总是随身带着。
潘赞化一把握住妻子的手,深情地说道:
“以后,看到这怀表,就是看到我了……你……多保重……”
潘赞化刚一踏下甲板,潘玉良就立刻扑向了船舷,目送着丈夫显然佝偻了的身躯和拄着手杖的沉重步履。
他低着头下了船,又缓缓地转过身,望着快要离岸的邮轮,潘赞化不顾一切地大声呼唤起来:
“玉良!你一定要回来啊!”
巴黎是浪漫的,这里对艺术充满着无限的包容。
在法国,潘玉良可以尽情施展她的艺术天赋,她的作品也迎来许多的赞赏。
多年以后,潘玉良的艺术造诣又有了更高的提升,她觉得是时候返回中国与丈夫团聚了。
1928年,潘玉良学成回国。
阔别多年,丈夫已经是一位年过四十的中年人了,鬓角微白,略显老态。
潘玉良本以为自己这次回来,就可以和丈夫平静地度过余生了,可哪承想,世俗的偏见依然困扰着这个出身青楼的画家。
在“上海美专”担任教授期间,上到教师下到学生,都在背后对潘玉良指指点点,甚至破坏她的作品。
1936年,潘玉良为表达对抗日英雄的赞美与尊敬,创作出了大型油画《人力壮士》。
为了表现出中华民族的不屈精神,潘玉良在作品中启用了裸体男性的艺术形象,而这却引来无数人的非议与诋毁。
就在画展即将开幕的前一天,《人力壮士》被人破坏了。
破坏分子临走时,还在油画的侧面贴上了一张字条,上面写着:
“妓女对嫖客的赞歌”。
1937年,42岁的潘玉良怀着伤痛与失意,再次踏上了前往法国的巨轮。
临别那天,潘赞化一把将妻子搂进了怀里,一遍一遍地对她说:
“一定要回来!一定要回来!”
因为他害怕,害怕今日一别,就是他们夫妻二人的永诀。
在法国,潘玉良创作出了一个又一个“艺术硕果”,她的名声越来越大,渐渐有了“中国女梵高”的美誉。
事业上的巨大成功却弥补不了潘玉良内心的空虚,因为在地球的另一边,一个她深爱着的男人正日日夜夜等着她回来。
1945年,潘玉良想要回国,但当时国内正在打仗,她被迫放弃了计划。
1957年,国内的局势已经稳定,潘玉良给丈夫写信说要回国,可潘赞化却回信告诉她现在不宜回国,潘玉良不得不再次推迟归乡的计划。
1964年,潘玉良又一次准备回国。
当她满心欢喜地期待着丈夫回信的时候,一个噩耗突然而至——潘赞化已于1959年病逝。
得知此事后,潘玉良悲痛欲绝,连声叹息:
“人生的路,好难走呀!”
1977年,潘玉良自觉时日无多,于是嘱托好友王守义,将丈夫当年送她的那块怀表以及那条镶嵌着她与丈夫合影的项链带回中国,亲自交给潘赞化的子孙。
因为在她看来,这些东西回去了,自己的灵魂也就回家了。
参考文献:
1、《画魂:潘玉良传》,石楠著,珠海出版社 , 2000.01
2、《潘玉良画传》,石楠著;潘玉良绘,中国青年出版社 , 201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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