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解放战争时期,出现了这样一个奇特的现象:

徐向前所指挥的华北一兵团,几乎没有其他上级领导,可以说完全受命于中央军委和徐向前的指挥部。

有人认为,这是毛主席故意将指挥权完全授予徐向前,特意将其余人调走。

事实真的如此吗?徐向前的华北一兵团又是如何立下赫赫战功的呢?

今天,我们一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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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向前其人

1901年,徐向前出生于山西一户贫穷的农民家庭,自幼在杂货店帮工。

赤贫家庭带来的自然是永远做不完的工作,但徐向前本人非常好学,一有机会就会找长辈、店长请教。

时间一长,竟然学会了好几百个字,偶尔还能背诵出一些古文诗句。

凭借着自身的学识,他在18岁那年顺利考入了师范速成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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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期间,正逢“五四运动风雷起”,年轻的徐向前接受了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洗礼,开始不断学习马恩经典著作。

到他毕业在校任教后,仍然向校内师生传播革命理念,结果被保守的校方除名。

当时的中华大地各种思潮涌动,从我们后来者的角度观察,徐向前无疑是找到了纷繁复杂的线团中唯一的解——革命。

革命,便是旧中国“两半社会”唯一的解决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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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向前被辞退后参加了北伐卫队,到1924年黄埔军校开办,他更是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黄埔一期,同陈赓、胡宗南、宋希濂等人同窗。

从此,真正开启了自己传奇的戎马一生。

从北伐到整个土地革命时期,再到而后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徐向前屡立战功。

东征初显露、“反围剿”立大功、西渡黄河、南征晋军,他随着革命的步伐一路向前!

但徐向前与其他璀璨的解放军将星最大的不同还有身上独特的经历,尤其是西路军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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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0月,西路军组建,徐向前任总指挥。

西路军的组建原因十分复杂,但也是我党接受苏联直接援助的一次可能性尝试。

徐向前出于军事角度考虑,提前就建议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趁初秋时节天气未冷,马家军也没有及时反应的空档,迅速穿过河西走廊。

可由于种种原因,西路军前期行军路线犹疑不定,行军速度也难称得上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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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国焘的错误干预下,西路军甚至一度打算就地建立根据地,李先念、徐向前等人均提出反对意见,陈昌浩一概不接纳。

四十里铺、八坝、水磨关…

一次次战斗消耗着西路军为数不多的补给资源,在狡猾残忍的马家军的进攻下,缺粮少弹的西路军甚至一度只能将刀剑当作枪炮来用。

到次年的倪家营子突围战后,陈昌浩还是执行保守的“教条主义”,对徐向前等人的建议充耳不闻,这时的西路军只剩下三千余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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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3月14日,西路军决定兵分三路突围,最终到达新疆的仅有李先念所率领的一支部队。

而徐向前本人则在3月16日被要求返回延安,他冒着极大的危险乔装打扮成乞讨的流民,一路向东返回延安。

4月30日,徐向前抵达援西司令部,后受到毛主席接见。

毛主席满怀安慰的对他说:

“回来就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有鸡就有蛋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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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倒是所谓的“张主席”张国焘,一见面就大加斥责徐向前未能完成他交待的任务。

其实张国焘的心里非常清楚,如果真让徐向前机断专行,西路军绝不会遭遇此种下场。

徐向前其实不该为西路军之败负主要责任,可他一生都非常自责。

在逝世前,他最后一个愿望就是将自己的部分骨灰撒在河西走廊,陪伴当年牺牲在那里的战友。

而毛主席对徐向前的军政能力是清楚的,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徐向前在毛主席的支持下继续大放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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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汾扬威名

解放战争时期的徐向前一扫土地革命时期的阴霾,尤其是他手下的华北第一兵团,更是赫赫有名。

华北一兵团的前身是晋冀鲁豫军区一部。

1947年6月,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四个纵队,十二万余人千里跃进大别山。

从毛主席口中的“内线防守”转向“外线进攻”,以期调动国民党主力,为东北、华北战事制造有利战机。

而余下的晋冀鲁豫部队则组建为留守部队,由原副司令员徐向前同志代理司令员具体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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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向前再一次得到了一个人指挥一个内线战场的机会,这既是中央军委对于他的信任,也是一份沉甸甸的担子。

摆在徐向前面前的第一道难关就是素有“卧牛城”之称的山西重镇,临汾酒故乡——临汾。

由于留守部队除8纵外,其余多为地方游击队等改编而来,所以整体上游击习气重,攻坚经验少。

面对城坚炮利且阎锡山又经营了三十年之久的临汾城,留守部队前期进攻并不顺利。

尤其是13纵攻打东关,始终未能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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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复杂的战场情况,徐向前展现了他高超的决策指挥能力,经过实地考察,他决定采用“土办法”——土攻。

中国是历史上最早使用“土攻”也即坑道战的国家,相对应的,自然也是防御“坑道战”经验最丰富的国家。

我军与国民党军在临汾一带以“坑道”为主线,展开了惊天对决。

徐向前一方面指挥8纵23旅支援13纵攻打东关,另一方面在全部队上下开展了浩浩荡荡“打下临汾城,争当临汾旅”的活动,以振士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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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旅一马当先,分为数个小组展开土工掘进作业,国民党那边也有所防备。

他们采取了向外壕注水、定点爆破、城内反掘进等方式,阻碍我军土工作业。

双方较量之下,最终我军用十天时间,成功挖出四条爆破坑道。

当我军将9000公斤炸药放进坑道的那一刻,就预示了东关守军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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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4月10日下午六时许,一连串惊天巨响打破了东关国军的最后一道防线,东关城墙上出现了两个巨大缺口。

23旅冲锋队立刻冲进城内,在13纵友邻部队的帮助下,当日解放临汾的“大门”东关。

东关被克,临汾守军大为震动。

徐向前故技重施,仍然以挖掘坑道的形式在临汾城四周进行作业。

但国军也有了更进一步的防备,在城内设下数十个听音缸,日夜监听我军土工作业情况,并调集大量炸药,将我军坑道炸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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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日过去,我军24条坑道全数被毁。

幸运的是,23旅在太岳军区原有的坑道上采取秘密掘进,轻声细打的方式瞒过了敌人的耳目,挖成了两条足以实施爆破作业的坑道。

“东关故事再重演”。

5月17日下午七时许,我军起爆坑道,霎时间天旋地转,临汾城墙被炸出了两道约40米的大口子。

23旅冲锋队再次一马当先,经五个小时激战解决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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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汾战役的胜利让徐向前及23旅声名大噪。

徐向前依靠一支留守的二线部队,在轻重火力均不足够的前提下,竟然接连攻克东关、临汾这样的坚城,可以说是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

而8纵23旅也被中央军委授予了荣誉称号“临汾旅”

2019年10月1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七十周年国庆阅兵大典上,赓续了那个战火纷飞年代的一面面红色旗帜再次飘扬在天安门前。

于中央领导人的注目下,“光荣的临汾旅”重新吹响了70年前的火红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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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赖有加

战后,留守部队被重新改编,定名为“华北第一兵团”

之前我军采用的是军(纵队)、师、旅、团、营、连、排的建制。

可随着解放战争的进行,战争的强度和烈度不断增加。最大的只到纵队的编制明显不再适应战争的需要。

在此基础上,下辖三个纵队的兵团应运而生。

当时华北军区有两支大的部队,一支是以聂帅为主要领导的晋察冀军区,另一支则是徐向前的晋冀鲁豫留守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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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六月初,中央军委要求华北军区合并,统一财政后勤系统。

奇怪的是,军事指挥系统上却暂时不合并,于是出现了“两个兵团两套指挥系统”的独特场景。

一套是以徐向前为司令员兼政委的第一兵团,另一套则是以杨得志为司令员、罗瑞卿为政委的第二兵团,受聂帅管辖。

纵观其余四大野战军,没有出现过两个指挥系统的现象。

中央军委从哪些方面考虑如此行事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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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历史沿革导致的现实情况决定了华北一兵团的“特殊地位”。

正如我们前文介绍的那样,华北一兵团的前身是晋冀鲁豫留守部队,而晋冀鲁豫部队的前身主体则是八路军一二九师。

华北二兵团的前身是晋察冀部队,而晋察冀部队的前身主体则是八路军一一五师。

两支部队的指挥系统相距甚远,中高级干部相互也不熟悉,势必要求两支部队“分开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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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两支部队面对的敌人不同,也使得中央不得不分开两支部队。

华北一兵团面对的主要是“山西王”阎锡山,而二兵团面对的主要是国军中的后起之秀傅作义。

阎锡山的确在山西经营多年,但由于其常年“三个鸡蛋(国、共、日)”的策略,也使其内部有许多我党的支持力量。

在复杂的抗日战争中,阎锡山实际的控制范围只有晋西南二十余个县,到解放战争初期,他与我刘邓大军作战更是负多胜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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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说,阎锡山威胁不大。

同样是在解放战争初期,晋察冀军区由于种种原因多次被傅作义击败。

尤其是张家口战役,使晋察冀部队遭受重创,中央明令“必须保卫”的大城市张家口也就此丢失。

出于以上现实原因,两支部队也不宜统一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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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则是徐向前高超的个人军政素质。

徐向前戎马一生,其军事指挥能力毋庸置疑。

尤其是在“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背景下,原晋冀鲁豫军区稍强些部队几乎都被带走。

仍算得上主力部队的仅有8纵,其余部队多由地方游击武装组成,战斗力较弱。

中央军委综合考虑方方面面,此时必须要依靠一位资格老、军事指挥能力过硬、政治思想坚定的同志“挂帅”

于是,临危受命的徐向前走马上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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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汾战役是他指挥能力的证明,随后的太原战役更是将他心思细腻、风格多变的特点展露无遗。

在解放战争临近结束之时,曾经的“二线部队”华北第一兵团,已经成为了实打实的主力,在徐向前的指挥训练下丝毫不逊色于杨得志的主力部队。

徐向前晚年也一直深受毛主席信任,1971年毛主席会见八大军区司令员的时候,罕见的双手握住了徐向前的手,对他连声道:“好人,好人!”

而徐向前不论是“草地分兵”时的抉择,还是西路军惨败后返回延安的愧疚,都印证了他作为革命家的坚定信念和高超能力。

革命英雄,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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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徐向前·人民网 [引用日期2019-05-15]

开国元帅徐向前:关键时刻多次力挺毛泽东 被赞为“好人”·人民网 [引用日期2021-06-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