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守自信自强

促进中医药高质量发展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教授、国医大师 周岱翰

周岱翰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教授、国医大师

医学一直都是回应他人痛苦的努力，闪烁着人性的光芒。中医学从氏族祭祀、宗教的巫术和日常生活、劳动、求生中积累经验，并由历代先圣和哲人因人、因时、因地总结、提高、顿悟逐渐形成经典著作，是整个中华民族数千年传统的原创性科学，集生命与自然于一体，融合了生物学、天文学、气象学、地理学、物候学、心理学、哲学等多学科的复杂性科学。

中医学是先进的医学模式

早在殷商时代的甲骨文上已有“瘤”的病名，《山海经》收集了120种药物，从这些药物的治病范围看，有治恶疮、癭瘤、痈疽、噎食等从现代观点来看与肿瘤有关的疾病。对于肿瘤类疾病较系统的认识，则是从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我国最早的典籍——《内经》。《内经》《难经》确立了整体观，运用“阴阳五行”及病机学说，诞生了诊治大法，奠定了基础中医学体系。《伤寒杂病论》中六经论伤寒、脏腑论杂病、三因类病因、辨证论治方法的运用为临床提供诊疗规范；《神农本草经》中提出“四气五味概药性、寒热补泻论药理、七情和合论配伍、君臣佐使立方剂”确立了药物的应用原则。华夏民族历经千载演化，至宋代科技文化空前发展，伴随理学、文学、史学、艺术和科技的硕果累累，中医药获得巨大的进步。从东汉《伤寒论》一直到宋代，打破了汉代经学独尊的局面，始分门户，出现了金元四大家，拓展中医药各家学说新格局，宋朝设太医局为医学教育专门机构，北宋历朝皇帝主持纂修《开宝本草》《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宋元时期中医药整体发展形成第二次高峰；明清至近代，是中医发展的集大成时期，明代张景岳的《景岳全书》、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为医学巨著，清代叶天士、吴又可、吴鞠通等创立温病学派及“疫病论”。受北宋理学家影响，以及十九世纪初西学东渐，中医学界“格物致知”的医学演绎逐渐形成流派，王清任、唐容川、恽铁樵等医家开始了中西医汇通的探索，从“格致”到“科学”，开启了中西医融合发展的道路，形成中医学发展的第三次高峰并延续至今，为中医走向现代化奠定坚实的基础，中医学在原创中传承精华，在自我完善中创新发展。

“以人为本”是先进的医学模式，世界卫生组织强调二十一世纪的医学将从“疾病医学”向“健康医学”发展，“人类要主动掌握健康状态，而非被动地接受疾病”。随着科技发展和文明进步，人类的整体寿命明显延长，迎来了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的时代，人类主要疾病谱由生物学主导的急性传染病改变为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包括癌症、心脑血管、代谢障碍、运动系统和心理精神等疾病，这类疾病的特点是病因复杂，病程较长，多脏器病变。同时，医学目的由治愈疾病前移为预防和控制疾病，医学科学为适应疾病谱变化，从急性传染病的生物学模式转向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生理—心理—社会—环境四者结合的新模式。

中医学研究人的生命现象和疾病过程的状态，受《易经》“防患于未然”的影响，《内经》最早提出的“治未病”思想使医疗健康的概念发生本质性变化，人类疾病谱改变并衍生新医学模式印证中医“治未病”的先进性和可操作性，中医药学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统一的天人合一论，以人为本、身心统一的生命整体观，恰好吻合新医学模式的理念。

坚守中医药自信与自强是高质量发展的保证

中华民族有尊重生命的美德和追求健康长寿的理念。长寿的前提是健康，中文字典健为强壮、强健，康为安宁、康乐。秦代《吕氏春秋·达郁篇》谓：“凡人三百六十节，九窍五脏六腑，肌肤欲其比也，血脉与其通也，筋骨与其固也，心志与其和也，精气与其行也。若此，则病无所居，而恶无由生矣”，提出了健康包括身心两方面的内涵。1990年世界卫生组织提出健康的定义是“一个人在躯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良好和道德健康四个方面皆健全”。中医学较早对健康的认识中关注到身体内环境与心理的因素，这种原创科学的生命力在临床，特别是对一些疑难病，如诊断不明确者，病毒性、退行性、功能系统紊乱的疾病以及晚期癌症等常常显示出较好的疗效。彰显疗效自信和提高疗效就是中医药高质量发展的现实指标。

我国至少已有3500年以上记载疫情的历史，新冠病毒感染属于中医“疫病”“疫毒”范畴，《瘟疫论》谓：“疫者感天地之疠气,此气之来,无论老少强弱,触之者即病，邪从口鼻而入”。明确“疫病”属于急性传染病，宜尽量“避其毒气”，避之不及时则坦然面对。古人对付“疫毒”的策略就是“避其毒、解其毒、祛其邪、强正气”。新冠病毒感染的过程就是病毒入侵人体，本能地复制病毒播散，如机体正气盛则自卫、抑制，弱则中招、发病，而出现发热、咽痛、咳嗽、疼痛不适等症状反应，身体调动内脏储备功能对突发变化以图恢复正气，中医称这一过程为“邪正相争”，采取治疗措施，如服中药可能有抗病毒作用（祛邪）,但往往不是特异性抑制病毒，而是通过调节机体的整体状态（扶正），起到阻止或减缓病毒侵害人体的作用。中医临床强调辨证论治，《瘟疫论》谓：“大凡客邪贵乎早逐，乘人气血未乱,肌肉未消,津液未耗,病患不至危殆,投剂不至掣肘,愈后亦易平复。欲为万全之策者,不过知邪之所在,早拔去病根为要耳”。故发病早期，宜因势利导，解表祛邪，表未透可和解，表症入里宜攻下，皆应祛邪驱邪，使邪有出路，则可减少轻症向中、重症发展。本次疫症的早、中期，各地用于治疗“新冠肺炎”并载入《诊疗方案》的“三方”，多数脱胎于《伤寒论》的“麻杏射干汤”“射干麻黄汤”“小柴胡汤”“五苓散”，温病方的“达原饮”“清瘟败毒饮”“藿香正气散”等。在2022年底国内各地出现的发病高峰中，中医药承受了骤然而至的考验，基层医院使用清热、解毒、除痰、祛湿类中成药或中药，有效地协助民众安心抗疫、治病康复，在应对大批民众染疫的抗疫高峰中发挥至关重要作用。可以说，中医药在我国调整防控政策、确定治疗策略、护佑国民健康中，勇挑重担、功不可没。雄辩的说明中医宝藏在临床的生命力在于疗效，极大提振中医的自信与自强，保证中医药高质量发展就必须坚守中医辨证论治的思维、方法和技能。

“视其外应，以知其内脏，则知所病矣”（《灵枢·本脏》）。通过整体反映内在，用“望、闻、问、切”的“四诊”方法，了解人体外在的各种生物学表征，为“象思维”由表及里感知人体的实时生理病理状态提供客观依据，故《难经》谓：“望而知之谓之神，闻而知之谓之圣，问而知之谓之工，切而知之谓之巧”。取“象思维”是根于“天人合一”的中华文化思维形式，亦是以《周易》为代表的认识自然的哲学思维。“象”通常指客观事物表现于外在的形象、现象，包括一切看、听、嗅、触的“具象”和感知、思悟的“意象”。“象思维”的过程分为观象、比象、意象、悟象几个阶段，对复杂的生命状态和过程，包括形而下者、看得见、可数的五脏六腑、筋骨血脉和形而上者、看不见、不可数的精、气、神，中医通过“四诊”和“象思维”司外揣内，准确、实时掌握生命信息。人体各个组织、器官、脏器之间是相互联系的统一的整体，以五脏为核心，配以六腑、五官、五体、九窍、四肢百骸并通过各个经脉的络脉沟通，气血的通达，承载复杂的信息并传递交换，进行调节和自控制，从而维持相对稳定状态，构成生命活动的整体。人生活于大自然，自然界是人类存在的载体，“人与天地相应也”，四季的更替造成环境寒热变更。人也受到社会的影响，如政治制度因素、生产力状况、婚姻与人际关系等，情境转化、人文关怀可带来积极的心理变化，亦可能引起负面的消极影响，皆是中医强调和重视的“形而上者”。科技发达让人类认识到自然的博大和对生命的敬畏，并逐渐感知无形世界的各种存在，高频射线能轻松穿透身体，或治疗疾病，或损伤脏腑，近几年关于暗物质、引力波、量子力学的探索与应用让人脑洞大开，人的意念力可能是能量信息流，可以使“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产生不可思议的疗效。

中医药是东方医学，是感知、实践和经验相结合的医学，以临床经典《伤寒杂病论》为代表，在临床疗效中反映其核心价值，历代医家的宝贵经验、临床特技通过医案传承道术、发扬光大。在中医临床准确报告真实个案的可信疗效，是加强学术自信、讲好中医故事的重要举措。

文明互鉴促进中西医协同创新

《“十四五”中医药发展规划》中明确指出要深化中医原创理论、中药作用机理等重大科学问题研究；开展中医药防治重大、难治、罕见疾病和新发突发传染病等诊疗规律与临床研究；加强中医药临床疗效评价研究。加强开展基于古代经典名方、名老中医经验方、有效成分或组方等的中药新药研发。

《伤寒杂病论》首倡辨证论治，奠定临床诊疗规范。广义的辨证论治包括辨病、辩证（证候）、辩症（症状）。其中，辨病常与现代医学影像及化验结合，辨症较单一，两者临床皆有共识，而辩证（证候、证型）则是辨证论治的核心部分，医生通过“四诊”及病者表述自身的感受和状态，收集宏观表征，得出疾病的证候类型，传递出机体生命功能的不正常信号，辩证准确与医生临床经验及患者表述“功夫”有关，组成证候的证素不易细化及量化是辩证可重复性差的关键之一，证候是中医理论体系的基石，是中医辨证论治和临床诊疗的核心。证候是对疾病某阶段的综合特征描述和规律概况，反映疾病外在表现和内在本质，是一组特定表型的集合，即是一种临床表型组。人类表型组学是生命科学领域的新研究方向，表型组包括基因表达修饰、蛋白翻译合成、物质能量代谢等微观数据，亦包含个体发色肤色、生理状态、行为活动等多种外在宏观表现，是基因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多维度数据集合。中医证候表型组学的研究已取得一定进展，但如何构建中医证候表型组学的理论和技术，阐释中医证候的本质，实现中医证候宏观表型与微观表型的跨尺度关联，规范化、客观化定义中医证候，有待中西医同行携手攀登。

中药方剂通过配伍，从整体上对疾病发挥协同治疗作用。《素问·至真要大论篇》云：“主病之谓君，佐君之谓臣，应臣之谓使”，近年来方剂的君臣佐使配伍研究取得一定进展。相关研究表明，复方黄黛片对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性白血病有良好的临床疗效，主要成分为硫化砷（雄黄）、靛玉红（青黛）与丹参酮ⅡA（丹参），三种化合物联用可显著增强硫化砷对急性早幼粒细胞性白血病-视黄酸受体α（PML-RARα）促癌蛋白的降解破坏，硫化砷是君药；在三种化合物的作用下，促进细胞分化的基因表达明显增高，抑制细胞分化的基因显著降低，丹参酮ⅡA在其中起重要作用，是臣药；促进细胞周期的蛋白明显降低，而抑制细胞周期的蛋白显著增多，其中靛玉红协助发挥作用，是佐药。三个化合物的相互作用在分子水平较好地阐述了方剂君臣佐使配伍的科学内涵。

中医药学是先民养生保健、治病疗伤的经验积累，是悟性升华的知识结晶，历代留下很多经典名方，这是“人用”的临床经验，是有待加工绽放异彩的璞玉。“名方”有疗效，如何在辩证中客观化、可重复、展现最佳功效？如治疗糖尿病的葛根芩连汤中黄芩（含黄芩苷）、黄连（含小檗碱）两者有协同降糖效果，而超出一定剂量时，黄芩苷会拮抗小檗碱的降糖作用，人类表型组学研究可为组方的量效配方提供一定的依据，为某名方用于某病的那一病程、那种状态的治疗提供良好的靶向性，提供“同病异治”或“异病同治”的精准治疗措施。

中医的生命力在于临床疗效，进一步提高临床疗效是中医发展的关键，中医科研的重点亦应针对现存理论与实践的进步，其科研设计、方法、招标则不能全搬西医的固有模式，要探索一条守正创新的路，不背离中医传统和原创思维，做到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发扬光大。中医与中医药常等同并提，医药治病好比枪与弹，缺一不可，中药制剂能适合现代生活快节奏的需要，优化院内制剂审批程序将有利于中医院的进步与创新。中医药高质量发展涉及基础理论阐发、临床疗效提高、经方和名方评价、新药研发等方面的中西医协同创新，必须坚持“传承不泥古，创新不离宗”的原则，中西医两种科学体系治疗目的一致，中医论道、西医精术，和而不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应文明互鉴、合作前进，共同为人类健康作出新贡献。

（通讯员刘庆钧对本文亦有贡献）

来源 |《健康中国观察》2023年10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