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1月,在总参担任副总长20年的张宗逊,被降职到济南军区担任副司令员。对于自己的降职,被扣上多顶帽子,在最困难的时候暗自激励自己,无论如何要挺住,相信事情总有一天会弄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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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济南军区后,司令员是杨得志,政委袁升平,从资历上来说,俩人都没有他高。

张宗逊在1926年考入黄埔军校,并入党,后在国民革命军中担任排长、连长,参加秋收起义走上井冈山。而杨得志不一样,在1928年参加湘南起义走上井冈山。袁升平在1929年参军入伍,1930年入党资历更晚一些。

不仅如此,张宗逊在战争时期的职务也高于他们俩位。1930年,他就担任红军师长,与邓华搭档,而杨得志在抵达陕北后,才升为副师长、师长。袁升平在土地革命时期最高职务只是团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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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战争时,张宗逊担任西野副司令员,一野副司令员。杨得志担任兵团司令员,后编入一野序列,从隶属关系上来说,张宗逊与杨得志是上下级关系,而袁升平只是正军职。

在那个特殊时期,将领被降职,靠边站甚至被打倒也都是很突然的,对于张宗逊的到来,杨得志、袁升平对他政治上信任,生活上照顾。可没多久,政委对他的态度却不一样了,是怎么回事呢?

杨得志、袁升平不仅是军区司令员、政委,而且还担任山东省委第一、第二书记,对地方与军队工作,俩人一直是相互配合,军区和省委上下都是“杨、袁”并称。在涉及所谓1970年“庐山会议的表态信”上,杨、袁在京受到批评回到济南。

因为杨在京作了检讨,袁没有,有人就勒令他单独检讨。就在这时候,这位副司令进行所谓揭发,说他在九一三后,传达中央文件时泣不成声,话都说不出。质疑他是哭谁,把他给推到风口浪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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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他给上级写申诉信:他确实是哭了,他认为伟人领导我们革命几十年,有人对他图谋不轨,顿时心情激动,止不住了,流了泪,这就是我当时的真实心情。

他认为这样的“揭发”是无中生有,因为事隔都1年4个月才揭发,其他人为何没有这样的感觉,唯独他有。因此与这位副司令的关系不融洽。或许对他来说,“揭发”成本很低,但让被“揭发”的人陷入困境,甚至终止政治生命,是一种不负责任。

这件事没多久,俩人便不在一起工作,副司令调任总后勤部部长;袁升平被叫到北京,宣布撤销他山东省委第二书记和济南军区第二政委的职务,留京“检查交待问题”。·直到4年后,随着四人帮被粉碎,他的问题得到解决,被重新安排职务,先后在军科院、北京军区担任政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