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的世界，俄乌战争打得正酣，战争的乌云，在全球密布。“二战”以后，全球享受了近八十年的和平红利，虽然有局部战火，但没有牵动世界的全局性大战。然而，俄乌战争颠覆了全球的能源链、产业链和供应链，也深刻改变了“二战”以来的世界权力格局。假如再有一场新的战争，必定是全人类无法承受的沉重代价。

那么，战争是如何引发的？如何幸免两败俱伤的人类悲剧？与今日世界可类比的，莫过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了。众所周知，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由战争疯子希特勒长期密划，主动挑起的，而卷入“一战”的各国，无论是德国与奥匈帝国，还是英法俄，都无意主动挑起战争，但发生在萨拉热窝的一起奥匈皇太子被刺的间或事件，却启动了多米诺骨牌效应，让全世界卷入了一场惨绝人寰的四年大战，战争打到最后，各方都不知因何而战、为何而战，成为世界历史当中最无厘头的战争，付出了一千万人死亡、两千万人受伤的可怕代价。

“一战”爆发之前，欧洲经历了长达一个世纪的和平岁月，从拿破仑战争到“一战”，漫长的十九世纪，可以说是欧洲史上的黄金年代。《和平戛然而止：通往一九一四年之路》（以下简称《和平戛然而止》）中如此描述“一战”前的欧洲：“欧州内部是那么相互依靠，经济也特别紧密地交错在一起，根本无法想象欧洲会分裂并进入战争。战争是不理性的，而在当时，理性是备受推崇的品质。”长达一个世纪的自由贸易，到了“一战”前夕，欧洲各国的产业链和供应链早已紧紧捆绑在一起，形成了“欧洲命运共同体”，“专家们一般认为，大国之间的战争将导致国际资本市场的崩溃和贸易的停止，这将损害所有国家”。整个欧洲，最早实现了现代世界的“全球化”，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战争是不可接受的，也是不可想象的，只要稍稍具备常识，都会明白武力猎取的直接成本要远远超过所获得财产的价值。二十世纪初的欧洲，不仅经贸的下半身连为一体，连王室的上半身也血脉相连，英王乔治五世、德皇威廉二世，都是维多利亚女王的后代，而沙皇尼古拉二世，又是他们的表亲，这仗如何打得起来？

茨威格是“一战”的亲身经历者，他在《昨日的世界》里面描述说，二十世纪初的欧洲人，“那是被理想主义所迷惑的一代人，他们抱着乐观主义的幻想，以为人类的技术进步必定会使人类的道德得以同样迅速的提高”。“由于沉湎在自由主义和乐观主义之中，我们很难料到，任何一个明天，在它晨光熹微之际，就会把我们的生活彻底破坏。”

十九世纪是自由贸易的“早期全球化”时代，然而，自由贸易越是发达，各国利益越是捆绑紧密，一方面会产生“利益共同体”的全球意识，另一方面也会刺激出民族国家利益至上的情绪。梁启超当年看得很清楚，欧洲的思想潮流，十八世纪流行的是卢梭的天赋人权说，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权利。等到十九世纪达尔文的进化论出世，特别是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相信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只有强者才有生存的权利，弱者无法逃避被奴役的命运。欧洲人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相信竞争便是世界的公理，是进步的一般法。但竞争的结果总是有赢家也有输家，德国崛起以后，英德之间陷入了角逐世界老大的“修昔底德陷阱”。于是，欧洲各大国内部，无论是社会底层还是权力上层，都布满着一股狂热的民族主义冲动。英国人与德国人，相互仇视，都视对方为自己不共戴天的宿敌。为了在未来可能爆发的战争之中获得压倒性优势，英德之间展开了一轮军备竞赛，特别是海上的作战能力竞赛。就在一九一一年，一位德国将军弗里德里希·伯恩哈迪公然宣称：战争是“达尔文的研究成果所认可的”，人类必须在扩张主义或必死无疑之间做出推断，“是成为世界强国，还是走向衰亡”。曾经一度也很迷恋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梁启超，在欧战爆发以后有过深切的反思，他发觉，社会达尔文主义与功利主义、个人主义以及尼采主义相结合，“就私人方面论，崇拜势力，崇拜黄金，成了天经地义；就国家方面论，军国主义、帝国主义成了最时髦的政治方针。这回全世界国际大战争，其起原实由于此”。

好战的并非只是上层的政客与将军，社会底层也同样视战争若游戏。德国统一后的三十年，经济快速崛起，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制造业大国。民族的荣耀感，让原先落后于英法的德国人扬眉吐气，以为德国的时代已经开启。这种爱国主义的情绪，既是特别的，以为德意志文化不同于十九世纪的英法文明；又是普世的，自认德意志作为优等民族，担当着挽救世界的神圣天命。许多狂热的德国年轻人，坚信为上帝、德皇和国家献身，是天经地义、无上荣誉。长达一个世纪的和平年代，让几代德国人都失去了战争的残酷记忆，特别在年轻人心目中，战争若游戏一般轻松、刺激，如同一八七〇年的普法战争，几周时间便可凯旋。他们给予战争以一种英雄和浪漫色彩，似乎是一次刺激而新奇的短途旅行，唯恐自己错过了人生难得的热烈而豪迈的冒险。电影《西线无战事》中的几位小镇青年，战争一爆发，就以为一生最荣耀的时刻降临，纷纷自觉报名入伍上前线。晚年对德国历史有深刻反思的大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梅尼克，也曾经是一位赞美战争的狂热之徒，认为战争“是我生命中最伟大的时刻之一，它让我的灵魂突然之间充盈着我对我的人民最深切的信心与最深刻的欢乐”。是的，不要以为和平年代的年轻人恐惧战争，当他们不再拥有老一代人对残酷血腥和生离死别的真实记忆，当战争被浪漫化为一款想象性的虚拟游戏、一段与己无关的隔岸观火、一场短暂而刺激的人生冒险的时候，战争就成为拥有广泛民意基础的集体嘉年华。

不过，即使如此，一九一四年的战争，并非蓄谋已久，而是突如其来。这一年的开始，比之前十年中的任何一年都要和平，海军竞赛暂告一个段落，英德又重开谈判；塞尔维亚为首的四国同盟战胜奥匈帝国，巴尔干战争结束了；德国、俄国的经济欣欣向荣，一片莺歌燕舞。然而，谁也没有料到，一起发生在萨拉热窝的间或事件，点燃了世界大战的导火索。为什么导火索不在德法或德俄的边界，不在冲突的中心地带，偏偏在地处欧洲一隅的巴尔干半岛？这里面有文明的，也有种族的因素。巴尔干半岛，之所以被称为欧洲的火药桶，第一因为它是文明的断层线，伊斯兰世界与基督教世界在这里犬牙交错，直接遭遇。这里曾经被奥斯曼帝国统治过五百多年，而天主教、新教和东正教又各有底盘。宗教与种族的分裂蛮缠在一起，在巴尔干乱局中，形成了三个互相敌对的势力：土耳其人的伊斯兰教，德意志人的新教、天主教以及斯拉夫人的东正教。在一个社会达尔文主义时代，国与国竞争的背后，宗教和种族的不同，形成了相互仇视的核心要素。一边是斯拉夫人的塞尔维亚以及其紧紧依附的东正教母国俄罗斯，另一边是德意志人的奥匈帝国以及背后更强大的盟友德国，在文明与种族的结合部，通常是最危险的战争渊源地。世界各个区域，从欧洲、西亚到东亚，无不如此。

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威廉二世带领德国走上了一条与俾斯麦迥然不同的新路，德国要担当领导世界的天命，与英国一争高下，获得全球霸权。为了实现这一神圣目标，德国要打一场先发制人的战争。而巴尔干半岛的间或性事件，让德皇感到机会来了，他们拒绝了所有的调解、和谈的机会，怂恿自己的小兄弟奥匈帝国发起对塞尔维亚的战争，又借助俄国愚蠢的全面战争动员，主动向俄国宣战。最终将同盟国与协约国两方，通通拖进了战争的泥沼。

“一战”的战争责任，该谁承当？保罗·哈姆的看法是，按照责任由大而小的排列，应该是德国、奥匈、俄国、英国和法国。麦克米伦也持相同的观点，认为一九一四年的危机是由塞尔维亚的鲁莽、奥匈帝国的复仇心态和德国的空头支票共同造成的。但协约国并非没有责任，法国的仇德政策、俄法结盟支持塞尔维亚、英国对德国的排斥、英国在危机初期立场的暧昧等等，都诱发了一场由局部的冲突而导致全欧洲卷入的世界大战。麦克米伦说：“国力、观念、偏见、制度、冲突，这些因素的确非常重要。然而，事情到了最后还是要由不多的几个个体决定。”她很遗憾地发觉，在一九一四年，无论是德皇、沙皇、奥匈帝国皇帝这些世袭君主，还是法国总统、英国首相、意大利首相这些宪政体制的政治领袖，没有一个是伟大而富于想象力的领导人，没有一个有胆量站出来对抗那些日增月积、最终导致战争的压力。

战争的爆发，在欧洲各国激起了空前的民族主义狂热，几乎人人歇斯底里，不可理喻。许多人在和平年代还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一夜之间变成了战争的狂热分子。人们厌倦了和平年代日常生活的平凡和琐碎，不满国民中一般的利己主义，不再有集体的归属感和荣誉感，更痛恨经济的飞速进展所造成的阶层分化和社会撕裂。战争如同魔鬼的炼金术一般，瞬间改变了国民的心态。茨威格如此描述说：在战争爆发的最初日子里，每个人都觉得他们属于一个整体，觉得自己就是世界的历史，得到了神圣的召唤，“要把微小的‘我’融解到那火热的群众中去，以便在其中克服各种私心。地位、语言、阶级、宗教信仰的一切差别都被那短暂的团结一致的狂热感情所淹没”。

原先反战、致力于改革的各种政治力量，包括第二国际的社会党人，八月的炮火一夜之间扼杀了他们的政治理想，他们纷纷搁置争议、搁置变革，在议会里对战争投下赞成票，坚定地站在祖国一边。他们很清楚，反对战争，就意味着失去选票，先打败国外的敌人再说，民族的整体利益高于阶级、党派和个人的利益。

在一派拥护战争的全民喧嚣之中，有两位人物挺身而出，发出了与众不同的反战声音。一位是法国社会党领袖饶勒斯，另一位是法国大作家罗曼·罗兰。在战争前夕，饶勒斯就警告说：与德国的战争将会使整个法国沦为一片燃烧的废墟，他积极推动法德修好，追求欧洲的永久和平。然而，狂热的巴黎舆论界将之视为“亲德的社会党叛徒”和“阴险的否定论腐败间谍”，一位记者以煽动的口吻写道：“我们不想煽动任何人去实践政治暗杀，但让·饶勒斯先生完全有理由吓得发抖！”八天以后，一个疯狂的沙文主义者在巴黎街头的咖啡馆，众目睽睽之下暗杀了饶勒斯。孤独的声音虽然不合时宜，然而战争的血与火却证明了他的远见。战后饶勒斯的灵柩被移入先贤祠，法国还了这位先知般人物应得的历史尊严。

当一场打到最后各方都不知为何而战的战争，以千万人的死亡而告终的时候，从废墟里爬出的人们，终于承认了饶勒斯和罗曼·罗兰的先见之明。国家之上，还有欧洲，欧洲之上，还有人类。诚如爱因斯坦所迷惑的那样，为什么那么多健全而有见识的头脑都在战争中失去了理智？如何防止集体迷狂和昏庸再度上演？在“一战”结束后的第二年，罗曼·罗兰发表了《精神独立宣言》，他深切反省说：在这场战争中，“知识分子几乎彻底堕落了，他们甘愿被狂野的暴力所奴役，从而造成了各种灾害”。罗曼·罗兰号召：“起来！让我们把精神从这些妥协、这些可耻的联盟以及这些变相的奴役中解放出来！精神不是任何人的奴仆。我们才是精神的仆从。……我们只崇敬真理，自由的、无限的、不分国界的真理，毫无种族卑视或偏见的真理。”

这份《精神独立宣言》，得到了数百位全球知识分子的联署。其中有德国的爱因斯坦、英国的罗素、俄国的高尔基、法国的巴比塞、意大利的克罗齐、奥地利的茨威格和印度的泰戈尔。

（《和平戛然而止：通往一九一四年之路》，［加］玛格丽特·麦克米伦著，王兢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二〇二二年版；《一九一四：世界终结之年》，［澳］保罗·哈姆著，杨楠译，译林出版社二〇二二年版；《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奥］斯蒂芬·茨威格著，舒昌善译，三联书店一九九一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