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在坚持中焕发生机，在发展中发扬光大。

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法院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要坚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法治建设既要抓末端、治已病，更要抓前端、治未病，要推动更多法治力量向引导和疏导端用力”的重要论述，围绕厚植党长期执政的政治根基，坚持新时代能动司法理念，主动融入国家治理、社会治理，推动人民法院定分止争职能从传统开庭审判向纠纷产生的源头和前端延伸，把“抓前端、治未病”理念贯穿审判各领域全过程，推动诉源治理工作从“盆景”向“全景”蝶变升级，践行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

新时代新征程，“枫桥经验”必将历久弥新，阔步向前，续写新的精彩华章。

新时代“枫”华正茂

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法院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综述

文 | 本刊记者 刘庭梅

11月6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亲切会见全国“枫桥式工作法”入选单位代表，向他们表示诚挚问候和热烈祝贺，勉励他们再接再厉，坚持和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为推进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建设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枫桥经验”最初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初的浙江省诸暨县枫桥区（现诸暨市枫桥镇）。60年来，“枫桥经验”早已走出浙江、走向全国。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从乡村“枫桥经验”到城镇“枫桥经验”，从海上“枫桥经验”到网上“枫桥经验”，各地人民法院主动融入党委领导下的诉源治理工作，立足自身，与时俱进，用好司法建议、多元共治等举措，促进大量矛盾纠纷预防在源头、解决在基层、化解在前端，使社会治理成效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更广泛

发挥多元共治整体合力

“法官都这么说了，我同意调解方案。”“我也没有问题，毕竟都在一个小区住着，邻里和睦才重要。”近日，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朱坞片区社会联动工作站“共享法庭”里传出了爽朗的笑声。一起因高空抛物引起的邻里纠纷，在小区门口得以圆满化解。

这件事已经困扰当事人双方几个月了。2023年5月，小王在小区门口取快递，将汽车停在了小区门口楼下。“嘀嘀嘀！”因手机突然收到车辆异常的远程提示，小王立即前往车辆停放处查看，发现竟有一个插线板正好砸在了汽车的后挡风玻璃上，玻璃受损破裂。此时，二楼的小李也正好来到楼下，承认是自己为了给电瓶车充电而扔下的插线板，没想到砸到了车。

因居住在同一小区，双方并未当场报警，小李承诺承担小王的修车费用。车辆修理完成后，小王要求小李赔偿修车费2800元及车辆贬值损失1500元，但小李对小王的上述要求提出异议。小李认为：“修车费用可以赔，但贬值损失就不好说了。”由于就赔偿问题无法达成一致，于是，二人报警并前往辖区派出所。

关于车辆贬值损失的纠纷，辖区民警也是第一次遇到。他想到，前不久刚参加过朱坞片区社会联动工作站“共享法庭”的“议事会”，知道“共享法庭”里有驻点的人民调解员。于是，他马上联系了驻点辖区的人民调解员老张。老张在了解情况后，随即展开调解。调解过程并不顺利，双方就是否需要承担车辆贬值损失这一问题争执不下。

老张和辖区民警把两位当事人请到“共享法庭”，并在此连线了法官助理吴惠杰。吴惠杰针对双方争议的车辆贬值损失在线给予了解答：目前法律中并未对机动车贬值损失的赔偿作出规定。司法实践中，只有在受损车辆为购买时间尚短的新车且鉴定机构认为修复后仍存在贬值损失的特殊情况下，才会考虑予以适当赔偿。

得到吴惠杰的解答后，老张又详细询问了受损车辆的相关情况，继续开展调解。鉴于受损车辆使用年限已达5年，且双方系邻里关系，小李自愿赔偿3000元，并当场履行，小王表示接受。

因本案属高空抛物后引起的纠纷，调解完成后，该“共享法庭”庭务主任刘顺林组织邀请了附近小区的物业、部分居民及双方当事人，由吴惠杰针对高空抛物及拉线充电的行为进行了普法宣传及案后释法。

事后，老张感慨道：“有法院参与指导，我们开展调解工作就有了底气。”

近年来，浙江法院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充分发挥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政治优势，主动把法院调解工作置于党委政府大治理格局中，剥离法院诉前调解职能，把诉前调解往前延伸，分别在全省、县、乡镇和村社层面总结推广“浙江解纷码”、舟山“普陀模式”、永康“龙山经验”和临安“共享法庭”，助推“信访打头、调解为主、诉讼断后”的县级社会治理中心建设，推动构建“社会调解优先，法院诉讼断后”的递进式多元矛盾纠纷化解体系，基本实现50%的民事纠纷通过调解实质化解在诉前。

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东盛社区“共享法庭” 摄影 刘庭梅

诉源治理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必须在党委领导下统一思想认识，凝聚工作合力，破除部门分割、信息孤岛、联动不畅等弊端，形成整体合力。最高人民法院召开多次推进会，对诉源治理工作作出强调和部署，认真落实《关于加强诉源治理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的意见》，第一时间出台实施意见，明确基层社会矛盾纠纷和重点领域矛盾纠纷源头治理路径，确保从制度上增强就地预防、就地化解矛盾纠纷效能。

为了确保各地法院不折不扣落实诉源治理部署要求，防止出现“上热中温下冷”的情况，据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相关负责人介绍：“我们将诉源治理多元解纷工作按照机制建设、制度建设、平台搭建、应用成效四个环节细化分解为23项具体指标，纳入全国法院统一质效评估体系，并通过最高人民法院诉讼服务指导中心信息平台进行动态管理和数据展示，推动四级法院诉源治理工作实现从点到面纵深发展。”

2022年，全国平均万人起诉率与2021年相比下降5.1%。通过诉源治理做“除法”，人民法院收案量自2020年出现连续增长15年首次下降后，2022年出现再次下降，有力落实了“抓前端、治未病”的重大部署。

更便利

用群众智慧解决群众难题

“物业根本毫无作为，我为什么要交物业费？”“我都没住进去，凭什么要交物业费？”一位小区业主在得知自己被物业公司起诉时，激动地向承办法官辩解道。

湖南省某物业公司因与某小区195户业主就物业服务合同产生纠纷，遂将业主起诉至岳阳市岳阳楼区人民法院康王人民法庭。2023年2月20日，法官收到诉状后，立即与小区所在的木里港社区取得联系。

“近200名业主被同时起诉，当事人人数多、矛盾集中，且业主拒付物业费的原因多样。业主普遍有提出反诉或另行起诉的可能，调解难度大。”岳阳楼法院速裁中心主任廖志介绍。

面对激增的物业案件，如何能够切实化解各方冲突？

该院决定借力网格、社区等基层党组织力量，吸纳政府引导、居民自荐、群众推荐方式建立的“群英库”中的129名“群英”，选优配强法院特邀调解员和人民陪审员队伍，让群众自己的“是非”自己“断”，用群众智慧解决群众难题。

2月24日，围绕上述物业纠纷，法庭在木里港社区“群英”解纷工作室召开现场调解会。充分聆听双方诉求后，“群英”们逐步析法明理，建议物业公司改进服务。同时，告知业主不交物业费的后果，以及对物业公司服务不满意该如何维权。最终，业主委员会与物业公司当场达成一致意见。

现场示范调解后，会议还没结束，物业公司根据“群英”们提出的意见，更新了物业服务条款。看到物业公司的满满诚意后，业主们也当场向物业公司交纳了拖欠的物业费，矛盾得以化解在诉前。

“‘群英断是非’不是只挑选‘乡贤’‘能人’这些‘精英’，而是把群众放在同一等高线上，不给‘群英’设门槛，‘群众是非群众断’的优势明显。法官或特邀调解员组织召开‘群英会’，发挥‘群英’贴近群众、了解症结等优势，吸纳一切有利于纠纷化解的力量，推动纠纷源头化解。”据岳阳楼法院副院长苏昕介绍，为加快推进诉源治理，岳阳楼法院打造了“群英”解纷工作室，在辖区13个社区设立“群英断是非”便民联络点。社区工作人员日常收集纠纷信息并制作台账，对接法官每周固定时间到工作室化解纠纷。同时，“群英”巡回审判庭每月选取物业纠纷、征收补偿、相邻权等与群众密切相关的案件开展巡回审判，用“示范调解+部分撤诉”推动物业纠纷化解。据统计，岳阳楼法院在2023年开展巡回审判42次。

人民群众是基层社会治理的“源头活水”。人民法院充分发挥基层司法在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中的参与、规范、推动和保障作用，持续参与“无讼乡村（社区）”创建，全面推进人民法院调解平台进乡村、进社区、进网格“三进”工作，创建“枫桥式人民法庭”，进一步加强对人民调解的业务指导。

各地法院通过在乡村、社区、企业园区等群众需求集中的地方建立诉源治理工作站、法官联系点、乡村调解工作室、社区“微法庭”等，开展“群众说事、行业说理、法官说法”，将纠纷止于未发。

在内蒙古，锡林浩特市人民法院白音锡勒人民法庭依托“马背法庭”开展巡回审判，广泛对接基层司法所、牧区派出所、草监所、土地所、工商所等基层单位，积极邀请熟悉牧区风俗、善于沟通交流的退休双语法官担任特邀调解员，与牧区群众讲事理、论法理、说情理，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容易接受的方式化解矛盾。

在新疆，福海县人民法院喀拉玛盖人民法庭不断深化“小事吹哨子、大事响喇叭、矛盾不上交、风险不外溢”的“乌伦古经验”，牵头将村综治中心等基层解纷力量纳入调解队伍，组建“冬不拉”调解小分队，开展司法宣传、释法析理、协助送达，成为平安乡村建设的“法律明白人”、化解矛盾风险的“法治带头人”。

在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将不同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善良习俗作为人民法庭化解矛盾纠纷的“催化剂”，深入开展“一庭一品”的特色调解品牌打造，将“夜间法庭”“田间地头法庭”“背包法庭”“车载法庭”等与“火塘”调解相结合，推动双语调解、审判、诉讼服务、普法全覆盖，全方位、常态化用群众听得懂的话为群众提供服务。

通过深度挖掘和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地域文化、民族文化，各地法院以民歌普法、“六尺巷”调解、“三田留余”调解等自治、法治、德治融合方式，预防化解基层矛盾纠纷，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

更专业

持续拓展诉源治理“朋友圈”

“我都快60了，受伤后身体一直不好，天天吃药。多亏法官和工会调解员帮忙，我才能顺利拿到工伤赔偿。”不久前，湖北省武汉市“法院+工会”诉调对接工作室内，劳动者王某感激不已。

王某是武汉“法院+N”多元解纷机制的获益者之一。

2018年，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试点“法院+银保调”多元化解机制，与湖北省银行业保险业纠纷调解中心（以下简称“银保调解中心”）签订合作协议，协同武昌区人民法院在湖北省银保调解中心设立金融巡回法庭，在全市法院设立调解工作室。

“对于金融领域纠纷，我们由‘单兵作战’向‘融合发力’转变，通过‘示范判决’，携手湖北省银保调解中心，共同组织金融机构自行和解、诉前调解；和解、调解不成的，再通过诉讼方式解决。”武汉中院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

“示范判决+调解”是武汉法院处理金融类纠纷的成熟模式——对于同类型案件，法官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案件先行判决，可明确赔偿标准、修正当事人不合理预期，起到“一案解千纷”的效果。

2023年5月，武昌法院收到某银行武汉分行提交的121件金融借款合同纠纷起诉材料。收到材料后，武昌法院第一时间将系列案件委派给湖北省银保调解中心开展调解。因涉及新型贷款产品，合同中约定的利息和罚息该如何认定，缺乏明确裁判依据，调解陷入僵局。

武昌法院启动诉调对接，选取一起案件，快立、快审、快结，固定利息、罚息的计算标准，推动剩余120件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全部调解成功。

近年来，通过金融专业解纷机制，武汉法院高效化解金融纠纷1.1万余件，司法确认4600件，标的额超10亿元，为金融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司法保障。

诉讼是化解矛盾的必要手段，但不是唯一手段。需要政府、市场、社会、群众等多元主体参与，用多元方式化解矛盾纠纷。最高人民法院坚持共建共治共享，与中央部委单位建立自上而下的“总对总”在线多元解纷机制，实现了从过去分散式点对点对接向集约式体系化对接的转变。

据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最高人民法院与中央台办、全国总工会、中国侨联、全国工商联等13家单位建立“总对总”在线多元解纷机制，调解范围覆盖劳动争议、婚姻家庭、民间借贷、道路交通、金融消费等领域。截至2023年8月底，“总对总”合作单位共有30913家专业行业调解组织、67545名人民调解员参与诉前调解工作，诉前调解纠纷255.07万件，调解成功192.87万件。“总对总”单位诉前调解纠纷量从2020年的1.53万件，增长到2022年的114.35万件，今年上半年为87.6万件，同比增长141.2%。

与此同时，各地法院结合本地区重点案件情况，开展专项治理工作，通过持续拓展社会力量、强化专业解纷力量，推动“专业纠纷专人解、行业纠纷行家调”。

2023年6月20日，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与虹口区凉城新村街道达成合作，在该街道试点运行诉源治理中心“三所一庭”合作新模式，并召开第一次诉源治理工作联席会议 供图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

在江苏，南京海事法院创新发展新时代海上“枫桥经验”，充分结合交通海事部门水上专业优势和海事案件特点，聘任144名特邀调解员，助力妥善化解船舶碰撞、船舶买卖、货物运输、人身损害赔偿、船员劳务等各类矛盾纠纷。同时，在沿江、沿海、沿大运河地区设立水上交通事故、涉渔矛盾、港口纠纷、国际航运物流等17个“一站式”解纷中心，打造全流域、多覆盖，便利、快捷、低成本的“一站式”解纷平台。

在江西，瑞金市人民法院沙洲坝人民法庭聚焦劳动争议诉源治理工作，搭建“法庭+企业联合会”“法庭入站”“法庭+工会+人社”等平台，形成了委托（委派）调解、联合调解、调解确认等工作流程，建立日常沟通协作、定期信息通报、每季度定期会商等工作机制，实现劳动争议纠纷发案数、成讼率连续两年下降，有效推动劳动争议实质性化解。

在四川，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针对当地医疗纠纷化解难度大、赔偿不及时、诉讼时间长等痛点堵点问题，积极推进医疗纠纷预防化解机制创新，建立统一保险、专业调解、就地理赔、风险防控、诉调结合的预防化解医疗纠纷“保调赔防诉”工作机制，实现医疗纠纷的源头有效预防和“一站式”化解。

截至记者发稿时，人民法院通过“法院+社会”多元解纷机制，累计诉前调解成功纠纷2646.57万件，36%的民事行政纠纷通过第三方调解实质性解决在诉讼前。

更智慧

信息化提升诉源治理质效

日前，香港某银行收到了来自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的民事裁定书，他们在前海法院适用香港地区法律调解的案件完成了司法确认程序。

“原本我们预计这个案件至少也要一年的时间，现在通过线上调解、中立第三方评估和司法确认，只用三个月就解决了。”香港某银行参加诉讼的代理人李某表示。

这是一件涉港金融纠纷，香港某银行与内地居民袁某在2018年签订贷款协议，向袁某发放三笔共计港币1900万元的贷款。2021年贷款到期后，袁某尚欠本金及利息港币1300余万元。

前海法院受理案件后，委托香港地区调解员徐晶主持双方开展调解。经过几轮线上协商，双方适用香港地区法律达成调解协议，并向法院申请了司法确认。

收到申请后，由于合议庭需要对调解协议适用的香港地区法律进行审查，前海法院启动了中立第三方评估机制，委托香港执业大律师梁美芬对调解协议的合法性出具了评估报告。

随后，法庭通过开庭听证，认定该案当事人调解协议符合香港地区法律规定，不违反我国强制性法律，也不损害公共利益，应当予以确认。

这是前海法院高效在线化解跨境商事纠纷的一个常态。

地处改革开放前沿，前海法院成立以来，始终践行保障深化改革开放的使命，以制度创新为核心驱动力，立足推进跨境商事调解规则“软联通”，成立了ADR国际商事争议解决中心，与知名国际商事仲裁、调解机构建立对接机制，聘任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拥有多职业背景、多语言能力专业人士担任特邀调解员，探索联合调解新模式，包括“域外调解员+内地调解员或调解法官”的在线联调模式，以及“中文调解员+外文调解员”“大陆法系资格调解员+英美法系资格调解员”的多语种、多法系联调模式，为当事人提供高效、便利、经济的跨境商事争议解决方案。

针对基层治理力量分散、解决纠纷能力参差不齐、人民法庭与基层自治组织对接不够广泛、法院对下业务指导触不到底等情况，如何把诉调对接的“调”继续往前延伸？人民法院调解平台进乡村、进社区、进网格，是促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创新举措。

最高人民法院全面推进人民法院调解平台进乡村、进社区、进网格工作，近万家人民法庭入驻人民法院调解平台，通过在线方式与辖区内村（社区）、乡镇（街道）、司法所、派出所、矛调中心等进行对接，建立村（社区）—乡镇（街道）—人民法庭三级分流化解路径，全流程在线开展风险预警、矛盾排查、民意沟通、就地化解、视频调解、立案审判等工作，基层人民法院及人民法庭通过视频等方式提供法律指导或者联合化解调解，实现小问题小矛盾实质化解在基层。

目前，全国3500多家法院、12家合作部委单位、10.16万家调解组织、39.37万名各类调解员及当事人都通过这一平台开展调解化解和诉源治理工作。2018年2月上线以来，截至2023年上半年，累计在线调解纠纷4613.21万件，平均调解时长17.23天。今年上半年，在线调解纠纷798.75万件，平均每个工作日有6.5万件纠纷通过调解平台调解，每分钟就有85件成功化解在诉前。

在北京，朝阳区人民法院与首都版权协会、北京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等单位联合打造“朝知云调解平台”，可实现线上提交调解申请、线上视频调解、视频记录调解过程、线上生成笔录等功能，实现纠纷调解全过程线上办理，充分体现了以科技为翼、向信息化借力的新型纠纷解决理念。

在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法院通过健全线上解纷功能，积极推进涉民营企业纠纷在线同步或异步调解。通过司法大数据，研究分析民营企业矛盾风险隐患，梳理汇总纠纷成因、解纷方式、法律适用等情况并反馈至工商联、商会等，积极发挥“前哨”作用，促进民营企业健康发展。

一个个精彩故事、一幅幅美丽画面、一张张幸福笑脸，见证了“枫桥经验”的独特魅力。

向着中国式现代化迈进的道路上，人民法院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不断提高新形势下群众工作能力和水平，使社会治理成效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创造新的历史伟业。

本期封面及目录

《中国审判》杂志2023年第20/21期

中国审判新闻半月刊·总第330/331期

编辑/徐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