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无锡有一位姓孙的读者，说他家里保留着一幅皇帝御赐的“寿”字。御史听说之后，心里头直打鼓认为不出意外应该是“假冒伪劣”产品，因为这种情况御史遇到过很多。
孙先生似乎也看出来御史的疑虑，就把他家祖上的情况简单介绍了一番，经过交流得知，他的祖上世代为官，且都有据可考。他给御史报了两个名字，一个是孙继皋，一个是孙而准。
御史马上查阅了文献，真是不得了，孙继皋乃大明万历时期的状元，官至吏部侍郎；孙尔准是清嘉庆朝进士，官至闽浙总督。孙氏一族在明清两朝出过很多高官，实打实的江南名门望族。
开篇所说的皇帝御赐的“寿”字，据孙先生说道光皇帝赐给孙尔准的，而且他本人也通过很多渠道查到了一些相关的资料，希望御史能补充一些清代关于皇帝“赐寿”方面的知识。
为了这个问题，御史查了好几天的资料，也借着这个机会，与喜欢清史的读者共同探讨。
赐寿是朝廷的典章制度
自顺治朝开始，就有皇帝给大臣赐寿的做法，但那时还不具有普遍性，全凭大臣的受宠程度，且一般局限于在京的高官。乾隆朝时，赐寿逐渐成为皇帝拉拢老臣的一种习惯性行为，并形成制度，官方称其为“赐寿之典”。
赐寿之典不管是在哪一朝，都是针对高级官僚的，按照《清实录》的记载，能获得此项恩荣的大臣仅限于内外一品以上文武大臣。就是说只有大学士、尚书、总督等官员才有资格，侍郎、巡抚一级的少有此项恩荣。
古人对整寿很看重，尤其是六十大寿，因为古代人的平均年龄普遍不高，能活到六十已算高寿，至于能否活的七十、八十，纯属听天由命。
所以一品以上大臣凡遇六十整寿，皇帝往往给予特殊的赏赐，最常见的就是赏给御书“福”、“寿”字，当然还伴随着其他的物质奖励，诸如文玩、珠宝、人参等。如果是朝廷重臣，那么还会有额外的加赏。
皇帝赐寿是被写入《大清会典》的，也是朝廷的一项重要的典章制度，所以就必须要有仪式感，文献中如是记载：
先期命内三院卿一人赍赐物至，以御书匾联为冠，余则福寿字、寿佛、如意朝珠、玉瓷铜陈设、蟒袍、绸缎等，无定制。庭中设香案，至大门跪接钦使，鼓乐宫灯前导，随入，立案前。钦使手递如意、朝珠，乃行三跪九叩礼……”
皇帝赐寿的案例很多都是有据可查的，御史以道光朝为例，列出一本简单的流水账：道光元年，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孙玉庭七十寿辰，赏御书匾联，福、寿字，并珍玩、文绮；
道光四年，大学士曹振镛七十寿辰，赏御书匾额，对联，福、寿字，文绮、珍玩；道光九年，尚书黄樾八十寿辰，特颁御书福、寿字，匾联，并赐以寿佛、如意、朝珠、文绮等件；
道光九年，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芦荫溥七十寿辰，赏御书匾额，赐福、寿字，并珍玩、文绮；
道光十四年，大学士曹振镛八十寿辰，颁赐御制诗章、御书匾联，福、寿字并珍玩、文绮。
除了这些在朝一品大员外，还有直隶总督讷尔经额、盛京将军宝兴、两江总督陶澍等封疆大吏都获得过皇帝的赐寿之典。
至于孙先生祖上闽浙总督孙尔准，是在道光十一年六十寿辰时，蒙恩赏御书匾额，福、寿字以及珍玩、文绮等项。如果这个记载没有错误的话，那么孙先生家中可能不止一个道光御赐“寿”字，也或许由于年代久远之故，只剩下这么一件宝贝。
赐寿之典也面向官员家属
高级文武官员的父母也有按照大臣六十以上生辰赏赐之例办理的，当然前提是官员的级别一定要达标，必须是一品大员才有这个资格。
如道光二十七年，兵部尚书何汝霖之母丁氏年届九十，五世同堂，道光帝特颁谕旨加以赏赐御书匾联及福、寿字；同年协办大学士、尚书陈官俊之母夏氏年九十，也给予御书匾联，福、寿字的恩荣。
给官员父母赐寿目的是为了拉拢大臣，同时也表明皇帝始终奉行“以孝治天下”的基本国策。然而官员父母一般年老，未必就能熬到八十、九十整寿，所以很多时候，都是特例赐寿。
如道光二十七年，工部尚书杜受田的父亲八十有四，且疾病缠身，道光帝破例赏御书匾额及福、寿字。
在一些特殊时情况下，皇帝也会推恩臣下，比如皇帝、皇太后万寿节时，也会赏赐大臣年老父母御书匾联及其他物品。
咸丰十年二月正值咸丰皇帝万寿节，除了超中大臣分别赏赐外，还下旨在京在外大臣之老亲，凡年过八十者一体恩赏；光绪十年十月，慈禧太后五十大寿，也对大臣的父母进行一番赏赐。
到了晚清时期，赏赐对象的级别有所降低，标准下探到二品这一级别。所以很多文献中经常看到侍郎、巡抚、提督、乃至地方总兵也常有赐寿之典。
最后说明一下，御史只是清史爱好者，顶多算是业余选手，后台很多读者提出的问题御史限于知识储备有限不能一一解答，而且御史对文物鉴定方面基本两眼一抹黑，最多只能说一说出处但不能给出具体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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