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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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每一个地名都是人们对具有特定地理位置、范围及形态特征的地方所共同约定的语言代号。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有地名，只有那些对人们有方位意义、本身又具有可被辩认的自然或人为的形态特征的地方，才有可能被赋予名称。

地名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的起源非常古老，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我们可以说，地名就是人们对于地物的反映和认识。

地名的出现，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在历史的长河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地名成为我国各族人民在辽阔土地上进行探险和开拓的真实见证；是各族人民文化起源，行政沿革的可靠记录，反映了各族的民俗风貌及民族的融合。因此，地名是进行历史研究的窗口，是自然环境的素描，是民族语言、方言的刻痕，地名成为历史、地理、语言、人文以及民俗学研究的珍贵资料，它对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城市地名的出现则是与城市的出现相同步的。城市的出现与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同样，城市地名的出现也是与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的。城市的起源大致在原始公社解体、奴隶制萌芽的时代。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将城市的出现作为国家开始形成的三个特征之一。我国是世界上最早的城市发源地之一，早在六千多年前，黄河流域就出现了一些原始的居民点，传说禹的父亲鲧就是作城的发明者。公元前21世纪，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氏族公社的首领禹废禅让，家天下，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求制国家，并在今河南登封县告城镇建立了都城，虽然城的规模比较小，但已开世界建城之先河，起到保护奴隶主的财产，镇压奴隶反抗的作用。城市作为一种新兴的地理实体出现之后，它的专有名称——城市地名也就应运而生了。

南京是我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它的出现在我国城市史上是比较早的。早在五、六千年以前，这里是一片茂密原始森林，森林的周围都是沼泽和湖泊。就是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下，不畏艰险的原始人来到这里，他们凭着勤劳的双手和简陋的工具，披荆斩棘，在今南京鼓楼岗下的傍水高地上，建立了南京地区第一批原始村落。到了公元前495年，吴王夫差遣派工匠在现今朝天宫的后山上铸造兵器，世称“冶城”。后来，在存秋战国史上以卧薪尝胆、愤发图强出了名的越王勾践，一举灭了吴国，命丞相范蠡在今南京雨花路西侧修筑了“越城”，这是南京地区正式有城池之始。公元前333年，楚威王攻灭越国，利用原来峭立江畔“缭绕如城垣”的天然石壁修筑新城，据《景定建康志》云：“周显王三十六年（公元前333年）楚子熊商败越，尽取故吴地，以此地有王气，因埋金以镇之，号金陵路，金陵饭店均因此而定名。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设郡县，乃改金陵色为秣陵县。《建康实录》云：“始皇三十六年（按始皇本纪六国表俱作三十七年·当是）东巡，自江乘渡望气者云，五百年后，金陵有天子气，因凿钟鼻，断金陵长陇以通流，至今呼为秦淮，乃改金陵邑为秣陵县”。今秦淮河、秦淮区、林陵镇以及秣陵路名所由起也。《三国志·孙权传》云，建安“十六年，权徙治秣陵，明年城石头，改秣陵为建业”。南京称石头城和建业自此始。《三国志·张纮传》注曰：“纮谓权曰，秣陵楚武（应作“威”）王所置，名为金陵，地势冈阜连石头······宜为都邑，权善其议，未能从也。后刘备之东，宿于秣陵，周观地形，亦劝权都之，权曰，智者意同，遂都焉”。以往对孙权都建业之说，都认为是诸葛亮出使东吴，与孙权共商抗曹大计，他在石头驻马论形势：“钟阜龙蟠，石头虎踞，真帝王之宅也!”并建议孙权迁都秣陵，此说实误也。此说源于《太平御览》卷一五六引《吴录》，“刘备使诸葛亮至京，因睹秣陵山阜，叹曰‘钟山龙盘，石头虎踞，此帝王之宅’。”孙权都建业，此南京在历史上建都之始。《宋书·州郡志》云：“江宁令晋武帝太康元年分秣陵立临江县，二年更名”，南京古名江宁自太康二年始。今之江宁县、江宁镇，江宁路之名源于此。《建康实录》云：“太康三年，分秦淮水北为建邺，水南为秣陵县”。南京古名建邺自此始，今之建邺区、建邺路名即据此命名。晋愍帝建兴初，改建业为建康，今建康路之名由此而生。隋文帝开皇九年，乃于石头置蒋州。唐高祖武德九年，更金陵曰白下，今白下区、白下路之名所由起也。唐乾元元年改昇州，今昇州路即由此得名。《元地志》云：“天历二年，建康路改集庆路”，今集庆路据此得名。明洪武元年，一统天下，建都曰南京，改集庆路为应天府，南京和应天府之名由此始。太平天国克金陵都之，号口天京，公元1912年，中华民国肇造，定南京为国都，中华门、中华路由“中华民国”之“中华”名之。

从以上简述的南京历史沿革知道，南京曾有过金陵、秣陵、石头城、建业、江宁、建邺、建康、蒋州、白下、昇州、集庆、南京、天京诸名，只要我们了解到这些名称的来历，我们就可以了解到南京历史的概况，并知道南京自东吴始，历东晋、宋、齐、梁、陈、在此建都故号“六朝故都”；再加上南唐、明初、太平天国和中华民国在此建都，所以又称十代名都。南京是“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因此其地名之众多，内涵之深广，在全国城市之中是罕见的.这些众多的地名为南京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艺术、科学、技术诸方面都发挥过应有的作用。可以看得出，这些地名乃是南京历史的一而镜子。

南京地势险要，钟山龙蟠，石城虎踞，历史上乃兵家必争之地。现在以旧时要塞、兵营为地名者不可胜数。每当我们接触到这些地名时，眼前就会展现出一种金戈铁马的壮丽场面。石头城在孙吴时是水军根据地，“因山以为城，因江以为池”。然而，西晋灭吴，恰恰是以此为突破口：“王浚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南京的另一处古战场天堡城，雄峙龙蟠钟山之巅。宋代名将岳飞，曾于此凭险据守，抗击金兵。朱元璋率红巾军攻取集庆时，于1356年与元军大战于此，取得了全胜，并乘胜夺取了集庆路。近代太平天国踞天堡城与驻扎在孝陵卫的清江南大营对垒，拱卫天京。辛亥革命时江浙联军进攻南京的主攻方向也是天堡城。此外，诸如阴阳营、小营（清代军营）、三十四标（清军三十四标驻地）、东炮台街、演武厅、细柳巷（明代兵营）、标营（清军驻地）、城佐营（明代护城兵营）、武学园、三条营（明代兵营）、中营（明代兵营）、边营（明代兵营）、校尉营（明代校尉营房）、军械局（清末军械局所在）、孝陵卫（明代孝陵卫所在）等地名也都与南京历史上的军事相联系。

有关南京经济生活方面的地名，在南京则比比皆是，如：明瓦廊、鱼市街、估衣廊、香铺营、网巾市、糖坊桥、羊皮巷、窑湾街、钞库街、木料市、绒庄街、盐码头、芦席营、鸡鹅巷、闺奁营、马号、瓦厂街、豆腐坊、颜料坊、铜作坊、弓箭坊、糖坊廊、菱角市、堂子街、盐仓街、鲜鱼巷、宰牛巷、堆草巷、木匠营、教敷营、厨子营、糟坊巷、木屐巷等等，可以说它包纳了南京的百工。它为南京人民复写了一幅经济繁荣的历史画卷。

南京的地名还有一个重要的特色是以名胜古迹命名。如雨花路因雨花台名之；鸡鸣寺路因鸡鸣寺名之；清溪路因清溪名之，瞻园路因瞻园名之；莫愁路因莫愁湖名之；贡院街因贡院名之；灵谷寺路因灵谷寺名之；栖霞街因栖霞山名之；玄武湖乡以玄武湖名之；紫金山乡以紫金山名之；鼓楼街以鼓楼名之；宝塔山以报恩寺塔（俗名“宝塔”）名之；燕子矶镇以燕子矶名之；水西门外大街因水西门名之；汉中路因汉中门（旱西门）名之；通济门大街因通济门名之。此外，诸如夫子庙、朝天官、大行官（行宫已废）、中山陵、四方城、九华山、清凉山、大钟亭、鼓楼则以景带名。

以省市行政区划以及大川名山为名称者也是南京街道的一个重要方面。如江苏路、江西路、云南路、西康路、山西路、湖南路、湖北路、广东路、热河路、宁夏路、黑龙江路、察哈尔路、北京东路、北京西路、上海路、天津路、广州路、汉口路、哈尔滨路、青岛路、南昌路、长江路、珠江路、钱塘路、昆仑路、天山路，以及解放后命名的端金路等等。这些路名的命名则没有什么历史的继承性，但它也有特点，就是便于人们记忆。

地名是伴随人类活动的出现而出现的，有些地名可能与人类活动的历史相久远，但也有的地名则因斗换星移而变化。因为地名是社会——文化生活的产物，不同于所代表的地物本身，地物——地理实体不因人事沧桑而随着发生变化。尽管夏倾商继，秦覆汉兴，但江湖依旧，山河未改。地名却不同，往往受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而发生变化：新土地的开发。新地区的垦殖，乃至民族的迁徙、军事的征服、疆域的易主、国家的兴替、朝代的递嬗、革命的成功、社会的改变，以及科学的进步、经济的发展，都会直接涉及到地名。使旧地名消失，新地名诞生。这就要求人们对地名有一个科学的管理，不然的话，人们如果再想看到一个变化了的地名的“历史面目”，那就不得不借助于考证了，甚至于还不能得到正确的解决。

例如，南京有一处号称“金陵四十八景”之一的谢公墩（又名谢安墩），乃东晋名相谢安与大书法家王羲之登临遐想处、唐代诗人李白《登金陵冶城西北谢安墩》云：“冶城访古迹，犹有谢安墩”。诗题明确指出：“谢安墩”在“冶城西北”。可是到了北宋，名相王安石却把“谢公墩”说成在他的居处半山里。他在《争墩》中云：“今日此墩应属我，不应墩姓尚从公”。谢公墩究竟应指何处，众说纷纭。《六朝事迹》曰：“谢安墩在半山报宁寺之后，基址尚存，谢安与王羲之尝登此，超然有高世之志。”《世说》云：“王右军与谢太傅共登冶城，谢悠然远想，有高世之志。”《景定建康志》云：“谢公墩在半山寺，里俗相传，谢公所尝登也，其事殊无所据。李白、王荆公皆有谢公墩诗。白诗云：‘冶城访遗（应作“古”）迹，犹有谢公（应作“安”）墩’，乃今大（应作“天”）庆观冶城山，昔谢安与王羲之登冶城，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即此地。”《养和轩随笔》称：“金陵有四谢公墩，一在冶城，（谢）安石与王逸少登临遐想处也。一在土山，（谢）安石为相时，筑台榭以拟会稽东山，即围棋赌墅之所也。至半山寺之谢公墩，则幼度之宅，其地有康乐坊可证。康乐为幼度封国，与（谢）安石无与。王半山之争，亦太疏于考据矣。若杏花村谢幼度祠（今谢公祠）侧有土阜，亦名谢公墩，特土人因其近谢祠而名之，与他各志均未之载耳。”吴敬梓《金陵景物园诗·谢公墩》诗前小序则云：“金陵有两谢公墩，其一在冶城北与永庆寺南者，乃谢太傅所佻。李白登谢公墩诗云：‘此墩即太傅与王右军同将，超然有高世之志者也’。其一在旧内东长安门铜井庵旁，所谓半山里者。半山寺旧名康乐坊，因康乐孙灵运。今以坊及墩观之，或康乐子孙之所居也。王介甫诗‘今日此墩应属我，不应墩姓尚从公’。东坡讥之。考介甫所居即康乐坊，然则我公名字，我屋公墩之句，乃误以康乐为太傅也”。

以上对谢公墩在何处的说法就有五种，因之令后人搔首莫辨。1980年11月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蒋赞初茗的《南京史话》从吴说：“‘谢公占墩’（指五台山永庆寺前东晋谢安登临过的高墩）”。1981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南京旅游社编的《南京游览手册》从《世说》，《景定建球志》:“在冶山北而有一个小山坡，据《世说新语》记载，是东晋王（“王”字应为“谢”字）安石和王羲之登临此地而命名的谢公墩”。1987年11月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宋家琪选注的《金陵旅游词》则从《六朝事迹》：“谢公墩在南京后华门东半山园内，其地大石隆起，相传东晋于此坐镇指挥淝水之战的名将谢安曾居此，故曰谢公墩”。一处谢公墩，几种说法，这地名叫人何去何从?

又如白鹭洲，因李白“三小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而阳名于世。《景定建康志》载：“山鹭洲在城之西，与城相望，周围十五里。”并引《丹阳记》说：“洲在大江中，多聚白鹭，因以名之”。现在不少人都以为城南的白鹭洲公园即李太白所咏之白鹭洲：“此地为东园故址，其名出太白遗诗”，这显然是错把此“白鹭”当成了彼“白鹭”。

再如明末清初秦淮名妓的妆楼“媚香楼”，据与侯朝宗、李香君同时的吴应箕在《留都见闻录》中称：“钓鱼巷河房数所，皆内监王孙物，己卯岁，（公元1639年），归德侯朝宋偶寓于此，狎一妓。”文中所说的“一妓”即是李香君，“钓鱼巷河房数所”应是李香君居所“媚香楼”。又据《香东漫笔》云：“丙午、丁未间，贷庐金陵闸西邻有水阁周河厅（在石坝街中段，山鹭桥与平江桥之间），数年前掘地得石碣刻“媚香楼”三大字，厅主人惧其有神灵也，亟复瘗之”。再据近人卢前《冶城话旧》云：“李香君媚香楼，初不知其地，民国十二三年，在石坝街发见界石，如知楼亦去钞库街不远”。再余怀的《板桥杂记》中云：“（旧院）前门对武定桥，后门在钞库街”。这样一来，“媚香楼”址有三种说法，一是在钓鱼巷，一是在石坝街，一是在钞库街。现在的“李香君故居”就是按后一说修建的，但未必是准确的地点。

再说，南京还有不少著名古迹因名存实亡，因此要确定往日的方位实在困难，如辛弃疾咏的赏心亭，刘禹锡咏的乌衣巷，王献之迎妾之桃叶渡，吴敬梓居的秦淮水亭，曹雪芹诞生的江宁织造署等等，比比皆是。这样地名就变成了历史的哈哈镜。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旧时缺乏近现代所使用的坐标图，别外有关方志对地名的记载又不尽统一，不尽完美，因此给地名方位的准确性带来了差异，这就需要地名学者作出大量的考证来弥补其不足。

综观南京地名，大都源远流长，历史悠久。又由于南京在历史上形成为我国四大古都之一，它的地名使用频率很高，吸引力很大，因此它对南京历史的一切方面，包括国家主权、民族团结、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新闻、出版、邮电、交通、测绘、文教、公安、城乡建设，环境保护等等各项工作都起过巨大的影响。然而，在“文革”中，南京这个举世闻名的历史文化名城中的许多“约定俗成”的地名却被“革命化”而任意更改，如将白下区改为朝阳区，秦淮区改为遵义区，建邺区改为红卫区，玄武区改为要武区，鼓楼区改为延安区，下关区改为东方红区、另外，对一些主要街道的名称，也进行了胡乱更改，如中山路改为人民路，中山东路改为东方红路，中山北路改为人民北路，中山南路改为人民南路，汉中路改为大寨路，中央路改为大庆路，界州路改为支农路，太平路改为反帝路等等。这不仅使这些地名失去了原来的历史意义，不能起到“镜子”的作用，而且给治安管理、旅游、邮电、交通、人民生活带来了许多不便。因此，后来又不得不改回来。

斯大林曾指出语言不是上层建筑，并不随着基础、社会制度的改变而改变。语言是为社会的全体成员服务，为全部社会生活服务的。我们也应当这样正确地理解地名。只体地说，我们的地名是为全社会服务的。否认这一点，违背这一条，就要受到历史的惩罚，因为地名在社会上通行以后只有相当的稳定性，这也就是一定的客观规律性。我们反对地名的“阶级性”这个说法，而主张地名的社会性，地名的社会烙印。在这个范围和意义上来研究地名，同样是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所要求的。某些地名可能带着深刻的阶级烙印，却并不影响地名的整体的非阶级性。带有阶级烙印的地名，只要不是直接与社会的现实存在和需要不可调和地对立，那些烙印就已经成了历史的陈迹，社会也就会容纳它，而且它还可以起到历史“镜子”的作用。诚然，在现实生活中，人为地搞“革命化”地名，人为地给地名打上阶级的烙印，是不可取的。因为这是违背地名的两重性——它既是对地物的认识，又是加于地物的识别符号的这一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的。

作者：严 中

来源：《南京社会科学》1993年第3期

选稿：易欣嘉玉

编辑：杨 琪

校对：王玉凤

审订：郑雨晴

责编：宋柄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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