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29日，一架飞机从北京出发，降落在上海虹桥国际机场。机上载着的，是原国务院副总理、上海市长黄菊同志的灵盒。
这天距离黄菊逝世已经过去了8年时间，在这8年里，他的骨灰按正国级领导人的规格，一直栖存北京八宝山公墓。这次由遗孀余慧文赴京护灵，一路护送回上海，魂归故里。
对于黄菊同志灵盒的回归，上海市民是激动和感慨的。不过大家并不知情，为何在8年之后，黄菊同志再次被打扰？又为何从八宝山牵出，移回上海？
清华毕业，在上海基层工作数十年
1938年，黄菊出生在日本统治下的上海，父亲黄凤池是一家工厂的会计，母亲金静默是家庭主妇，闲时接一些手工活，填补家用。
不过，黄菊的童年是在老家浙江省嘉善县度过的。他家的祖宅坐落在东门大街399弄，黄菊去世后，祖宅由堂哥黄德铭居住。
黄菊的父亲黄凤池，是那个年代少有的知识分子，他深知教育的重要性，即使吃糠咽菜，也要把儿子送去学堂读书。当然他对儿子的要求不算高，以后能养家糊口就行。
年少时的黄菊听进去了父母的教诲，他天资不算聪慧，却凭借自己努力考上了嘉善一中，后进入嘉兴一中读高中。父亲黄凤池很欣慰，因为这所学校培养出了茅盾、金庸等一大批文学家。他希望儿子像这些学长一样，也能在文坛闯出一番天地来。
黄菊的文学素养不错，尤其热爱演讲。据堂哥黄铭德回忆说，他口才了得，同学们都讲不过他，纷纷视他为榜样。黄凤池也有意培养他，每天督促他用普通话演讲。
1956年，18岁的黄菊参加高考，高分考入清华大学。可在选择专业的时候，他第一次违背父亲意愿，选择了电机工程系电机制造专业。原来，他被热火朝天的国家建设所感染，决定在电机领域奉献自己的一腔热血。
毕业后的黄菊回到出生地上海，在人造扳机器厂工作。作为清华毕业的高材生，他甘当一颗革命的螺丝钉，勤勤恳恳留在一线工作。因为表现突出，四年后他又被调去上海中华冶金厂工作。
在此期间，黄菊成长为一名出色的工程师。他和工友们日夜奋战，经过长时间钻研和试验，研发出了我国第一台可控硅电炉自动配电装置。该设备的发明一举填补了我国在这项技术的空白，也提高了钢水产量，钢材质量也显著提升。
黄菊在工业系统工作了20年，到80年代初，他已经从一个年轻小伙成长为上海冶金厂的副厂长了。而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推进，他也迎来了步入政坛的机会。
越级提拔，出任上海市长
1982年，黄菊离开冶金厂，调任上海一机电工业局副局长。也是组织对他工作成果的认可，也为迅速提拔他做好了铺垫。
1983年，国家大力推动干部年轻化。黄菊年富力强，清华毕业，又有在基层工作20年的经验，因此获得提拔，担任上海市委常委兼工业书记。这份工作黄菊干得得心应手，仕途也青云直上，一年后被任命为上海市委秘书长，1986年又当选市委副书记，进入上海核心领导层。
黄菊的当选，并不是每个人都很赞同。一些反对的声音传出来，认为他这么年轻就担当如此重要职务，行吗？
但黄菊没有在意这些质疑的声音，他不骄不躁，像以往一样认真负责，用能力证明自己。他改变以前只负责工业的思路，从国计民生各个领域着手，迅速了解各部门存在的问题，做好统筹安排。
黄菊上任时正赶上上海物价飞涨，他去基层调研时发现，一些孤寡老人拄着拐杖，排队在粮油店门口买粮食。黄菊无比心酸，立马要求有关部门及时研究，制定出便民补贴的方案。
还有一次，赶上暴雨天气，黄菊准备外出，负责安保的警卫员却迟迟未到。黄菊询问后得知，这名警卫员家里漏水，忙着修缮房屋，所以迟到了。黄菊深受触动，立即给相关部门打电话，要求排查全市情况，妥善解决市民房屋进水的问题。
黄菊关注民生、民权，切实解决了上海市民的许多问题。市民们喜爱他，称他为“布衣书记”。
黄菊的工作能力也得到组织认可，1991年，他顺利当选上海市长，三年后又上任市委书记，成为上海的一把手。
临危受命，主政上海
近百年后，上海凭借其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始终是中国第一大城市。改革开放以后，上海又焕发新的生机，经济实力冠绝全国，拥有强大的全球影响力。可黄菊上任时，接到的却是一个“烫手山芋”。
上海经济繁荣，有几个指标却严重拖了后腿。
首先，作为全国经济的领头羊，上海常出现了GDP增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尴尬局面。在改革开放的狂潮下，广东、福建等南方沿海省份利用区位优势和政策扶持，吸引外资投资办厂，经济腾飞，打工人纷纷涌入，注入新的活力。
上海经济增速比不上广东，在与邻省江苏、安徽的对比中也落了下风。这些地区工业虽不发达，但随着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的推进，农民的动力被激活，城镇化也在不断推进。
同时，上海的基建和环境也面临着严重问题。上海人多，建筑多，地方小，如同一个庞然大物，动动身子都困难。因为道路拥挤，上海的车祸次数常年位居全国之首。上海的废水废气排放严重，污染了环境，考验着民众的身体健康安全。
1994年，邓小平到上海调研时，在于黄菊的见面中表达了自己的忧虑：“这是上海最后的机遇。”
黄菊深感重任在肩，迅速到上海各地进行调研。他最后得知结论：当务之急是为上海注入资金，筑好巢后再“引凤”。可钱从哪来呢？黄菊破天荒地提出一个方案：土地批租。
所谓土地批租，用现在的话就是进行棚户区改造，即将土地使用权租给开发商进行城市改建，一来可以为政府带来收入，二来建好的新楼，也能有效改善居民的居住环境。
可这个方案一出，立马遭来市委其他领导的反对，劝阻他三思而后行，避免出现经济上的失误，进而影响仕途。上海民众也对这一政策不满，认为他在制造新的租界，质疑他是“败家子”。
为了听取这些质疑的声音，黄菊特意开通了市长热线。但正如邓公所说，“这是上海最后的机遇”，他必须把握这次机会，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就这样，黄菊顶住各方压力，引进港资，以2300万美元的价格“租”出了第一块地皮动迁前，棚户区的居民每户获得6万元的补偿款，两年后这里竖起了4幢31层的高楼，上海“土地批租”模式初见成效。
据统计，仅1992年和1993年这两年时间，上海的拆除旧房的面积达185万平方米之多，“百万居民大动迁”，被黄菊处理得井井有条。
掌握资金后，黄菊又主持了国企改革和浦东新区的开发建设，吸引国内外金融机构纷纷落户上海。他主政上海期间，上海GDP增速实现多年两位数增长，重回中国的“C位”。
黄菊还解决了上海的交通、环境问题。他推动了“六车道”的实行，修建高架。交通不堵了，上海市民也对他印象改观，称赞他为“马路市长”。
黄菊还是一位“环境书记”，他大力推进上海大型公共绿地建设，建成了城市的“绿肺”，上海市民受益良多。
69年病逝，8年后移出八宝山
从工厂工人到上海一把手，黄菊在上海勤勤恳恳工作了40年。2002年，他卸下重担，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赴京履职。次年3月，他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官至正国级。
令人痛惜的是，2007年6月2日凌晨2点，黄菊同志积劳成疾，在北京离世，年仅69岁。
黄菊逝世后，他的灵盒按照国家领导人的规格，在北京八宝山公墓安放了8年。不过在2015年，遗孀余慧文亲自护送灵盒回沪，葬在上海青浦。
其实，黄菊同志的灵盒被牵出八宝山，并不是他犯过什么错误，而是因为魂归故里，是他最后的遗愿。
赴京工作后，黄菊手头上的事情更多了，却依然惦记着上海的发展。2005年底，洋山港开港时，他专程赶回上海出席开港仪式，最后一次亲眼目睹上海的城市面貌。
住院期间，黄菊回顾自己的一生，那些挥洒汗水，为上海做贡献的日子如电影般在他的脑海中浮现。因此在临终之际，他向家人道出了最后的意愿：葬回上海去，和上海人民在一起......
黄菊同志逝世后，遗孀余慧文多次奔走，终于得到中央有关部门批准，于2015年11月29日护送黄菊灵盒返沪，葬入上海青浦福寿园公墓。圆了黄菊同志的梦，入土为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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