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作家茅盾出版长篇小说《子夜》，出版这本书，茅盾内心有向社会大众剖析当时中国社会的意图；1948年，丁玲出版《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艺术地再现了农村反封建土地制度的斗争；1960年，作家柳青的小说《创业史》出版，表现了中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进程中的历史风貌和农民思想情感转变；1993年作家陈忠实的代表作《白鹿原》出版，作家以陕西关中地区白鹿原上白鹿村为缩影，表现了从清朝末年到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变迁。
这四部小说在中国的文学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也有诸多共性。
最近，青年学人张宇奇出版了《尚未完成的历史：从<子夜>到<白鹿原>的中国新文学之变》，书中即分析了这四部作品的共性：这些作品都不同程度地探讨了中国在不同时期的社会性质问题。张宇奇围绕“封建与反封建”这一主线，对历史上的一些关键问题进行梳理，多角度地再现了中国近百年来的巨大变革。
《尚未完成的历史：从<子夜>到<白鹿原>的中国新文学之变》书封
在广阔的历史眼光中研究中国新文学
张宇奇从对《子夜》和“农村三部曲”的重读入手。他认为，《子夜》被视为一部城市题材的作品，是主要描写民族资产阶级命运的作品。但实际上，茅盾所深刻思考的是：在20世纪 30 年代呈现出的“畸形的都市”与“凋敝的农村”的社会景象中，以“小生产”为主体的中国文明在近代走向破裂、解体与衰败的深层原因究竟何在？在他看来，由于地主阶级的资本化、农村经济的高利贷化、资本化的地主进入城市、农村资本以投机逐利的形式推动了城市金融资本的泡沫化，以及与外国资本融合在一起共同形成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色。因此，只有把《子夜》与“农村三部曲”结合在一起，只有从“资本”角度和农村在“半封建”的生产关系里被迫“资本化”的视野出发，只有在互文式的阅读中，才能进一步揭示茅盾对于中国社会性质的探索与发现。
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历来被视为充满矛盾、具有历史复杂性和可能性的作品。值得指出的是：这部作品写作于中国的土地革命重大的转折关头。张宇奇认为：在写作这部作品时，丁玲并非“满怀胜利的喜悦”和对革命胜利必然性的认识，而是满怀对未来的深沉忧虑。分析这种“忧虑”，是理解这部作品复杂性和可能性的突破点。
在丁玲看来，农民更关心的是土地，他们很少关心“暖水屯”外面的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农民还不具备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认识，更不具备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世界观”解释自己命运的能力。这就决定了，中国革命只有从农民的视野、农民的需求出发，唤醒最广大的农民群众，才能取得成功。如果脱离了这种现实需求，则难以发动群众、组织农民。
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运动同样具有反封建的意义——这是柳青《创业史》的意义所在。但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农村合作化和社会主义运动，其目标也并不是简单地让农民过好日子，而是为了国家的工业化。国家工业化的意义，仅仅从梁生宝与改霞之间的暧昧关系中去分析是不够的，从蛤蟆滩不能看到中国工业化的意义，因为中国工业化的迫切性，只有从当时中国所处的严峻的客观条件出发，才能得到深入的分析。
在重读《白鹿原》时，张宇奇首先发问，在中国的现代进程中，中国的社会结构，特别是中国基层的社会结构，究竟是否发生了变化？《白鹿原》其实是一部深刻地体现了20世纪 80年代思想印记的作品。这场思想运动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发展，但是，它也遗留了一系列严峻的问题，其中最为关键的则是——究竟怎样实现中国传统的现代转化。也就是说，难道中国基层的社会结构，真如《白鹿原》所描述的那样，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还是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国基层的社会结构，作为中国传统的内核，究竟是什么？
张宇奇由此认为，中国的新文学已经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历程，在广阔的历史眼光中研究中国新文学，意味着要从几百年去看几年、十几年、几十年，而不是从几年、十几年、几十年去归结几百年。从这个角度说，重读经典文学作品的意义依然重大，也是从这个角度说，这些作为经典的意义才能在当代的质询中被不断发现。
茅盾、丁玲、柳青、陈忠实等作家，不仅是文学家，更是时代的见证者和记录者。他们从中国的现实出发，创造了属于中国新文学的独特形式，记录了新中国的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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