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1月，杭州法院依法判处开国将军熊应堂的两个儿子死刑和死缓。众目睽睽之下，舆论的焦点集中在他们的父亲熊应堂身上，大家都在等待他出手，上演“刀下留人”的桥段。

已经处于半退休状态的熊应堂隐居在上海，出人意料的是，他没有就熊家兄弟的判罪发表任何公开言论。不久，熊家二子一人被执行枪决，另一人被依法收监，引起社会公愤的“两头恶熊”案就此终结。

对于熊应堂的沉默以对，众说纷纭，过了没多久，熊应堂在监狱服刑的儿子身亡，处理后事的过程中，熊应堂当年给他们兄弟二人的亲笔信才被曝光。里面只有八个字：公事公办，不得求情。那么，熊应堂的身上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理发匠出身的开国少将

1911年，熊应堂出生于湖北革命老区红安。家境的贫穷塑造了熊应堂吃苦耐劳的品格，从十几岁开始，熊应堂就跟着父亲四方游走，以理发技术谋生。

1928年，熊应堂决定参加红军部队。他前去报名参军，却因为营养不良的身材遭到拒绝，尝试数次之后，才被勉强接收。参军初期，熊应堂最渴望的就是能够拥有一把属于自己的钢枪。经历数次战斗之后，他终于如愿以偿。年仅17岁的熊应堂作战勇猛，不惧生死。

1933年初，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红四方面军期间，他先后担任了手枪营的班长和通信队的指导员，参加了反“围剿”斗争和长征，为川陕根据地的创建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抗战爆发后，熊应堂在新四军第一支队担任过营长和团长，在江苏、安徽多地参与了敌后游击斗争和反“扫荡”斗争。新四军部队在皖南事变遭遇挫折之后，熊应堂参与了新四军的重建过程，担任了独立团团长和19旅旅长，积极抗击日本侵略者。

进入解放战争时期，熊应堂跟随山东和华东野战军，参加了淮海、渡江和解放上海的战役。

建国后，熊应堂被调到空军部队工作，担任了空四军的军长。1955年，他获得少将军衔。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熊应堂先后在上海警备区和浙江军区担任副司令员和司令员。

对于江浙地区的驻防工作，熊应堂投入了大量精力。他一方面强调部队“打铁还需自身硬”的理念，提倡加强日常训练，另一方面积极和地方政府配合，支援社会主义事业建设。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进入特殊历史时期之后，浙江地区的形势在造反派势力的影响下变得紧张起来。1967年春天，熊应堂进入省军管会担任副主任，协助主任龙潜维护社会秩序。

在部队的介入之下，浙江的武斗表面上平息了，但是实际上暗流汹涌。不要说民间的意识形态斗争，就是在军管会内部，龙潜和副主任之一的南萍之间意见相左，也是半公开的秘密。

在火烧五马街的恶性事件之后，龙潜的主任职务被免，南萍获得上位的机会。按照资历和贡献，熊应堂应该是在南萍之上的，但是他在革委会成立期间服从大局，支持南萍当上了革委会主任。

1971年，熊应堂兼任了浙江省委书记（相当于副书记）。

客观的说，熊应堂在参与浙江的军政事务管理过程中，表现是中规中矩的。他没有过度依附势力集团，也没有犯下太严重的错误。不过，九一三之后，中央还是对南萍、熊应堂等人做出了免职处理。

虽然被免去职务没有另行安置，但是熊应堂还是享有正常的军区领导干部待遇。他天生性格平和，选择常住上海，日常深居简出，除了特殊情况，几乎没有再公开露面。

七十年代末，中央开始推行改革开放政策。随着国门的逐步开放，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奢靡生活作风也不请自来，对青年一代产生了一定的不良影响。

熊应堂育有一对双胞胎儿子，是他在不惑之年的老来得子，自小宠爱有加。熊应堂自身公务繁忙，疏忽了对儿子们的教育。长大后的熊氏兄弟仗着“红二代”的身份横行霸道，逐渐引起公愤。

有关部门为了整顿社会风气，搜集了熊氏兄弟为非作歹的铁证，呈报给浙江省委。经过正义的审判，熊氏兄弟最终双双殒命。熊应堂铮铮铁骨，自始至终都不肯为儿子说一句求情的话。

1996年，熊应堂在上海病逝，享年8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