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1月,杭州法院依法判处开国将军熊应堂的两个儿子死刑和死缓。众目睽睽之下,舆论的焦点集中在他们的父亲熊应堂身上,大家都在等待他出手,上演“刀下留人”的桥段。

已经处于半退休状态的熊应堂隐居在上海,出人意料的是,他没有就熊家兄弟的判罪发表任何公开言论。不久,熊家二子一人被执行枪决,另一人被依法收监,引起社会公愤的“两头恶熊”案就此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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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熊应堂的沉默以对,众说纷纭,过了没多久,熊应堂在监狱服刑的儿子身亡,处理后事的过程中,熊应堂当年给他们兄弟二人的亲笔信才被曝光。里面只有八个字:公事公办,不得求情。那么,熊应堂的身上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理发匠出身的开国少将

1911年,熊应堂出生于湖北革命老区红安。家境的贫穷塑造了熊应堂吃苦耐劳的品格,从十几岁开始,熊应堂就跟着父亲四方游走,以理发技术谋生。

1928年,熊应堂决定参加红军部队。他前去报名参军,却因为营养不良的身材遭到拒绝,尝试数次之后,才被勉强接收。参军初期,熊应堂最渴望的就是能够拥有一把属于自己的钢枪。经历数次战斗之后,他终于如愿以偿。年仅17岁的熊应堂作战勇猛,不惧生死。

1933年初,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红四方面军期间,他先后担任了手枪营的班长和通信队的指导员,参加了反“围剿”斗争和长征,为川陕根据地的创建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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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爆发后,熊应堂在新四军第一支队担任过营长和团长,在江苏、安徽多地参与了敌后游击斗争和反“扫荡”斗争。新四军部队在皖南事变遭遇挫折之后,熊应堂参与了新四军的重建过程,担任了独立团团长和19旅旅长,积极抗击日本侵略者。

进入解放战争时期,熊应堂跟随山东和华东野战军,参加了淮海、渡江和解放上海的战役。

建国后,熊应堂被调到空军部队工作,担任了空四军的军长。1955年,他获得少将军衔。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熊应堂先后在上海警备区和浙江军区担任副司令员和司令员。

对于江浙地区的驻防工作,熊应堂投入了大量精力。他一方面强调部队“打铁还需自身硬”的理念,提倡加强日常训练,另一方面积极和地方政府配合,支援社会主义事业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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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进入特殊历史时期之后,浙江地区的形势在造反派势力的影响下变得紧张起来。1967年春天,熊应堂进入省军管会担任副主任,协助主任龙潜维护社会秩序。

在部队的介入之下,浙江的武斗表面上平息了,但是实际上暗流汹涌。不要说民间的意识形态斗争,就是在军管会内部,龙潜和副主任之一的南萍之间意见相左,也是半公开的秘密。

在火烧五马街的恶性事件之后,龙潜的主任职务被免,南萍获得上位的机会。按照资历和贡献,熊应堂应该是在南萍之上的,但是他在革委会成立期间服从大局,支持南萍当上了革委会主任。

1971年,熊应堂兼任了浙江省委书记(相当于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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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的说,熊应堂在参与浙江的军政事务管理过程中,表现是中规中矩的。他没有过度依附势力集团,也没有犯下太严重的错误。不过,九一三之后,中央还是对南萍、熊应堂等人做出了免职处理。

虽然被免去职务没有另行安置,但是熊应堂还是享有正常的军区领导干部待遇。他天生性格平和,选择常住上海,日常深居简出,除了特殊情况,几乎没有再公开露面。

七十年代末,中央开始推行改革开放政策。随着国门的逐步开放,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奢靡生活作风也不请自来,对青年一代产生了一定的不良影响。

熊应堂育有一对双胞胎儿子,是他在不惑之年的老来得子,自小宠爱有加。熊应堂自身公务繁忙,疏忽了对儿子们的教育。长大后的熊氏兄弟仗着“红二代”的身份横行霸道,逐渐引起公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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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部门为了整顿社会风气,搜集了熊氏兄弟为非作歹的铁证,呈报给浙江省委。经过正义的审判,熊氏兄弟最终双双殒命。熊应堂铮铮铁骨,自始至终都不肯为儿子说一句求情的话。

1996年,熊应堂在上海病逝,享年8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