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图义仓位于大荔县朝邑镇，是由清代东阁大学士阎敬铭倡议于光绪八年修建的，当时慈禧太后朱批“天下第一仓”，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阎敬铭为什么要倡修义仓，在修仓过程中他都做了那些事情？
现在大多数人认为，光绪三年晋陕大旱，朝邑饿死数万人，为了防止类似事件再发生，阎敬铭倡修仓厫以备灾荒，这个说法不无道理。但据史料记载，当时朝邑县有常平东西二仓，尚能存粮二万余石，光绪元年又在县城设立丰图义仓，存粮四千二百石。又据县志记载，光绪年间，大荔县仅有人口9万4千多人，如果当时朝邑与大荔人口相差不大的话，光绪年间朝邑应有人口大约也只有10万左右。二万四千多石粮，完全能起到赈灾作用，为什么还要花三四万两银子建丰图义仓？最近笔者寻找到一部分历史资料，尚能解答一些鲜为人知问题。
光绪六年，阎敬铭给陕西中丞鹿传霖写信说出了原由。他在信中写道：“常补出易，照依地丁分摊，花户领纳，守候之费，运脚之费，约里口食之费，胥吏之浮折，刁健平官仓极为善政，奈日久弊生，他县未知何如，朝邑则先年常平之害不可胜述。向来买之包揽，豪强之抗避，逃亡之株连，有粮无地之赔，累万民同苦无可告诉，远不可考，自道光初至同治元年，四十年中岁岁如此。查朝邑从前弊政二端，一为车马差徭，一为常平换仓，此二事地丁银一两，岁须摊赔银一百五六十两，四海所无。同治八年，禀请差徭改章民困稍甦，常平官仓尚无长策，从前朝邑常平额储麦二万数千石，年年出借，惟荒年恐百姓无力纳还，向不出借，于民有无穷之累，无丝毫之利。”
阎敬铭在信中谈了常平仓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为了使仓粮不坏，官府每年都要将陈麦换成新麦。在换仓期间，不管穷富，按人口地亩分摊银两，还要将运输费、误工费、工人的食宿费用等加在里面，让老百姓承受不了，苦不堪言。 除此而外，在换仓期间还存在官吏以少报多，刁蛮之民包揽控制市场，有钱有势之人抗避不交等问题。阎敬铭说自道光初年至同治元年，四十年间，每年都存在这些问题，朝邑老百姓每年每户为换仓摊赔银达一百五六十两，在整个中国绝无仅有。常平仓虽说能储麦二万多石，官府利用职权，每年都向外出借， 但遇到荒年，害怕老百姓还不起反而不给借，常平官仓不但没有起到其备荒的作用，反而成为百姓之害。常平仓存在的问题，曾引起朝邑老百姓的强烈不满。同治十三年十二月，朝邑县令黄照麟在阎敬铭的敦促下，为常平仓制订了十二条规定，并上报省府批准。
“敬禀者，卑职前将朝邑县常平仓出易改麦为谷，总领总纳并买齐新谷各情禀明在案 。卑县仓弊前陈，其畧强梁者不为传领，洒派贫柔奸蠹者，胆敢分肥挟制官府，锥刀微末，害政实大，此不得不恳请变法，非尽为体恤民艰。此后可虑尤有数端，万一亏折责仓正弥补也。兴议买补后增累后日也，吏胥作奸，出入斗斛不公也，串通商贩绅士藉端渔利也，此必仰赖宪法，方免滋弊，谨拟章程十二条恭呈钧鉴。”制度规定：原每年一次换仓，改为十年一次。为解决粮食朽腐问题，将储麦改为不易霉烂的谷物。并对仓管人员的职责提出了具体要求。但由于官场腐败，这些制度规定形成虚设，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到光绪年间，常平仓由于管理不善，仓内仅存粮四千石，光绪三年赈灾，仓内粮食散尽，尚未能拯救朝邑百姓。为解决朝邑老百姓的吃粮问题，朝邑继任县令黄尊鹗曾想填补常平仓，但“惟朝邑常平仓从前积弊过深，小民无知，一闻买补常平，诚恐覆蹈前辙，几同谈虎色变。若指明以差钱余款买还常平，万一愚民误会，因此抗纳差钱，更致贻误差务。” 因怕朝邑老百姓误解，所以未填补常平仓之粮。光绪三年晋陕大旱，朝邑县饿死数万人的情况，阎敬铭是非常清楚的，为此事他曾在家乡朝邑做过实际调查，他知道是由于官场腐败，导致粮仓管理混乱，而管理混乱又使粮仓没有发挥其惠民的功能，反而成为累民害民之仓。要彻底改变这种现状，最根本的办法就是要防腐败、反腐败。但阎敬铭深知，清代官场的腐败已根深蒂固，而且已侵蚀到各个领域，他是无能为力的。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建民仓，首先改变粮仓体制，脱离官府管理约束，由老百姓自已管理。其次，建立有效的规章制度，用制度约朿仓管人员，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防止腐败，有效地发挥仓储功能，从而解决朝邑老百姓的吃粮问题。笔者认为，这就是阎敬铭倡修丰图义仓的主要原由。
丰图义仓何年何月开工建设，又何年何月竣工？而具体负责工程建设的又是谁？县志及相关资料均记载，丰图义仓是光绪八年开工建设，但没明确具体月份。阎敬铭在光绪十一年六月二十八日，在致王力斋、杨丙山、高放初、霍菊如函中写到：“惠札敬承，一是仓窑工程无不赞，诸兄实心实力精勤备至，学者致用此见一端，拜服无地。各窑工午节前竣，此时计已全完矣。”证实丰图义仓于光绪十一年五月端午节前主体建成。笔者认为，按照大荔地区一般都在开春解冻后，大约农历三月前后开工基建的规律，那么丰图义仓最早开工时间，也应在光绪八年三月前后。如此计算，丰图义仓建设工期应为三年时间，而不是人们推测和媒体报导的四年时间。
丰图义仓究竟由谁具体负责修建？在《阎中堂致王力斋、杨丙山、高放初、霍菊如函》中写道“惠札敬承，一是仓窑工程无不赞，诸兄实心实力精勤备至，学者致用此见一端，拜服无地…。仓窑完竣，诸位尊兄之德普矣，大矣。”另在《阎中堂致丰图义仓兵差车马局函》中写道：“抚藩台函告吾邑情形当为求缓也，寨仓非三数年不可，若日后无须多人照料，则各有家事，以六位老兄中除在局二位不能确辞，四位中切求商留。”这句话透露了两个信息，一是丰图义仓兵差车马局成立于建仓之初，而且是个临时机构，丰图义仓完工后可能要撤掉。二是“丰图义仓兵差车马局”负责具体修建工作的有六个人。这六个人就是信中提到的王力斋、杨丙山、高放初、霍菊如、口维周、口侣岡等人。笔者曾翻阅县志，尚未发现这六个人在政府部门任职，故可以肯定不是官方人员。而函中写道：“诸兄实心实力精勤备至，学者致用此见一端…”。故可认为，这六个人有可能是朝邑县的乡绅与知名学者。对于一个耗资三四万两银子的大工程，阎敬铭知道倡建容易做起来难。他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除给陕西中丞写信说明常平官仓的弊端危害以及建义仓的必要性，以获得地方官府的支持外，为获得朝廷支持，阎敬铭利用适当时机，多次禀奏慈禧太后，最终获得慈禧太后的恩准，并拨付数千银两(具体数字不详)，使丰图义仓得到了启动资金。为募集建仓资金，阎敬铭率先卖地捐银，给朝邑老百姓带了个好头。在选择仓址时，曾有人建议将仓建在朝邑县城内，认为仓成后可为朝邑县城增添一大景观。得知此消息后，阎敬铭立即写信于陕西中丞，谈了建在县城之弊端，要求将仓建在朝坂之上。
丰图义仓主体工程完工后，在准备修建外城时，又有人建议将外城与县城连成一体。阎敬铭认为这样工程太大，用银太多，给朝邑老百姓造成不必要的负担，便于光绪十一年三月，给负责建仓的力斋、丙山、放初、菊如四人写信道：“接连县城工大费钜，诚如来示诸不易为，先就南寨修墉起土为壕，南北就地为垛可乎？南边须斩坡，北边须稍修。”并对修建墉城提出自已的具体想法：“为墉城亦不必过为高厚，稍薄卑于县城似较省事，万一有不测，县城有差，此寨即十分高厚亦不能守 ”及时制止了一些人费工费银的不切实际的想法。为了吸取常平官仓的教训，防止仓粮霉烂，丰图义仓主体工程刚建成，阎敬铭在信中便便对以上四人叮咛道：“今年冬以易麦为谷设法为要，窑过两夏应可干透，空仓平日皆令走风是正理。”因为谷子比麦好保存，建议将储麦换成储谷。考虑到仓建成后要买粮储备，须向老百姓筹款，恐老百姓有其它想法，敢于担当又体察民意的阎敬铭在信中写道：“以后吾邑差钱，仍以二百九十派收，不惟修工需钱，即积谷亦需钱，想吾邑父老不我斥也？”希望朝邑县老百姓理解他，不责怪他。粮仓建成，管理是最重要的。虽说丰图义仓属于义仓，管理人员当由民间人士承担，但这个人选非常重要。
阎敬铭经过长期考察，认为负责粮仓建设的六个人，工作认真负责，廉洁自律，能担当此工作，便在工程刚竣工时，便给六人写信挽留：“力斋、丙山、放初、菊如、维周、侣岡仁兄阁下：仓廒竣工，诸位尊兄之德普矣大矣。诸端来示一一注明，梅翁回里，更望公商一切。诸兄皆有家务，不能常为仓事奔走，弟意求丙山兄，此后不论管差局若不管局，可议定来往薪水与否？仓事必求妥为照料，或添管差局二绅帮同办理，可不另加薪水。若大有更变之事，仍请六位到县会议，然此亦不常有也，此请台安。”信中意留丙山管理义仓，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杨丙山应是第一任丰图义仓管理者。丰图义仓有无规章制度？《禀光绪六年》记载，光绪六年阎敬铭等，仿照苏州丰备义仓及陶文毅公义仓，为县城丰图义仓制订了章程，大寨子仓厫建成后，便沿用了此章程。后于中华民国十四年(公元1925年)阴历九月十八日制定了一个新章程。《丰图义仓新章》共二十二条，具体规定了丰图义仓的性质、机构设置、工作人员的岗位职责及资格任免、财务交接等等。从以上历史文献中，我们看到，阎敬铭为了建好和管理好丰图义仓，可以说是费尽了心血。
在漫长的中华五千年历史中，经历了数百个奴隶、封建王朝，在数以万计的古代官吏中，虽然象阎敬铭这样一心为民的只是少数，但他们却主导着社会主流。在某种程度上，继承和传递着中华优秀文化。他们的事迹代代流传，早已深入人心家喻户晓，至今仍为人们称颂。丰图义仓至今已经140年，是我国目前唯一仍然使用的古粮仓，也可以说是我国仓储文化的代表，其建筑艺术及科学性至今让人称道。我想其中仍有许多不为人知的东西，需要我们去挖掘去搜集，笔者仅从现有的历史资料中，对一些事情进行了浅析，有些可能是错误的，如有知情者诚望指正商榷。
（温孝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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