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定建康志》之地名记载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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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南宋地方名志，《景定建康志》因其编纂体例、著述宗旨、编纂方法的进步而为历代学者推崇。然志书在地名学上也取得了诸多成就，却鲜为人所看重。《景定建康志》的地名记载甚为丰富，涉及山、水、桥、路、坊、里等诸多方面，或以地名统事，或释地名渊源，负载着历史事件的重要信息，蕴涵着较为翔实的地名史料。这些史料既有存史之用，又可资文献辑佚，也有一定的正史、补史的价值。

关键词：景定建康志；地名史料；地名学

《景定建康志》为南宋末地方名志，五十卷，马光祖修，周应合纂。志书仿正史纪、志、表、传体例编纂，除图表外，有十志十传，脉络井然，颇具特色。元人张铉以为，“修《景定志》者，用《春秋》、《史记》法，述世年二表，经以帝代，纬以时地人事，开卷瞭然，与《建康实录》相为表里，可谓良史。”清人钱大昕也指出，《景定建康志》“为《年表》十卷经纬其事，此义例之善者。······而《宋史》不为立传，此书又不入《艺文志》，文献无征，史臣不得辞其责也”。此外，志书类目清晰，标注文献出处，亦为方志史之一大建树，诚如清人孙星衍在《重刊景定建康志后序》中所指出的，该书于“一方掌故，山川古迹，加之考证，俱载出处”；《四库全书总目》里也说它是“援据该洽，条理详明，凡所考辨，俱见典核”。除此之外，《景定建康志》也具有较大的地名学成就，鲜为人所看重。志书载有山、水、桥、路、坊、里等诸多地名，或以地名统事，或释地名渊源，负载着历史事件的重要信息，蕴涵着较为翔实的地名史料。

一

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建行宫于金陵，改江宁府为建康府，乾道、庆元年间，一再纂修地方志书，至景定二年（1261年），周应合又应知建康府马光祖之请而纂《景定建康志》。《景定建康志》地名记载较为丰富，主要集于卷十五、十六之“疆域志”，卷十七至十九之“山川志”，卷二十至二十三之“城阙志”之中。此外，卷五“建康图”、卷四十五、四十六“祠祀志”等篇章也有一定的地名摄取含量。

初步统计，《景定建康志》记载地名1370余处。志书继承汉唐以来我国地名学的优良传统，于地名每每详加考证，“依据音韵文字学与文献学的方法，考证了地名的诸多方面，主要包括：地名用字、地名读音、地名含义、地名指位等。”志书也于地名渊源解释方面多有所为，计约300余处，释名比率几近20%，涉及山、水、桥、路、坊、里等诸多类别地名，不仅包含动物、植物等自然地理地名，也包含人物名、史迹等人文地理地名。《景定建康志》所载地名异常丰富，其地名学成就是值得总结与研究的。除了地名渊源解释、地名考证之外，志书的地名史料价值也是值得肯定的，或以地名统事，于所载山、水、桥、路等诸多地名下负载有历史事件的重要信息，蕴涵着较为丰富的地名史料，而且这些史料也存有部分辑书引文，又可堪供辑佚。

1.存史

志书在地名释文中，之于历史事件的描述往往比较翔实。志书卷十六《疆域志二·津渡》“麾扇渡”条载曰：“晋太安二年，广陵相陈敏据建业，顾荣密报刘准，率兵临江，敏令甘卓越横江，荣与周因卓兵断桥，尽收船于淮水南，敏自出军临大航岸，荣以白羽扇挥之，其军自溃，因以为名。”麾扇渡即今秦淮河沿岸的毛公渡，仅仅借助于一条渡口地名，《景定建康志》便将秦淮河上一场重要的战事记载了下来。这类的例子有很多，比如卷十九《山川志三·洲浦》“张公洲”条记载有梁裴之高曾舟次与此、陈霸先兵破侯景于此等等事件，同卷“蔡洲”条言及陶侃、温峤等人讨伐苏峻事，又比如，卷二十《城阙志一·古城郭》“金城”条载有吴后主露宿金城门外事，卷二十二《城阙志三·园苑》“古乐游苑”条则载有刘裕筑药园垒以拒卢循事等等。

2.辑佚

《景定建康志》之体例向为历代学者所推崇，引书广泛且多有佚书引文存于其间，而又每每著录出处，所以形成了文献的重要辑佚价值。卷十六《疆域志二·津渡》“竹格渡”条即引《舆地志》云，“（竹格渡）两岸要冲处，并以航济。西自石头，东至征虏亭，凡二十四所。平陈，惟此渡独存。今旧桥西是其处。”又比如同卷《桥梁》“镇淮桥”条引《丹阳记》云，“（镇淮桥）吴时南津桥也，名曰朱雀航。大宁二年，王含军至，丹阳尹温峤烧绝之以遏，南众定后，京师乏良材，无以复之，故为浮航，至咸康三年，侍中孔坦议复桥，于是税航之，行者具材，乃值苑宫初创，材转以治城，故浮航相仍，至太元中，骠骑府立东航，改朱雀为大航。”《舆地志》、《丹阳记》皆为历史地理名作，惜皆散佚，而《景定建康志》所征引相关内容也不见于其他文献，此类地名之下引文的文献辑佚价值也就不言自明了。

3.正史、补史

《景定修志本末》里认为，志书编纂必须“定凡例、分事任、广搜访、详参订”，又引用岳麓书院创办者张栻的话说，志书应当“削去怪妄，订正事实，崇厚风俗，表章人材”。这种广为搜访、详于参订考辨的要求，对于保证志书的编纂质量，无疑是有着重要的保证作用，而且志书参考文献丰富，除了保存丰富的地名史料与佚书引文外，所载地名史料，或为他书所未有，或为他书所后有，对于正史、补史也有重要的意义。

《景定建康志》卷五《建康图》附“辨金陵”条载有秦始皇凿断山阜以泄王气之说，实为该说记载之始。志书卷十七《山川志一·山阜》“土山”条又载曰：“土山，一名东山，在城东南二十里，周回四里，高二十丈，无岩石”，道出了东山与建康城之间的距离，这之于《晋书》卷七十九《谢安传》所载谢安即土山而营墅之事，则可以起到补充参考作用。志书卷四十二《风土志一·第宅》载，“是仪宅，在西明门台城之西。考证《吴志》：是仪为人俭让，不治产业，又爱施惠，宅在西明门，甚卑陋。虽处尊官，弊衣单食，帝闻之，幸其宅，求视蔬饭，亲尝之，对而叹息，有所增加，皆辞不受”，所载是仪宅事则为唐中其《建康实录》、南宋初《六朝事迹编类》诸书所未存。同卷又载，“谢安宅，在乌衣巷骠骑航之侧，乃秦淮南岸谢万居之北”，“郗鉴宅，在青溪上”，“宋檀道宅，在青溪”，“范云宅，在今府城东南七里”等等筑宅内容，同样皆不为他书所载，自然可提供一定的补史参考。

二

《景定志》成书之际，正值我国方志趋于定型阶段，其时名志屡出，而《景定建康志》每因其编纂体例、著述宗旨、编纂方法的进步，为历代学者所推崇，在方志发展史上踞以重要地位。志书在地名学上也取得了诸多方面的成就，所载地名蕴含丰富史料，然衡之以苛求的标准，志书在地名学方面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对于其中地名史料的运用不能不详加辨析、慎予选择。

志书卷十七《山川志一·山阜》释“幕府山”渊源曰：“晋元帝自广陵渡江，丞相王导建幕府于此山，因名焉。”按：幕府山得名在三国之前，非因幕府得名，渊源解释有失精审。1980~ 1982年，南京宋家山地区考古发现五凤元年 （254年）、永安四年（261年）的砖地疬券若干方，五凤元年墓距今幕府山东北约3公里，永安四年墓距山约1公里，砖地券上皆有“莫府山”字样，皆当指今幕府山。至南朝时代，仍称作“莫府山”，明陶宗仪《古刻丛钞》中载有“宋故散骑常侍护军将军临澧侯刘使君墓志”，志中即仍存有“琅邪临沂莫府山”字样，南朝宋后，《宋书》乃至唐人《南史》时代，仍然皆作“莫府山”。后人以为名因幕府之事，实未得考于莫、幕相通而已。

卷十九《山川志三·诸水》“溧水”条载，“溧水，一名濑水”，“溧水东流为永阳江，江上有渚曰濑渚，即伍子胥乞食投金处，故又曰投金濑，自濑渚东流为濑溪”，“乡民讹为烂溪”。按：烂为濑之讹，其说颇是，而溧亦为濑之讹，濑即赖，与厉相转，其事需考。《春秋左传》载，鲁昭公四年秋七月，“楚子、蔡侯、陈侯、许男、顿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吴，执齐庆封，杀之。遂灭赖”，赖即濑也；而《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所载皆作“遂灭厉”，唐人徐彦疏曰：“如字，又音赖，左氏作赖。”濑、厉何以相转？《汉书》卷六《武帝本纪》载，元鼎五年（前120年），“甲为下濑将军，下苍梧”，注曰：“濑，湍也。吴越谓之濑，中国谓之碛。《伍子胥书》有下濑船师，师古曰‘濑音赖’”，《说文解字》卷十一上“水部”亦云“濑，水流沙上也，从水，赖声”，濑赖同音相通。又，《庄子·齐物论》载有“厉与西施”，陆德明《经典释文》卷二十六《庄子音义上》曰：“如字，恶也。李（轨）音赖，司马（彪）云病癞。”《尔雅·释水》又载，“济有深涉，深则厉，浅则揭。揭者，揭衣也。以衣涉水为厉。繇膝以下为揭，繇膝以上为涉，繇带以上为厉。”陆德明《经典释文》卷二十九《尔雅音义上》曰：“如字，本或作沥······力曳反”，宋人邢昺疏曰：“言水浅自膝以下为揭，水差深自膝以上者为涉，水若深至衣带以上者为厉。”则厉与濑既有音同，复有义近，或致以厉（音赖）濑相通，复以厉（音历）溧相通，此义未必为非。

卷十七《山川志一·山阜》“大岯山”条载，“一名大巫山，一名浮山”，“坏、岯二字，土人皆音浮，字书未见”。按：同卷下又载有“小岯山”，“岯”乃通名，或乃坏、坯、伾诸字之异体，土人习惯之作。又，坏，音胚，作浮者，土人音讹而致。《景定建康志》仅考其音，未明其是非，所释堪补。据《尔雅·释山》所载：“山：三袭，陟；再成，英；一成，坯”，郝懿行《尔雅义疏》曰：“坯者，当作坏”，《说文解字》卷十三下：“坏，丘再成者也”，盖坏、坯相通，所异者，再成、一成之别而已。又，《初学记》卷五《地理上》“总载山第二”云：“山再成曰坯”，一成或为再成之误。又，陆德明《经典释文》卷二十九《尔雅音义上》曰：“坯，或作伾”，《元和郡县图志》卷十六《河北道一》“大伾山”条云：“山再成曰伾”，复以再成为是。是以坏、坯、任相通，皆指山丘一重，而“岯”即不见于字书，或为其异体。又，《说文解字》曰：“坏，从土，不声”，徐铉校曰“芳桮切”，上古“芳”字或属“帮母[p]”，王力《同源字典》“脂部[ei]”之“帮母 [p]”部中以“妃”字为例，据之可证，故坏、坯、伾、岯之音读作“胚”。

卷二十《城阙志一·门阙》就“古都城门”有所考证，所据文献基础一为唐人许嵩《建康实录》，一为《宫苑记》，依后者认为东晋咸和以后，古都城立城门数量达至12，并断定前者记录为误。按：据《宋书》、《建康实录》所载，建康都城立门8座，12门之说或为附会，所判《实录》误录之说，持据未备。《建康实录》卷七《显宗成皇帝》载：晋成帝咸和五年九月“作新宫，始缮苑城，修六门”，并注云，六门，乃都城门。六门计：南垣陵阳门（宋改名广阳门，世谓尚方门）、宣阳门（本吴日门，宋或曰白门）、开阳门（宋改名津阳门）、东垣清明门、建春门（宋改名建阳门），北垣即宫城而无别门，西垣仅西明门。《宋书》卷五《文帝本纪》所载相同，并云，至宋文帝元嘉二十五年（448年）夏四月，“新作阊阖、广莫二门，改先广莫门曰承明，开阳门曰津阳”。朱偰《金陵古迹图考》认为，新作的阊阖、广莫二门，是指都城门，而先前广莫门为宫城门。这样，至南朝宋，建康都城门已增至8座。《景定建康志》引《宫苑记》考证曰凡十有二门，计：8门之外，别有东面最南之东阳门，北面最东之延憙门、次次西之玄武门（齐改名宣平门）、最西之大夏门。《景定建康志》还指出陈改广莫门为北捷门，除此之外，更认为：“《宫苑记》陵阳、宣阳、开阳三门与《实录》所向皆同，惟清明门在南面最东，而《实录》乃在东面最南，今以《宫苑记》北对延意门证之，即《实录》误矣。”《宫苑记》，史载有《六朝宫苑记》与《南朝宫苑记》之别。《宋史》卷二百四《艺文志三》云，“许嵩《六朝宫苑记》二卷”，其后又载曰“《南朝宫苑记》一卷”，而《宫苑记》12门之说与许嵩《建康实录》所载差别殊异，则此《宫苑记》当为《南朝宫苑记》。又，《宋史》之前，《太平御览》卷首《经史图书纲目》、《直斋书录解题》卷八《地理类》亦仅载存《南朝宫苑记》目录，《解题》并云“不知何人所作”，而《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与其两书均未有记载，是以《南朝宫苑记》且或为五代或宋初之作品，时距隋平荡陈建康城，更较《实录》为远，而记载反更详尽，有失可信，12门之说或为附会魏晋洛阳十二门之制，或是《周礼·考工记》“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道”的理想原则。

三

地名是历史的一面镜子。作为一部地方志，《景定建康志》虽然不是专门的地名学研究著述，但志书所取得的地名学成就仍然是十分可观的。志书记载千余地名，于地名考证、地名渊源解释多有所为，又以地名统事，使之负载丰富的历史信息，更有其重要史料价值。其地名渊源解释分作动物地名、植物地名、人物地名、史迹地名等30余类，涉及山、水、桥、路、台、观、坊、里等诸多释名对象。《景定建康志》在地名渊源解释的过程中，对宋代以前的一系列地名命名的原则有着虔诚的继承，包括东汉应劭《汉书集解》、《汉书注》、《地理风俗记》等著作中总结出的气候地名、物产地名、人物地名、避讳地名等原则，刘熙《释名》提出的因水为名的命名原则，南朝宋盛弘之《荆州记》总结出的因山为名的原则，唐代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完整总结出的年号地名原则，等等。但同时，《景定建康志》也有着积极的创造与发展，如其在继承别名概念的同时，于俗名、异名等等概念也有着广泛的运用；所谓因冈为名、因江为名，则实际上是因山为名、因水为名的继承与发扬，是其进一步具体化的表现；虽然没有能提出明确的声音地名、功用地名、对比地名的原则，但其概念也已得到基本上是最早的运用。志书能够取得如此诸多方面的成就，有其多重原因所在。

其一，《景定建康志》直接继承了前人有关的地名渊源解释成果。志书举凡引书皆名其目，这在文献体例方面故有其示范意义，而于地名渊源解释、考证等工作，则也直接明了地反映出成果继承关系，从相关引书的时间跨度及引书的体裁来看，是比较广泛的。志书在参引旧志、续志数量较大，此外也多有六朝以来的正史、地志、文集、笔记等，卷十六《疆域志二·道路》“姜巴路”之考释征引自《真诰》、同卷《桥梁》“饮虹桥”、“高桥”之考释则分别参考了《建康实录》、《金陵故事》；卷十七《山川志一·山阜》“石头山”之考释援引了《舆地志》，而“覆舟山”之考则参考了《旧志》与《宋书》；又比如卷十九《山川志三·井泉》“白骑泉”的渊源解释出自石迈《古迹编》，同卷《洲浦》“概洲”、“烈洲”则分别引自《南徐州记》、《北征赋》；卷四十六《祠祀志三·寺院》“龙光寺”的渊源解释则本自《高僧传》。

其二，有着重视地名的观念或是传统。《景定建康志》于卷五《建康图》下专以地名考辨附之，以如此体例安排，即表明编纂者对地名的一种态度与观念。而志书中又多次记载马光祖亲书地名标志的事迹，从中亦可窥知其时人们之于地名的一种观念或是传统。地名具有强烈的社会性、单一性和稳定性的特点，其标志是地理实体的语言文字化，书写是否规范、设置是否醒目，对于人们的联系与交往可以产生直接的影响。马光祖比较重视地名标志的设置与书写，如卷十六《疆域志二·桥梁》“东虹桥”条即载曰：“在行宫之左府治之北，景定二年马公光祖重建，自书桥榜”，“太平桥”条又载，“在运司西南，旧名钦化，俗呼为笪桥，景定二年马公光祖重建改今名，自书榜，跨运渎。”

其三，重视考察采访。《景定修志本末》中提出的修志原则之一即为“广搜访”，志书声称“纂修既欲其备，搜访不厌其详”，“凡自古及今，有一事一物一诗一文得于记闻当人图经者，不以早晚，不以多寡，各随所得批报本局，以凭类聚考订增修”，通过考察采访与考订结合，从而得到更为丰富更为准确的信息。从地名渊源解释与考证的结果来看，的确是付诸行动而又有所成就的，如卷十六《疆域志二·桥梁》“白下桥”条记载曰，“一名上春桥，在城东门外，其侧有白下亭”，“白下之义，访诸故老，无传焉。宋元徽间征北将军张永屯白下，唐武德中迁金陵县于白下村，其地盖在东晋白石垒之下也”。又比如卷四十六《祠祀志三·寺院》“法宝寺”条又记载，“亦曰台城院，乃梁同泰寺基之半也，今在行宫北精锐军寨内”，“法宝寺老僧犹能记其祖师之言，谓今行宫城后门乃梁陈宫城前门，今法宝寺门墙外即梁大通门也”。

作者：张可辉 李子白

来源：《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选稿：宋柄燃

编辑：杨 琪

校对：郑雨晴

审订：黎淑琪

责编：汪鸿琴

（由于版面内容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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