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康生妻子曹轶欧的人大代表和中央委员身份被撤销，仅保留党籍。按照惯例，她已经不具备继续使用中央机关干部宿舍楼的权利和资格了。

得知康生、曹轶欧受处分的消息，前国家领导人少奇同志的遗孀王光美抑制不住压抑的心情，当面要求曹轶欧搬出干部楼。

面对曾经受到自己和丈夫残酷迫害的开国元勋夫人，曹轶欧并无悔意。她直言：“我对革命有功，你们无权赶我”，而对王光美的要求置之不理。历史是公正的，康生和曹轶欧犯下的错误，始终不会被忘怀。

不光彩的缘分

1927年，化名张叔平的康生在上海结识了担任沪西区委书记的李应臣，康生当时的职务是闸北区委书记。同为山东老乡，又是革命战友，康生和李应臣的妻子曹轶欧还是旧同学，三人之间来往甚密。

康生已有妻室，妻子陈宜在家乡为他抚养一儿一女，并未跟随他一同来沪。不久，李应臣离开上海回老家寻求资助。让他想不到的是，自己委托康生照顾妻子的举动，竟然促成了他俩之间的“好事”。

回到山东没多久，李应臣就听到了康生和曹轶欧同居的消息。被革命同志挖了墙角的李应臣恼羞成怒，没有再回上海，而是投靠了国民党反动派。李应臣的叛变，给了康生堂而皇之的理由，他和曹轶欧“顺利”结婚。

在曹轶欧的回忆文章里，她把这段不怎么光彩的历史充分美化了一番。在她的描述中，她和康生顶着反革命政变的风暴，坚持投身革命，为我党在上海地下工作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抛开为人诟病的私生活不提，早年的康生和曹轶欧，确实算是兢兢业业的革命者。康生的家庭环境不错，他自幼接受传统教育，还未成年就掌握了双手书法的绝技。

加入我党之后，康生的发展始终顺风顺水。32岁的时候，已经担任了中组部部长的重要职务。对于曹轶欧来说，才华横溢又擅长政治拿捏的康生，显然是比李应臣更合适的如意郎君。

从三十年代的延安整风运动开始，康生就暴露出了极“左”的思想倾向，经常给政见不合者随意扣“帽子”，加以斗争和攻击。作为康生的妻子，曹轶欧对康生的做法，从来都是举双手赞同的。

亏心事做多了的下场

建国后，康生以党内理论研究方面的专家自居，把持着中央理论小组和党校等方面工作。特殊历史时期开始之后，康生担任了“文革”领导小组的顾问，为了扩大政治影响，进行了大量推波助澜的活动。

不甘寂寞的曹轶欧，在这一时期开始担任康生办公室的主任，和康生开始了“夫唱妇随”的造反生涯。

在林、江的支持下，康生和曹轶欧以党校为基地，先后迫害了少奇同志、小平同志等老革命家，颠倒是非，黑白混淆，王光美同志承受的12年冤狱之苦，也和他们脱不了关系。

曹轶欧最“引以为傲”的成就，是在进驻北京大学期间，煽动聂元梓等人公开发表了全国第一张“大字报”。从此，以大字报的形式，攻击领导干部，对他们施以无中生有的诬陷和诋毁在全国范围内大面积兴起，严重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秩序。

1975年12月，康生在北京病亡。病重期间，善于审时度势的康生已经敏感地察觉到了“四人帮”集团的穷途末路。他充分发挥了自己两面三刀的特性，主动向周总理等领导同志揭发江、张等人解放前的“黑历史”。

康生的算盘打得如意，他为自己在去世后争得一系列革命功臣才配拥有的褒奖。粉碎“四人帮”之后，康生的罪行在八十年代被彻底揭露。而曹轶欧，鉴于她在革命早期做出的贡献，组织上并没有对她过分追究，尽量保障了她晚年生活的体面。

人前的曹轶欧，维持了一贯的强势姿态，拒绝向任何受害者道歉。不过，根据资料记载，曹轶欧人生的最后几年，生活得并不安稳。她患上了严重的妄想症，经常在大白天里嚷嚷见了鬼，晚上睡觉还会梦见冤魂索命。

世间哪有什么鬼魂？无非是亏心事做得多了，于心难安罢了。1989年，曹轶欧在北京病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