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12月25日，时任军委副主席的刘华清和张震联名，发表了一篇《追忆粟裕同志》的文章，特别指出，1958年，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对粟裕的批判是错误的，是历史上的一个失误。

1958年5月，粟裕受到了批评，原因有很多，主要原因有三个，第一个是在部署攻打马祖列岛的时候，粟裕在未经批准的情况下，向福州军区皮定均、南京军区等前线部队下达了作战部署。

第二个就是属于在陪同访问苏联期间，擅自向苏总参谋长要军事资料，这是违反外事纪律的，如果上升到两国关系问题上，就是外交大事，第三个是粟裕以总参谋部的名义调志愿军回国，应该由军委或国防部下令才行。

这三个问题可以归纳为“越权”，在批评粟裕的时候，有人批判他向上要权，找依据找到国外去了，其根据就是他找苏总参谋长要材料，客观上粟裕这三件事做得确实不妥当，而且这些问题可以被放大。

一开始对粟裕的批评仅限于少数将领，然而随着参会人数的增加，会议上的发言越来越杂乱无章，后来会议人数增加到了1400多人，几乎军队的高级将领都被通知参加，要求他们从三个方面揭发粟裕。

第一是粟裕不尊重领导，不团结队伍，第二是伸手要权，第三是挟洋自重，典型的就是粟裕找苏联总参谋长要资料，在当时的环境下，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把粟裕的问题放大，尤其是追究细枝末节。

导致粟裕的问题被夸大，造成了对他错误的批判，在一些人别有用心的鼓动下，一些老部下也站出来批评粟裕，也有人拒绝落井下石，尤其是“叶王陶”三人，他们在当时的表现令人敬重。

“叶王陶”分别指叶飞、王必成和陶勇，他们三人都是粟裕的老部下，在抗战时期就跟随粟裕作战，是粟裕战胜敌人的三把尖刀，他们对粟裕的为人是清楚的，自然不愿跟风去批判粟裕。

他们被强制要求站出来揭发粟裕，叶飞的办法很简单，来个“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不管是谁来劝，以什么理由劝说，叶飞就是不开口，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他们想给叶飞定罪，可是找不到理由。

王必成的面对这样的强制要求时，他应对的办法让人意外，他胆子很大，王必成在会上发言，直言自己奉命揭发粟裕的“大阴谋”，但是他却说粟裕向军委提出进行淮海大战，这是功劳大。

接着他说粟裕的“谋”，王必成搬出了伟人，说这一点他老人家最清楚，至于粟裕“阴”的一面，王必成自称没有体会过，请那些知情者出来揭发，供大家学习，王必成的发言令许多人都感到佩服。

陶勇应对的方法则显得高明许多，陶勇表示自己识字不多，不会写材料，让他们把东西写出来，自己念就行，没想到陶勇在发言的时候，直接说这是某某领导的秘书写的材料，我有些字不认识，念错了大家别笑话。

结果陶勇才开口念了几句，原本严肃的批判大会就顿时笑声一片，陶勇把一些字念成“圈圈”，引起哄堂大笑，他们批判粟裕的目的自然落空了，三位老部下用自己的方法维护了老上级粟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