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春林 | 九一八事变中的张学良财产送还事件

本文原载于《社会科学辑刊》2023年第5期，第230-2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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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辽河文化论坛]

〔作者简介〕王春林，历史学博士，辽宁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民国政治史、抗日战争史。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多项，出版学术专著《地域与使命：民国时期东北大学的创办与流亡》，并在《清史研究》《抗日战争研究》《史学月刊》《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等CSSCI期刊发表论文10余篇。

〔摘　要〕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军抢夺了张学良的财产，本庄繁最初顾念与张学良的旧谊，对财产予以保护。张学良虽然心疼财产，却不便公然索取。在日军大肆侵略的背景下，本庄繁公开送还了张学良的财产，张学良不断辟谣，最后断然拒绝。张家女眷却有不同主张，索取财产的诉求当主要源自她们。张学良财产送还事件反映了张的义利之辨，其间不无舆论的压力，也折射了本庄繁的险恶用心。在不抵抗政策下，张学良也要面对可能失去财产的窘境，而财产则成为日军辅助侵略的工具。

〔关键词〕九一八事变；张学良；本庄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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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九一八事变中的张学良财产送还事件》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军随即占领了沈阳城，进而公然抢夺各机关及要人的财物。其中张学良的财产尤为引人注目。它既反映了日军的残暴，又折射了东北要人的义利之辨。既往九一八事变研究多关注国民政府和张学良对日本侵略的应对以及中日两国间的博弈，对日军掠夺的研究多集中在金融机构以及相关产业上，对东北要人的财产仅略有涉及，而对本庄繁在事变中的作用则多集中在军事和政治上。与之相应，张学良与本庄繁对张学良财产的态度以及财产的去向已演成故事，其间张学良大义凛然，本庄繁则假仁假义。事实上，事件真相要复杂得多，也反映出九一八事变中中日两国主要当事人的心态以及私人交谊，这是宏大叙事的研究容易忽略的。因而笔者尝试梳理日军抢夺、送还张学良财产事件的来龙去脉，探析其间张学良与本庄繁两人的心态以及应对，进而透视双方作为的意义与考量。

一、日军抢夺财产与本庄繁的暧昧态度

张学良在沈阳的私邸俗称帅府，继承自其父张作霖，外观颇为气派。曾在幕府的陈灨一描绘其“画栋雕梁，奇石巨柱，若王侯邸第”。张家经两代积累，财产颇为丰厚。陈灨一提到“五太太衣不必丽，食不必丰，子女不必众，金钱则愈多愈妙，夜光之珠足以斗量，金砖之积能成屋宇”。更具说服力的说法来自第二代女主人于凤至，她提到“大帅遗留的巨大财富”。张学良则承认“有五六千万家产”。张学良喜好收集字画和古董，这是他较为看重的部分。1930年1月13日，时任东北政务委员会主任秘书的金毓黻“诣崇古斋，为长官商购古币”。甚至在西安事变后的幽禁时期，张学良的行李仍“大多数是字画，也有古董”。

1931年9月18日晚，九一八事变爆发。19日晨，日军进入沈阳城，随即开始抢夺要人的财物。据时在沈阳的荣臻报告：“日军一排约三十余，由小西门入城，由指挥者抄搜帅府及边防军公署。”“向当局者各私邸，施行严密搜查，将贵重物品，席卷一空。”张学良报告时也提到日军“搜索私宅”，“其他生命财产之损失，更不容查知其详，故不能以确数说明”。

帅府原本警卫森严，“自辕门至内寝，警卫节节荷戈而立”。但该卫队也奉命不抵抗，“除缴械外，全身均被搜摸一空”。浩劫之后，帅府已成一座空宅。一位路过者描述道：“有一大公馆楼房，巍峨宏大，闻系张公馆，该公馆除门旁站岗日军外，在马路对过，并对公馆院内架机枪一挺，一日兵伏于枪后作预备放式。”

其间，本庄繁的态度耐人寻味。事变爆发时，本庄繁及关东军尚无占领东北的打算，而只是占领南满铁路沿线。“军司令官还没有下决心进攻，但内心也想先将本军主力集中至奉天，以便解除中国军队的武装。而幕僚却提出了这样的方案：在当天已经交战的奉天城，将攻击任务委令第二师团长予以部署；营口、凤凰城，先断然实行解除武装；对长春，则可予以监视。军司令官表示同意。”19日，本庄繁才有意乘机解决东北，他“采纳幕僚们的献策，认为当今事态既已如此严重化，不一举解决满蒙问题，将会遗恨百年”。本庄繁事后还向张学良的人表示，“他到了奉天一看，事情已经这样子了，怎么收场呢？他说他两三天都不知道怎么办，便请示一下上面怎么办”。

1931年9月22日，在关东军高级将领会议上，“军司令官认为请回张学良谋求日满亲善，已经是绝对不可能的，那样做反而会给今后留下难解的祸根，遂呈报具体计划”。该计划指《满蒙问题解决策案》，拟“建立受到我国支持、以东北四省及蒙古为领域、以宣统帝为首脑的中国政权”。此时，本庄繁解决满蒙的决心似乎很坚决，但数日后天津《益世报》披露了其邀张学良返回维持治安的消息：“本庄关东军司令官，为收拾此次之事件，昨夜派特使往谒滞留北平之张副司令，陈述南满之治安维持，经日本军队担当，现已恢复，请求张副司令，即速回沈，亲自维持东三省之治安，倘若赞成此项主旨，日本军将于能力所及之范围内与以援助。”同日的《盛京时报》发布了本庄繁信函的内容大略：“予与已故张作霖氏交情至厚，乃希足下急即东返，维持东四省之安宁秩序，因予不禁思及与足下之交谊，足下如出任此重大任务，微力所及，不惜为足下计。”然而本庄繁却否认此事。

但不能根据本庄繁的否认即断定绝无此事。在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笔下，本庄繁“本是一位温厚的中国通，具有丰富的常识，绝不是做事鲁莽不计后果的人。在对华关系事务的处理上，作为军人也是很稳健的，从来没有差错。他的许多基本观点同我们大体一致，即对此次事变中诸多问题的处理，似乎也颇具识见”。日本军部一些将领甚至认为“本庄太中国通了，同张作霖好得过份”。张学良也亲口证实：“我跟本庄繁是好朋友，很好的朋友，我上日本也是他陪我去的。”事变爆发后，本庄繁对张氏父子并未忘情。在1931年10月3日起草关东军公告时，“军司令官念及张家的情谊，削除学良字样，按板垣参谋的指点，修改了若干字句，圆滑了”。所以，本庄繁极有可能发出了这样的邀请，但在情势演变后断然否认。

二、张学良财产的还与拒

1931年9月28日，张学良在北平市民大会上表示：“个人无论地位生命，皆可牺牲，但决不做卖国之事。”张的表态大义凛然，但事实上张等东北要人对财产甚为挂念。9月23日，蒋介石就写道：“汉卿派万福麟来京，要求外交早日解决，斤斤以官长之财产与东北之痛苦为念。闻之心痛。”10月14日，时任军事参议院参议的东北军将领高维岳也建议：“为保存实力计，宜将有资财者运至平津，以备急需。”否则“均被外人取尽，复用难矣”。15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还“推代表赴顺承王府晋谒张副司令，请电中央向国联声明”，不承认“十八日后关于东北财产之一切契约订定”。在这种背景下，围绕张学良财产的纠葛似乎并非空穴来风。

1931年10月8日，天津、沈阳的三家报纸同时报道了张学良财产将运来北平的消息。《大公报》称：“张副司令因挂念沈阳本人之家财散失，曾派使者向关东军司令官交涉，已得快诺，业于本日运向北平。”但该报同时辟谣称：“昨据向官方详询，谓并无其事。”《益世报》的报道与《大公报》基本相同，只是没有辟谣的部分。而《盛京时报》的报道甚详，又若有其事：“滞留平中之张学良，自事变后，关于沈垣自己财产，甚为悬念，乃派人来沈，恳请日军司令官，允许将其家具等物，运往北平，日司令官因思旧谊，准如所请，现由国际运输公司，赶装捆包，日内即往平交予。”其间，张学良和本庄繁的形象高下立判，甚至运输事宜都讲得很清楚。为免不良影响，当日张学良亲自出面辟谣：“沈阳事变之后，国破家亡，何惜私产，日方捏造事实，含血喷人，其所以毁余个人者，可谓无微不至。”张的言辞仍然正气凛然，听来也合乎情理。

但当时舆论对张学良的不抵抗甚为痛恨，因而对财产一事遂不加分辨地表示不满。10月8日，天津的失意政客白坚武写道：“报载张学良与日人商洽运回辽宁私财，可谓全无公义，丧尽华人面目，真二三十年来未见未闻之事也。”10月12日，冯玉祥也注意到“还张私产事”，连同日机轰炸锦州等事，使他异常愤慨：“看来真是痛心万分，如火烧手，如刀刺心，如坐针毡上矣。”

或许承受了较大压力，1931年10月21日张学良再次澄清道：“本人从未向本庄索回私人财产，如日方果送来，亦当拒绝，以明心迹。”但同日日方“通知张氏，谓已有物件数百箱运至塘沽切请派员接收，张氏亦经拒绝”。某方还披露了事件的因缘：事变后本庄繁曾派人来表示财产已“妥为保护，如有需要，可立刻送平”。张答以“早已置之度外，殊无运平必要”。本庄繁又去电告知对张作霖灵柩“已经饬部加意保护”。张学良复电感谢，又提到财产“不便过问，亦不愿预闻”。其后日方即宣传张索要财产，“意图破坏张氏名誉”。最后宣称“私产并未到平，是否起运，亦不得知”。据其口吻，显然是张学良方面的解释，张对此事完全撇清干系，但张的态度也有点暧昧。

其间，报纸对财产一事持续关注。1931年10月17日，《盛京时报》刊载了部分包裹的照片，并说明“此图不过为一部分，全体共五百捆，需货车五辆”，且注明“十五日在车站撮影”。10月22日，该报又详细报道了张学良财物的数量以及运送线路：“国际运输包运其所有什物等，约四百七十一个，于十七日午后四时搭南满车由奉天运到大连，即行送往埠头，装去津之天潮丸，于廿日启碇，运往天津矣。”《益世报》则提供了天津方面的情况。23日“夜七时十五分，忽有日兵十六人，押运大箱三十四只到平，内系何物，尚未探悉”。在此敏感时期，该报虽未明言运输何物，送给谁，但却极易引起读者遐想。

通告张学良接受财产的是日本驻华使馆副武官永津佐比重，张学良当面拒绝接受。张对此印象深刻：本庄繁把我“所有家产（装）两列火车给我送去了”。“他说你是不能回东北了，所以我把东西给你送到北京。他自己花的钱。”“我当时就回应他，他这等于污辱我。”“你（应该）送回来是国家的地产，不是我的家产。”“你对我可能是好意，你要不拿回去，不是我羞辱你，我在北京放把火，都烧了。”在另一份口述中，张则提到是“三列火车，送到北京正阳门外车站”。他大为生气：“我是地方长官呀，我决不拿我自己东西。”盛怒之下，张“当即立电塘大公安局局长梁济，令其严行拒绝，万勿收受”。

此事也被国民政府诉之国联：“中国代表团今日交国联秘书长，由南京发来十月二十二日之电报，抗议日本将张学良留在沈阳之公私财物，一概运走。”该电报提到日方“将放还彼之家财，因彼等已不许张氏再返沈阳矣”。其间传递了一个重要信息，即日方拒绝张学良回沈。张学良的反应很大程度上也源于这种刺激，但多年后其记忆则主要在财产方面了。10月26日，张学良进一步澄清道：“此事极易辩解，盖际此东北民众极端困难之时，本人绝无是项请托。”

在张学良拒绝接受后，1931年10月27日张学良财产数十箱“由日兵押运津日界暂存”。29日又称：“运赴海光寺日本兵营存储……该驳船下午一时靠岸，至七时始行运卸完竣。”财产的数量与时间差别较大，或许分批运来之故。张学良也提到，本庄繁送来的“不是所有的”，沈阳当还有一部分。

当时很多东北官员都在抢运财物，这是人之常情。代理东北边防司令长官的张作相派副官将锦县原籍财物“由北宁路备妥专车一列，定日内连同眷属物品，一律迁移北平”。而熙冾似乎有意仿效本庄繁的做法，整理了张作相在吉林的财产，“其现金及可移动之部份，正为向北平秘密运输”。坊间还盛传万福麟之子万国宾携600万巨款潜逃之事。根据稍后万国宾极力弥补亏空的做法，甚至“电请北平万福麟，代向花旗总行交涉”，此举似乎来自万福麟的授意。而吴俊升的遗族走得更远。投靠日军的洮辽镇守使张海鹏“将吴俊升之遗产没收，作为军饷”。吴俊升眷属遂“赴北平谒张学良，鼓吹讨伐张海鹏”。张学良显然无意出兵，吴的儿子遂作了不同的选择。日本人把他的财产都还给他了，但有一个条件，不能给中国政府做事情。张学良对其甚为鄙视。

张学良从小锦衣玉食，有拒绝接受财产的气魄。但张直到晚年还有些心疼，日本“夺了我的财产”。“我那画都很值钱呀。”事实上，张学良在财产问题上有些矛盾。一方面，张学良不得不顾忌社会舆论的压力，他不断辟谣就是明证。另一方面，他也不愿低头：“我就是这么倔强的一个人。”而张的眷属并不赞成他的做法，“我的家里亲戚包括父母都骂我说，你这个小子”。当时张学良掌握着帅府的主要财权：“大的财产权都在我手里呢，小部分不在我手里。”

因此张学良的眷属便出场了，因为财产也有他们的一份。据《本庄日记》记载：10月4日，“张学良夫人委托池田正贤医生来希望领取物品，遂决定将帅府的财产全部送还”。于凤至作为帅府的女主人，自然要体恤张学良的难处，也要对所有眷属负责。10月13日，本庄繁又记道：“大津吉之助氏受五太太等人委托来说明行李等事。”五太太是张作霖时代帅府的女主人，她的面子自然更大。所以，索要财产一事当主要源自帅府的女眷们，但张学良痛惜财产的失去也毋庸讳言，本庄繁等人遂有意将此事归在张学良头上。张学良与女眷们并非没有演双簧的可能，但在众目睽睽之下送还，张学良反而不能接受了。

送还之举部分反映了本庄繁与张家的情谊。有些日本人也想在财产方面提供帮助，“大仓就出来跟我说，你把你的家财，可以托付给我，我给你代为保管”。但张学良并未接受，“我说你别客气”，“（以前）我们是朋友，但今天我们是敌人，我说你愿意拿你就拿，没关系”。而本庄繁在财产问题上也并非感情用事。在10月18日本庄繁给侍从武官的报告中附有《行政善后处理要领》，其中提到“属于旧军阀的官有财产，以及相似情况的财产中有需要的，则以兵力给予保护或监视，致力于防止因掠夺等行为造成钱与物品的散失”。张学良的财产自然也在此列。日军可借此安抚东北要人，或者抹黑他们，财产遂成为辅助侵略的工具。因此，很难说本庄繁之举用心纯洁。他虽以旧谊为名，却极易使张学良陷入更为不利的境地。竹下中佐在回答国联调查团的询问时就称此举“经过本庄将军的特殊考虑”。而其间本庄繁的态度已悄然改变。当记者叩询日军撤退之可能时，本庄繁回应称：“余将此事请君自行断定，君以此举为可实行否。”转而却提到“昂昂溪司令官之作战态度，系张学良氏所鼓励，已引起东北之地方战争”。显然，此时本庄繁已抛下与张学良的旧谊，而致力于解决东北了。

三、余论

九一八事变中，财产是中国方面损失的重要部分。这在一般民众给国联调查团的呈文中被反复提及。因此，张学良与东北高官的财产诉求未可厚非。但在东北大部沦陷的情势下，东北高官却不便过于强调其财产损失。赵四小姐曾谈到他们在中日战争中三次失去财产，九一八事变这次无疑损失甚大：“家里的东西通通都没有了。”事变中，各界批评张学良的声音较多，张学良财产事件遂成为一个发酵点。但国民政府对张仍很倚重。邵力子就表示：“吾人论人论事，应就国家大体利害上着眼。”张在东北易帜、中原大战及主政东北期间均有功绩于国家。“敌人之所欲毁坏者，即吾人所当爱惜。”而张确实是在国民政府的指示下应对日本侵略的，财产损失也是不抵抗的结果。

张学良的财产事后并未被送回沈阳。据片仓衷回忆：“可能是在战乱中丢失了，至今去向不明。”而1932年1月18日的《满洲事变机密政略日志》则记录了这样的内容：“永津中佐似企图同天津军谋略两断，拥立张作相、张宗昌，以期京津政权之安定，让张学良下野，其私有财产予以保护，并发裁军费银100万元。”但片仓、板垣等人都不同意。虽然未能实现，但财产的诱饵作用却十分明显。而据张学良称：“他回去把这些东西都拍卖了。”

拍卖是日军处置东北要人财产的惯例。顾维钧指出：当地官吏的不动产为被“视为无主之产而售卖之，以为当地政府之利”，最终“皆为日人以极廉之价取得”。1933年8月1日，张学良的部分财产在沈阳被拍卖，这应当是没有运到天津的部分，其中没有字画，价格也确实很低，“投标最高的是第三号40060日元，最少的是第五号1560日元”。《大公报》也报道了此次拍卖，“得价约十万元入库”。而留在天津的部分也被拍卖，其后用作日军的侵略经费。1934年4月26日，天津市党部委员童耀华在国民党中央常会“谓日寇于今春在津组暗杀团，其款则取之于在沈阳没收张学良家产拍卖之费”。在张拒收财产后，“日寇乃以拍售，约价一千余万元。”

九一八事变使东北要人的财产损失很大，但多数人还可以维持生活。部分东北要人在平津原本就有寓所，如张学良的寓所是原顺承王府。张作相在天津的寓所在“法租界三十二号路”。于凤至还曾发起华北妇女救国团，计划募集巨资救济死亡难民、士兵，其参加者多为东北要人之妻。而张学良原本在东北还有大量房产、地产和实业等。其后天津《大公报》报道了张作霖五夫人在大连被拘的消息，她就是前往处理其他财产的。此报道反映了张学良眷属进一步处理财产的意愿，也是对张的间接抹黑。

张学良财产的送还是个很容易被炒作和抨击的事件，深谙中国人处世之道以及张学良个性的本庄繁不会不清楚其中的利害。张学良的财产在当时已超出作为张个人财产的意义，而更多地代表了东北主政者的爱国心与操守。因此，送还财产对本庄繁而言，是送去了一盆脏水。对张学良而言，最好的办法就是拒绝。张数次辩白，尚且不能完全自证清白。若稍有迟疑或部分接受都会授人以柄，正可为日寇和国内反对力量所利用。见利忘义，有家无国，自然无资格主政东北，也不会把东北治理好，正好便于日寇名正言顺地清除张学良势力。因此，从往来函电、舆论宣传到大张旗鼓的送还，张学良财产送还事件的前前后后更像是一场事先设计好的阴谋，抹黑、诋毁张是日方的主要目的。这与关东军在军事上的大肆侵略以及日本内阁在外交上的百般狡辩共同构成九一八事变的一部分。张学良窥破了本庄繁的诡计，应对较为得体，舆论则不免随之起舞。

作为事件主要当事人的本庄繁和张学良直到晚年对彼此仍有复杂的感情。本庄繁在日本战败后写的《满洲事变之本质》流露出对张学良的怀念：“假若当时学良将军身在满洲……纵然不能防事变之爆发于未然，也不致使事变如此扩大化，或许反倒会转祸为福，进而构成日满关系乃至日华关系全面正常化之端绪。”张在接受采访时也有类似表示：“我很想念本庄……提到本庄，我便抑压不住悲伤的心情。”时过境迁后，两人似乎有些“相逢一笑泯恩仇”的味道，但这并不能掩盖九一八事变中日本关东军抢夺财产的残暴以及利用财产辅助侵略的险恶用心。

附 本 文 题 录

1. 王春林：《九一八事变中的张学良财产送还事件》，《社会科学辑刊》2023年第5期。

2. 王春林.九一八事变中的张学良财产送还事件[J].社会科学辑刊,2023(05):230-236.

文章来源：《社会科学辑刊》编辑部

图文编辑：李冠莹

责任编辑：井　海

审 核：李学成

2023年1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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