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帝王为了笼络朝廷重臣，不仅在生前会给予加官进爵的封赏，在死后也会有一系列的优待，比如赐爵、赐谥号、建祠立传、派皇子大臣致祭等。不过，古代又有“反葬之礼”，自汉唐以来大臣死后，按例都要将灵柩运回原籍安葬，那么这就牵涉到一个问题那就是入城治丧。

何谓“入城治丧”呢？原来古代时，由于封建迷信和阴阳拘忌之说，认为死在外地的人进城会带来不祥，即便是死在郊外也不能入城，更别说是将灵柩抬回家中了。当时的守城兵丁并尤其忌讳灵柩入城，他们百般阻拦，在没得到官方允许的情况下，也是断不会放行的。

作为官僚集团，官员的身份地位自然要高于平民，但他们也不例外，如果死在外地没有皇帝的特旨灵柩是不能入城的，这种习俗流传了上千年，到了清代时同样如此。尤其是省城和京师这些重要城市更是控制的非常严格。

因此，清代的皇帝将入城治丧当作是奖励大臣的一个荣誉。清廷规定，官员卒于任上及其父、母、妻之丧，一律要回原籍安葬，并要照会地方官，如果是一般的小城通常情况下都可以入城治丧。若是官员原籍在京师，只有二品以上大员才有资格请旨入城，至于准不准还得看圣意。

同样，各省的省城同样不能入城，非勋绩大吏、阵亡官员，照例不准穿行。京城要求就更高了，非赐谥大臣、阵亡将帅，奉旨后方准入城治丧。故而，清代官员将入城治丧视为至高的荣誉。

入城治丧之典有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规定：出征病故官兵骸骨归旗，准其入城。但是，此后极少有入城治丧者。直到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才明确规定：“凡官卒任所，或父母与妻丧，许多入城治事。”但实际上入城治丧的仅仅是少数。

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内务府慎行司郎中鄂素死于通州任所，康熙帝谕旨：“郎中鄂素，病卒于官，深为可悯，著护柩入城归第。”当年，鄂素年仅四十一岁，也创下二百年来小臣入城治丧的先例，至大清灭亡，这样的例子再也没有出现过。下面例举一些大臣入城治丧的例子：

雍正七年（1729年），雍正帝特降谕旨：署理直隶总督何世琪卒，加礼部尚书衔，并于司库内赏银一千两。其柩起行之日，著省城官吏齐集奠送，所过直隶地方文武官员亲往祭奠，并遣人护送。山东经过州县亦著地方官照看，到家之日，准其柩入城治丧。

乾隆六十年（1795年），两广总督孙补山灵柩由广西赐葬钱塘，奉旨入城，其葬礼之隆重，前所未闻。嘉庆二十年（1815年），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百龄卒于江宁，嘉庆帝遣侍卫赐祭，许柩入城治丧。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鸦片战争时在镇海县殉国的两江总督裕恒，特旨准其入城治丧。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五月，大学士王鼎灵柩入城治丧。咸丰四年（1854年），两广总督琦善卒，追赠太子太保，协办大学士，照总督阵亡例赐恤，赏给一等轻车都尉，世袭罔替，并准其入城治丧。

从清代的史料记载来看，入城治丧对于官员家属来说是莫大的荣耀，但这种皇帝的赏赐仅仅局限与很小的范围内，至少来说也是二品以上大员的专属。事实上，很多二品大员往往都不能享受到这种待遇，从一定程度上来讲，入城治丧之典成为了皇帝笼络官员的一种有效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