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看《红猪》，以为它是一个英雄和美人的浪漫爱情故事。

如今再看，才发现主角波鲁克，那只驾驶着红色飞机的猪，像极了荧幕前被现实浇熄了理想却还不死心的我们。

宫崎骏一直说，自己做电影是给孩子看的。但我却觉得，已经不是孩子的人们，比孩子更需要宫崎骏的电影。

因为在孩子的眼中，被世界温柔对待是一件很自然的事。

就像《红猪》电影开篇，被空贼劫持的女学生们对于好人和坏人几乎没有概念，自己成了人质却一点也不害怕，以游戏的心态看待一切事物，把空贼的飞行器变成游乐场。

而动画片中的坏人确实如女孩们期待的那样好脾气，抓了她们也不绑起来，而是任由她们在机舱里爬来爬去，阻碍战斗和说风凉话。

而大人看到这里，会觉得被治愈。因为别说期待绅士的坏人，连遇上绅士的好人都算得上小确幸的时代，“治愈”两个字，注定和被生活卷伤了的大人牢牢绑定了。

红猪很特别，他是宫崎骏笔下少有的中年人主角，又一个充满英雄色彩的职业——打击空贼的赏金猎人，并且是一个全员人形的动漫电影里唯一一个以猪脸示人的角色。

电影在最开始就借美丽的酒吧女老板之口，回答了观众的疑问，因为诅咒。

但和我们熟知的青蛙王子不同，从始至终并没有出现一个类似女巫的角色，肩负起诅咒红猪的任务，其实也是在暗示观众，不做人、变成猪是飞行员马可·帕哥特的选择。

《红猪》的故事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在酝酿的间隔期。一战期间，红猪还是马可，是意大利空军的一员。

战争即将结束的那个夏天，马可和吉娜的新婚对象、也是自己的好兄弟贝尔里尼一起执行侦察任务，不幸遇上了德国人的飞行编队。

一番激战过后，双方死伤惨重。

《红猪》没有用现实主义的手法还原，展现飞行员坠机的惨烈景象，而是选择用一个梦幻的场景展现战争的残酷——精疲力竭的马可，穿越过云层在云海平原睁开了眼睛，他抬起头，看到苍穹之下有一条闪亮的银河，那是由去世的飞行员及其飞行器组成的。

在这场战斗中去世贝尔里尼，在马可的呼喊声中升上了高空，成为了那条银河中的一颗星。

这条银河或许是飞行员灵魂最好的归宿，数不清的星斑却展现了人类在战争面前的渺小与无力。

“你走后，吉娜怎么办？”，贝尔里尼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被留下的吉娜，看似日子过得不错，衣食无忧，亚得里亚海所有海上飞行员都爱的女人。

只在和红猪私下相处时，她才会流露出自己的真实情绪，“我等了三年了，眼泪都已经流干了。”

这一次，她等待的不是贝尔里尼，而是她的第三任丈夫。

在贝尔里尼去世后，吉娜又经历了两次婚姻，对象都是飞行员，他们一个死在了大西洋，一个死在亚细亚。

一个残酷的冷知识，一战期间，参战各国飞行员的平均死亡率高达16%，大规模进攻作战中的死亡率接近100%。

和平年代很难感知的统计数字，是影片中只言片语透露出的沉重现实。

波鲁克听到吉娜已经知道第三任丈夫的死讯后，低叹了一句，“好人都死了”。

而没有死去的他，同样是被留下的人，他的选择是不做人，成为一只猪。

不继续当人，意味着不必受限于人类的规则。

一个拥有娴熟的飞行技巧，丰富战斗经验并在一战中存活下来的王牌飞行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愿意放弃。

但如果继续在意大利空军服役，则意味着加入法西斯阵营，为国家和政治立场卖命，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见到明天的太阳，也不知道身边共同作战的队友能不能一起返航。

从战争中活下来的红猪，对人生选择、对自己曾经引以为傲的事业都产生了怀疑。

这也是为什么人们说《红猪》是为失意的中年男人制作的作品。

但到了今天，人生进度条被拉快了不少，丧失理想、陷入迷茫的状态早已提前。

不少人在接受工作毒打的一两年后，就意识到理想和幻想几乎没什么分别，靠理想驱动不如靠金钱驱动。

有多少钱，出多少力，像极了在无人小岛，对工作挑挑拣拣的波鲁克。

认清现实，对陷入战争狂热的人类彻底失望之后，马可放弃了人类的身份，选择成为不受国家和法律束缚的猪。

他继续开飞机，却是做了赏金猎人，靠抓捕空贼赚取佣金。实际上，空贼和赏金猎人们大多都是退役的飞行员，厌倦了战争中无意义的流血牺牲，有人选择了做不正义的空贼，有人选择靠抓捕他们赚钱，唯一的共同点都是赚钱而已，不必再争个你死我活。

在银行取钱时，柜员劝波鲁克买点爱国债卷，他不经思考直接拒绝，“这种事只适合人来做”。

战争期间不少国家推出过专用于战争开销的国家债券，并且将债券和爱国情绪捆绑起来，购买债券为国出力的行为在国家刻意的宣传下，成了公民无形的责任。而果断拒绝的红猪，自然成了银行职员鄙夷的对象。

但越靠近战争的人，越容易从极端的爱国情绪中脱离出来。武器店老板在回答伙计疑问的时候说，“靠战争发财的家伙是恶人，赚不到赏金的家伙是废物”。

但，成为猪之后就能隔绝人类社会的一切，自由自在的生活了吗？

事实是，抛弃国家和政治立场之后，国家同样也会抛弃你，波鲁克被自己的祖国通缉，回到米兰维修飞机的时候都会被法西斯的秘密警察盯上。

曾经的战友费拉林在电影院说出了”成为一只猪“的后果，“你犯的可是反国家不协作罪、偷渡、思想颓废，是只不知廉耻而且怠惰的猪，到处都贴有你猥琐的逮捕令。”

而面对战友回到空军的邀约时，他还是坚定选择继续做一只猪。

直到他遇上年轻的飞机维修师菲尔。

某种意义上来说，菲尔就像是年轻时的马可，对飞行器的热爱与认真，让她可以一夜不睡，直到制作出让波鲁克满意的维修方案。

她身上那种天真与纯粹，不仅打动了波鲁克，让他同意菲尔负责维修飞机，甚至让他已经对人类失望的心都有所松动。

菲尔在波鲁克眼中，代表着创造未来、决定未来走向的下一代。所以才会对她说出那句，“看到你就觉得，人类还是有希望的”。

所以才会唯独在菲尔面前，短暂变回了人类的样子。

变回人类，意味着不再迷茫，不再逃避，也意味着新一轮成长——可以对现实失望，但永远对未来充满希望。

在电影的最后，菲尔出其不意的亲了波鲁克一口，他慌慌张张地跑向自己的飞行器，背后是大喊着“让我看看你的脸”的美国飞行员。

电影是开放式结尾，红猪有没有变回人，是影片留给观众的最大悬念。

我更愿意相信，他变回了人，并且和等待他许久的吉娜走到了一起。

不是因为喜欢大团圆结尾，而是因为宫崎骏的故事总是充满希望的。

宫崎骏说过，他的电影是想告诉那些觉得“我为什么要被生出来”的孩子，这个世界是值得活下去的。

那个表面上很像“青蛙王子”套路的真爱之吻，在我看来，真正化解咒语的并不是爱情，而是重燃了红猪心里熄灭已久的对生活的希望。

可是，在影片重映之后，出现了另一种声音。

红猪的不够高大帅气的形象设计，加上两位可爱的女性角色对他的偏爱，让一些观众反感，质疑整部影片是失败中年男性的意淫。

点开豆瓣评分最新的评论区，可以看到割裂的两个世界。

其中一个世界，像过去的三十年来一样，从这部作品得到了慰藉，短暂地从现实生活中逃离，喘了口气。

“年底了，股东间开始为了利益争吵不休、各种心眼，令人不厌其烦。躲在家里看片，好治愈。”

另一个世界，则充满了“愤怒”、“疑惑”、“不满”等负面情绪，说它是宫崎骏电影里最烂的一部，认为里面所有女性的爱情都来的莫名其妙。

“很难忽略男人对十七岁小女孩爱上身为老猪的自己的意淫。”

最开始，我很难理解为什么有人在观影后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但后来，联想到这一两年来引爆过社交媒体的电影，忽然就明白了。

性别与立场，在今天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几乎每一部上映的中外电影都要先过这两关，人们从不自觉地关注到有意识的“审查”。电影开始脱离电影本身，变成了投入舆论稻草堆的一根火柴。

话题从情节本身延申开去，变成两拨人立场的争论。最典型的《芭比》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掀起了性别口水战。

国内票房领跑的现实主义电影们则是用话题生话题，本身就充满性别争议的事件经过艺术的二次加工，上映前就是片方大力宣传的卖点。

你能说他们错了吗？也不能，这本就是基于商业逻辑的行为，有话题、有流量，做了就是爆款的产品，为什么不做。

但这种环境确实让更多人带上了名叫“立场”的有色眼镜，当电影里一旦出现类似少女爱上中油男的情节时，脑海里的雷达就会滴滴作响。

更严重的，这副眼镜在现实中也摘不下来。前阵子，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辛德勒名单》遭遇大量差评，参与差评运动的人们打的一星，给的甚至不是电影本身，而是电影制作者的种族。

两年前，经历性别审判的《红猪》也经历过立场审批，遭遇过一星运动。当时它被批评的理由更低幼——“反战败”、“美化战犯”，但因为参与的人数不多，对评分没有显著影响。

而《辛德勒名单》则一度暴跌至4.2分，后续在平台调整下回到最初的9.4分。

电影的评分可以借助外界力量回归到原本的样子，长在观众身上的“有色眼镜”，却只能靠自己的力量取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