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十年(1860年)4月,正是春暖花开的时节,曾国藩终于迎来了他翘首以盼多年的好消息——由于此前两江总督何桂清不战而逃,导致苏州、常州两座军事重镇落入太平军手里,清廷下令免除何桂清职务并缉拿问罪,同时命曾国藩继任两江总督

这是清廷对曾国藩的奖赏。自从咸丰四年率领湘军参与平定太平天国运动以来,曾国藩屡立奇功,收复了武昌、安庆、九江、庐州等重镇,成为清廷唯一能与太平军抗衡的重要将领。对于这样的将领,清廷除了拿出两江总督来奖赏,似乎也别无他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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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

两江总督,是清朝九大封疆大吏之一,驻守江宁(今南京),总管江苏(含上海)、安徽、江西三省的军民政务。在清朝晚期,这一带是中国最繁华富庶的地区,也是清廷赖以运行的“钱袋子”。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清廷宁愿失去京城(咸丰皇帝、慈禧太后就曾经先后舍弃京城,逃之夭夭),也不愿意失去两江地区。从职权上讲,两江总督除了管理两江地区外,还兼管两淮盐政,控制了盐税大权;又兼任南洋通商大臣,掌握了对外交涉大权,相当于集军事、行政、财税、外交大权于一身,在清朝九大封疆大吏之中,只有直隶总督堪与相提并论。

曾国藩喜滋滋地走马上任了。俗话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4年后,曾国藩率领湘军攻陷了太平天国都城天京(南京),夺回了两江总督的驻地。

对于清廷来说,并非心甘情愿将两江总督职位授予给曾国藩,而是权宜之策。毕竟,像两江总督这样的核心、关键职位,一定要掌握在满人手里,他们才会放心。所以,当太平天国灭亡,清廷面临最大的威胁消失后,他们首先考虑的问题呢,便是想方设法从曾国藩手里夺回两江总督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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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江总督署

照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清廷想要把两江总督的职位夺回来,应该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是,考虑到攻陷天京后,曾国藩的个人声望已经今非昔比,湘军的实力也达到了顶峰,万一操作不慎,激怒了曾国藩,搞不好逼出一个“曾三桂”,岂不是因小失大?“三藩之乱”殷鉴不远,清廷必须慎重考虑,巧妙处理,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

这样的时机,很快就来了。

就在曾国藩攻陷天京的当年9月,太平天国扶王陈得才、天将马融和率部在湖北蕲水围攻清军,击毙了前来增援的清军总兵石清吉,并清军记名提督成大吉围困在湖北蕲北。

于是,清廷下令,派曾国藩率部驰援湖北,两江总督职位暂时由江苏巡抚李鸿章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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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

清廷这一招用得刚柔并济,而且考虑到李鸿章是曾国藩门生,本身就是从湘军走出来的,将两江总督职位交给他,等于说这个职位仍然在湘军系统流转,似乎也很合情合理。

曾国藩却不是这样想的。在他看来,当年英法联军进攻京城,逼得咸丰皇帝匆忙逃往承德避暑山庄,那时候清廷也只是下令让他派遣鲍超率部北上救援;现在只是一个记名提督被围困,就要曾国藩亲自率领军队救援。这如果不是清廷犯糊涂了,那么就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清廷所意,没有别的,自然是两江总督的职位。

怎么办呢?曾国藩在清廷面前,向来保持着温驯的风格,极少违抗清廷旨意,但这次切身利益,他不干了。他很快就作出反应,奏报清廷,称“臣用兵十载,未尝亲临前敌,自揣临阵指挥,非其所长。此次拟仍驻扎安庆、六安等处,派刘连捷等入鄂,听候官文调遣。”

曾国藩说“临阵指挥,非其所长”,这是真的。他有自知之明。自湘军组建以来,他曾经有两次直接指挥作战的经历,两次都以惨败而告终。所以,他以这个为借口,拒绝了清廷让他亲自带兵的旨意,派另一名湘军将领刘连捷率部进入湖北,听从湖光总督官文差遣。

这一番话,说得滴水不漏、通情达理,又软硬不吃。收到曾国藩的奏折后,清廷才晓得“曾剃头”的名号不是白叫的。无奈之下,清廷作出了妥协,批复让叫他依然担任两江总督,李鸿章还是做他的江苏巡抚

虽然第一次交手,以清廷的失败而结束,但清廷却不会轻易罢休。一年后,第二次机会来了。

同治四年4月,被称为“国之柱石”的清廷悍将僧格林沁,被捻军采取诱敌深入之策,诱山东曹州(今山东菏泽市)高楼寨一带陷入重围,战败身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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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格林沁

清廷立马调动曾国藩远赴山东,率领剿捻的军事行动;还是任命李鸿章暂时护理两江总督职位,负责调兵、筹饷等后勤事宜。

这一次,曾国藩无法可说了,交出两江总督职位,率军北上。

等曾国藩率军北上后,清廷走了致命一招:将李鸿章调走,掉到河南去剿捻,并且兼顾守卫陕西和山西门户,防止捻军流动作战。两江总督的职位,则由漕运总督吴棠署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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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棠

吴棠和李鸿章分别空下的漕运总督和江苏巡抚职位,则由李宗羲和丁日昌署理。

李宗羲和丁日昌都曾经是曾国藩幕僚。清廷此举的意思,也是安抚曾国藩:你放心,尽管你指挥剿捻去了,但地方督抚这些重要职位,依然是安排你的人马。

可是,曾国藩不傻,很容易就看出了问题所在。一旦清廷这几个人事变动落了地,以后他休想回两江总督任上,李鸿章也别想拿回江苏巡抚职位了。一旦控制不了两江地区,湘军和淮军的粮饷又将仰人鼻息,处处受制于人。为此,他忧心忡忡,接连几天吃不下饭。

他能像上次那样,直接拒绝清廷的旨意吗?不能,坚决不能。“抗旨”的罪名,不是他曾国藩所能承担的,只能想其它办法。他找来几个幕僚,彻夜密商对策,终于想出了一招。

不久,曾国藩奏报朝廷,表达了两层意思。

一是捻军在山东作战,陕西、山西、河南等地没有大患,把李鸿章调到这一带做什么呢?而且淮军主力已经调到了山东,李鸿章手下无兵,去了陕西、山西、河南等地又能做什么呢?

二是李宗羲去年才从安徽知府保奏为道员留江苏补用,今年又连升两淮盐运使、安徽按察使、江宁布政使,已经是连升三级;假如又提拔为漕运总督,速度未免太快了吧?丁日昌虽然熟悉洋务,但毕竟太年轻(42岁),资历太浅,洋人又狡猾多端,怕是胜任不了江苏巡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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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羲

我们不得不说,曾国藩写奏报的本事说是天下第二,就无人敢称天下第一。他奏折里只字不提“两江总督”,但都与两江总督有关。既然李鸿章不应该调到河南,李宗羲和丁日昌不应该提拔为漕运总督和江苏巡抚,那吴棠就没有理由来署理两江总督了。

清廷只好取消了这一系列人事变动。

或许,到了这时候,清廷才真正晓得曾国藩的“厉害”之处,也明白,必须要给曾国藩开出一个不低于两江总督的条件,才能从他手里夺回两江总督职位。

两年后,同治六年,清廷将李鸿章提拔为湖广总督。同治七年,清廷任命曾国藩为直隶总督。继任两江总督的是闽浙总督马新贻。马新贻虽然不是湘军出身,却与曾国藩的私交相当不错。

在费尽周折后,曾国藩和李鸿章双双离开了两江地区,清廷终于夺回了两江总督职位——不过,这也只是暂时的。短短两年后,马新贻离奇遇刺,当场身亡,清廷任命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

之后,历任两江总督李宗羲、刘坤一、沈葆桢等人,都是湘军大将,再无其他人敢染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