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发明是指造纸、活字印刷、指南针和火药，这些技术被视为人类文明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但实际上，在最初提出这个概念的培根和马克思看来，它们所谓的“三大发明”并没有提到中国，只是指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这些技术被认为是现代文明的基石，如果没有它们，今天我们很难想象现代社会会是什么样子。譬如没有造纸技术，人类很难记录和传播知识，没有印刷术，知识传播会受到重大限制，更不用说在没有指南针之前，人类对世界的认知只能局限于自己生活的土地。最重要的是，火药更是改变了整个秩序基础。在没有火药之前，武力是统治社会的唯一方式。在这样的社会中，个子高、力气大的人往往具有更大的优势，这使得那些在智力上更具先天优势的人会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有了火药，游牧民族不再是威胁，如果只是刀枪棍棒，打架谁厉害？当然是个子高力气大的，再努力都没用，先天因素更大。现在，我们应该珍惜自己所拥有的学习条件，因为这是古代欧洲国王所不曾拥有的。

火药为人类带来了一种新的拼智商的发展模式。四大发明是现代文明的基础，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发明。然而，对于四大发明的发明者，有一些争议。培根和马克思没有提到中国，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谁是发明者。而造纸术则早在唐朝时期就传到了中亚，随后传入欧洲。指南针、印刷和火药的传入，则让欧洲从封建进入了资本主义时代。而造纸术则引领了欧洲进入了文艺复兴时期。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东方技术的传入，引发了欧洲的变革，为欧洲的现代化进程作出了贡献。真正的四大发明概念是由来华传教的艾约瑟所提出的。他在中国呆了近60年，是个地道的中国通，写了很多东方文化著作，在西方影响非常大。他来到中国之后惊讶地发现，原来这三大发明都是从中国传过去，然后还得再加一个造纸术。艾约瑟和李约瑟两位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声称四大发明的发明者是中国。他们的说法震惊了西方，赞同者不少，但反对者更多。

因为四大发明实在是太重要了，重要到谁发明了他们，那就肯定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文明。虽然四大发明实在是太重要了，但是至于四大发明的发明者到底是谁，还存在着争议。一般中国人可能不知道，但如果碰到了老外，他们可能会同意有四大发明之说，但多半不同意中国人是发明者。对于造纸术的问题，西方人说羊皮纸和莎草纸更早。然而，羊皮纸根本就不是纸，纸必须由植物纤维制成。因此，造纸术的发明者，还存在着争议。总之，四大发明是人类文明史上的重要之一，它们为人类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无论四大发明的发明者到底是谁，我们都应该对这些发明表示敬意，这些发明的意义不仅仅是在于它们的历史价值，更在于它们对于人类文明的进步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同义替换：同样的，莎草纸并不被称为纸，而是一种草席子。草席子可以用来书写，但是如果将莎草纸称为纸，那么竹简和木牍应该如何称呼呢？它们同样是由植物制成，同样可以用来书写。

因此，将草席子称为纸是混淆概念。纸必须能够承担传播知识的任务，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那就是在耍流氓。我们从不将甲骨、竹简等物称为纸，因为它们的实用性太低，无法承担发展文明的重任。为什么总有人对苏美尔、古埃及和古希腊文明产生怀疑？那是因为它们缺乏良好的知识载体。苏美尔用泥巴书写，古埃及和古希腊用草席书写，这简直是荒谬的。如果这样简单，为什么整个欧洲中世纪都是文盲呢？即使是国王，也只有极少数会写字，而且他们只能辨认斗大的字体。唯一的书籍价格昂贵，国王也买不起，那他们怎么学习呢？如果泥巴和草席这么好用，为什么欧洲中世纪会倒退，为什么不继承这种好的传统？如果真的这么便利，那么造纸技术怎么会失传呢？地中海的人宁愿保持文盲，也不愿意学习如何制造纸张。这种逻辑是什么鬼？实际上，中国在东汉蔡伦之前就已经有了纸张，例如灞桥纸、敦煌等地出土的西汉纸张，以及《汉书》中记载的西汉时期用纸张包药的传统。

如果我们扯开甲骨和竹简不谈，我们的祖先也曾使用动物皮进行书写。因此，如果一个物品可以用来书写，那么它就可以被称为纸张。这意味着我们的造纸历史应该向前推进数千年。然而，这些“纸张”需要加引号，因为它们不够实用。因此，蔡伦不仅是改良者，更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纸张发明者。在他之前，所有的纸张都需要打引号。灞桥纸张不能被称为真正意义上的纸张，更不用说羊皮纸和莎草纸了。火药也是一个争议最多的发明，甚至连中国人自己都接受了。马克思所谓的火药实际上是指炸药。中国人发明了黑色火药，而黄色火药则由欧洲人发明。两种火药之间的区别除了颜色之外还有威力，简单来说就是人们通常所理解的火药和炸药的区别。因此，中国人发明了火药，而欧洲人发明了炸药。马克思所提到的火药炸毁了骑士城堡，当然是指黄色火药。因此，这一发明的权利应该归于欧洲人。黄色火药之所以被称为黄色，是因为它含有苦味酸，这是一种黄色的结晶体。

当然，火药的配方在后期经历了多次改进，包括了雷汞和硝化甘油等等。尽管欧洲在火药领域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实际应用直到1885年才开始，当时法国首次将炮弹换成了黄火药。在此之前，欧洲人使用的仍然是黑火药，因为实验室研究与实际应用之间存在巨大的差距，性能不稳定，生产量不足等原因。因此，在1885年之前，欧洲人想要炸城堡，只能使用黑火药，尽管其威力不强，但炸墙还是可以的，类似于烟花爆竹厂失火的恐怖后果。马克思于1883年去世，但他关于火药的那段话早在1861年左右就发表了，涉及到欧洲资产阶级大革命，这场大革命持续了17-18世纪，19世纪已结束。因此，马克思所说的是黑火药，而不是炸药。欧洲人随后转变了思路，开始争夺黑火药发明权，提出了几个竞争者，如希腊火、海之火、印度火药和培根火药，理由是它们都可以点燃。

培根指的是罗杰·培根（1214-1293年），据说他留下了一份火药配方，但配方是用隐语写的，必须颠倒语句顺序，同时增加相应单词和字母。如果这也算配方，那么只要增加足够多的字，并用万亿数量级的方式打乱顺序重新排列组合，就总能找到一种完全符合相对论的方法。至于希腊火和海之火，如果这些被视为火药的话，发明权大概率会归属于北京人民，比起二锅头，它们更好点燃。印度火药可能是由蒙古军队带到印度的，因为花刺子模和蒙古是死敌，花刺子模被灭国，国王逃到了印度，而成吉思汗也跟着杀到了印度，但被一条河拦住了。总之，火药的核心是氧化剂，需要氧气才能点燃，而火药则不需要氧气，因为它自己能提供氧化剂（硝石）。（笔者化学水平较差，只能尽量用简单的语言解释，还请见谅。）据说在印度河中出现了一只神兽，这让耶律楚才有了借口建议撤退。

但实际上，神兽的存在是没有证据的，真正的原因可能是炎热，因为印度的气温常年高达三四十度，即使是蒙古人和马也难以忍受。此外，印度早在之前和之后都没有火药，但在蒙古入侵之时，印度却出现了火药，这让人不禁联想到蒙古与火药的关系。即使假设蒙古人都很干净有礼貌，打完仗后还会负责清理战场，但这也是元朝的事情了。早期的北宋因为边疆吃紧，常年面对的就是游牧民族的威胁，这些民族都有着惊人的实力。而北宋的燕云十六州落入了契丹手中，这就是当时北方游牧民族实力的体现。即使是在中国北方游牧民族中，也有来自匈奴、柔然、鲜卑、契丹、突厥、蒙古、女真等这样的强大民族，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出去，都可以轻松征服全世界。北宋虽然扛起了契丹、女真、西夏和大蒙古四个北方民族的压力，但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西夏甚至能够灭国并跑到中亚称王称霸，这足以说明北方游牧民族的实力之强大。

北宋非常重视火器，早在北宋初期，政府就出版了一本《武经总要》，这本书可以理解为军队装备指导总则，其中详细描述了火药配方和各种使用方法。该书中提供了三种配方，并详细指导在不同情况下使用哪一种火药以及哪种武器使用哪种火药。这些信息详尽得不能再详细了。不管印度的火药是在哪个时期发明的，北宋的黑火药发明权是毫无争议的，因为《武经总要》是在北宋初年就出版的，这比印度火药要早得多。值得一提的是，火药是一种高度军事机密，原则上不应该出现在书中，更不应该被流传下来。但是，由于当时北宋面临着极大的压力，才有了《武经总要》这本书的出版。实际上，黑火药的发明时间要比北宋早得多，因为火药是炼丹副产品，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存在了。但是，由于汉朝太强大，不需要使用火药，而在五胡乱华之后，中国陷入了混乱，也无法利用火药。即使在唐朝时期，也没有使用火药的必要。因此，直到北宋，火药才被提上了议程。

压力并非全是坏事，它可以促使我们进步。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北方民族一直以来给中原王朝带来巨大威胁，激励着中原王朝不断提升自己，迎接前进的挑战。恩格斯对马克思的一段话进行了解释，他对军事很感兴趣，所以在这方面，他比马克思更加熟悉。《德国农民战争》中已经确认了一个事实，即火药是通过中国传入印度，然后由阿拉伯人和火药武器一起传入西班牙，从而进入欧洲。关于司南和指南，最早的记载出自《韩非子》和《鬼谷子》，甚至在传说故事中，司南车被称为黄帝在与蚩尤作战时的重要发明。我们在历史课本中所学的司南，是用磁石制成的勺子，在盘子上旋转，最后停下来指向南方。然而，这并非古籍记载的内容，而是上世纪40年代考古专家王振铎先生的猜测和复原图。事实上，关于司南勺子的来源并没有确切的证据，根据王振铎先生的原理，至今仍无法成功复制。王振铎声称自己制作了一个司南勺子，但没有人见过，而且现在也无法找到实物的下落。

此外，也没有发现任何司南的文物。我承认，我的物理知识并不是很好，我只能勉强解释一下：古书记载的方法，用天然磁石无法实现，博物馆里的仿制品实际上是由合金制成，并经过电磁线圈充磁。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只在古书中记载过，但从未找到过实物，甚至连制造原理也不清楚。这正是我之前所说的，涉及军事的发明，在古籍中的记载往往含糊不清，让人困惑不解。有些甚至将好的说成坏的，黑的说成白的，比如明朝时期火器的应用，这是一个常见的问题。明代的许多书籍将三眼火铳描述为关宁军的杀人利器，吹得神乎其神，但实际上袁承焕更想要鸟铳，只是最后选择了三眼铳，因为打不死人至少还可以用来敲打。皇太极曾统计伤亡情况，清军受伤最多的是炮伤，其次是锤伤，受火铳伤的人可以忽略不计。然而，在司南这个问题上，争议仅限于中国学者之间，并且争论的焦点只是根据《论衡》的理论，是否能够制造出司南工具。

外国学者对此无从参与讨论，即使没有司南，中国在汉朝时期也已经有了指南车。指南车和司南不是同一种原理，指南车是利用传动装置制成的车辆，无论车轮如何旋转，指针始终指向同一个方向，它的作用并不是找方向，而是固定方位。据《中国机械工程发明史》记载，指南车早在西汉时期就已经存在了。《西京杂记》中也有相关的记载，而在正史《三国志》中，指南车的发明者是马均。虽然有人对此存在争议，但指南车的发明时间最晚也不超过公元3世纪，而欧洲首次有指南工具则要追溯到大航海时代，远在几百年前，郑和就已经率领远洋舰队多次前往各地。因此，指南车的历史背景相对较为清晰，争议也相对较少。这也是中国对待历史的较真态度，一件事情非要搞得水落石出才算数。

关于印刷术，虽然北宋的毕昇发明了泥活字印刷，但是在之后的近千年中，中国仍然使用雕版印刷，而金属活字印刷则是在韩国出土一本《白云和尚抄录佛祖直指心体要节》，这本书于1377年印刷而成，是目前已知的最古老活字印刷书籍。因此，联合国将金属活字印刷的发明权归属于韩国。对于此事，中国方面提出质疑，韩国则表示，虽然北宋的《梦溪笔谈》中提到了毕昇以泥活字印刷的方式印刷出书籍，但至今并没有发现这些书籍的踪迹。另外，韩国声称他们抢得是金属活字，而毕昇使用的是泥活字，两者并不相同。实际上，在《梦溪笔谈》中，沈括提到的不仅有泥活字，还有木活字和金活字，只是因为都是基于同样的原理，所以沈括只记录了泥活字。而北宋并没有广泛使用活字印刷，主要是因为汉字太多了，如果要印刷一本书，需要刻几万个字，而且还得考虑到不同字体的需求，因此，雕版印刷更为适合。在中国，活字印刷曾经面临着雕版印刷的竞争，但最终失败了。

现代简化字的出现和电脑排版的发展，使得活字印刷成为了更为便捷的选择。相比之下，外国语言的字母更少，种类也更统一，因此外国对于活字印刷的需求就没有中国那么大。韩国喜欢用活字印刷，则是因为韩文的字数较少。虽然中国人发明了活字印刷，但韩国人将其广泛应用，并认为自己也有发明印刷的历史。但事实上，中国早在608年就已经有了印刷的文物，只是最早的书籍没有保存下来。因此，不能以保存最早的书籍来判断中国是否发明了印刷术。但事情最搞笑的地方不是这里。这本《陀罗尼经》是汉文版本，完全用汉语写成，甚至连标点符号都不是韩国的（尽管当时不使用标点符号）。《陀罗尼经》相对较晚传入中国，大约在8世纪初，公元700年后才被翻译成汉语。汉化版的《陀罗尼经》刚刚出现几年，韩国就有了自己的版本。你或许会认为韩国很了解这个消息，并且对它非常感兴趣，所以他们会立刻刻印一本。

但需要说明的是，即使有印刷术，早期的印刷成本也非常高昂，因此这种事情通常是依靠信仰来推动的，早期的印刷物主要是佛经和道经等。韩国的这本佛经很有可能是从中国传过去的，也就是说，他们用中国的印刷品来争夺世界第一。即使我们排除了传入的可能性，假设韩国人自己刻印，也需要一个非常虔诚的大富豪信徒。但问题是，参照物在哪里呢？既然是汉字版本，那首先得有一本汉字版的《陀罗尼经》，难道这位大富豪还是天才，一看就能记住，回到韩国后还能滚瓜烂熟，连一个字都不会错吗？你以为你是郭靖吗？既然有一个参照物，那原本的汉字佛经算什么呢？总不能说中国这边是手抄本，而韩国用的是雕版印刷，这就像令狐冲在风清扬面前吹嘘自己的剑法是天下第一，你相信风清扬当场就想杀了他吗？所以韩国在争夺这个问题上，最大的可能是将中国雕版印刷出现的时间向前推了100多年。

其实这些都不重要，前面我已经说过了，大业三年就有印刷品了，早就有了，只是当时没有发现实物。我坚信雕版印刷这个东西，绝对不是韩国人先发明的。750年是大唐时期，唐太宗三次征服高句丽，建立了安东都护府，朝鲜半岛的三分之二都是大唐的领土，剩下的新罗是附庸国，理论上那个时候朝鲜人自称大唐人。新四大发明。废话了这么久，但话还没说完，还有后续。在新建的中国科技馆里，四大发明的展示被更新了，变成了陶瓷、丝绸、青铜器和造纸印刷。除了将造纸和印刷合并为一个，这两个发明的时间相差太大，一个是东汉时期的，一个是大隋时期的，中间相差了至少1000年。其他三个也换成了新品种，这是为什么呢？一方面是为了避免争议，另一方面是想告诉人们，中国古代的重要发明实在太多了，根本无法一一列举完整。在中国的历史上，有很多重要的发明，每一个都不比四大发明逊色。

我们可以列举出中医药、阴阳历、十进位制、炼丹、珠算、种植水稻、石拱桥、地震仪、高炉炼钢等等。这些发明的意义都非常重要，甚至不亚于四大发明。当然，科技馆的目的是好的，它希望通过展示这些发明，让我们的眼界更加开阔，多了解中国古代文化。但是，对于像我这样热爱历史，读了很多历史书的人来说，看到这四项发明居然还有这么多争议，让人感到非常无语。这些发明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中，它们被反复提及，历史书籍中也有详细的记载，我们不应该忽视它们的存在。因此，我们应该更加重视这些发明，让更多人了解并认识它们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