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10月6日,时任全国人大常委、军事学院政委的段苏权老将军从北京远道而来,参加了四川省秀山县(现归重庆管辖)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成立大会。秀山县地处四川盆地东南缘外侧,是一个人口并不多,但占了一半以上的少数民族的地方。在成立大会结束后,段苏权老将军在当地领导的陪同下,访问了一些干部群众后,走遍了山区,连续找了好几个山洞后,都不住地摇头叹息。因为当时段苏权将军已经67岁的年龄,加上曾经在艰苦的环境中战斗留下的伤病,身体上根本就不允许他到处爬山。在这样的情况下,段苏权老将军不得不说出自己到秀山县的缘由。原来,49年前,红军长征时途径此地,他受了伤,差点死在这里,好在一个村民救了他,他此次来秀山县就是为了寻找这位救命恩人的。然而由于年代久远,秀山县的变化也很大,他实在是找不到他曾养伤的山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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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受伤的时候,为慎重起见,他也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致使那位救命恩人也不知道他的身份,因此寻找起来十分困难。段苏权老将军深感遗憾没有找到救命恩人,于是他将此事委托给秀山县党史部门代他继续寻找。为了完成段老将军的委托,此事很快上了报纸,在秀山县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不久,秀山县政府来了一个农民说,他父亲就是段苏权将军要找的人,并邀请段苏权将军到家里做客。得知此事后,秀山县党史研究室的几位同志,当即来到雅江乡丰田村,找到了那位声称救人的86岁老农,他叫李木富。听取了老人讲解救人的过程后,党史研究室的同志,结合党史资料以及段苏权将军的事迹,基本判定李木富老人所说救的那位红军就是段苏权将军。李木富老人跟段苏权将军有着怎样的情缘呢?为何让段苏权将军念念不忘,在时隔49年后还惦记着他?段苏权将军出身湖南茶陵的农民家庭。自幼参加农民运动,后来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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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土地革命时期,他带领一批模范少先队员加入中国工农红军,担任湘赣苏区红8军政治部青年科科长,后来成为湘赣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1934年8月,他担任红6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随军参加西征,同年10月又领导创立了黔东革命根据地。1934年10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主力红军为躲避国民党部队的围追堵截,进行了战略性转移。当时年仅18岁的段苏权被任命为独立师政委,师长为王光泽。虽然他们的师编制只有800多人,任务却十分重要,即在主力部队东进时,留下来牵制敌人。为确保主力部队顺利东进,王光泽和段苏权决定坚持与敌人交战。在接下来的20多天里,独立师在黔东与敌军交战20余次,几乎每天都有激烈的战斗,成功让敌军误以为我军主力仍在黔东,牵制了敌军1万多精锐部队。完成任务后,王光泽和段苏权决定率领队伍东进湘西与主力部队汇合。然而,他们却遭到围攻,200多人被敌人包围,几乎全部遇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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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光泽和段苏权率领剩余的600多人于11月25日由贵州松桃县进入四川秀山县古镇梅江场,计划从那里绕行返回湘西。在行军中,段苏权率领的通讯班遭到埋伏袭击,段苏权右脚中弹,无法行走,幸亏几名战士的掩护才得以生还。脚伤对长途行军来说是最为麻烦的,段苏权被师长扶上马继续行进。然而出乎意料的是,上马后,由于血管压迫,他的鲜血不断流淌,师长劝他上担架,段苏权虽不愿麻烦战士,但为大局着想还是同意了。在秀山的一次行军中,红军独立师受到了敌人的疯狂围追堵截,导致许多战士受伤需要担架。段苏权是独立师的政委,但因为自己的伤病拖累了队伍,他向师长提出了把自己放到百姓家里养伤的建议,但被师长拒绝了。最终,一个红军干部和两名战士将段苏权送到了秀山县雅江乡丰田村的李木富家里养伤。李木富热心善良,没有讲任何条件就把段苏权留下了。他用竹片和中草药为段苏权治疗伤口,段苏权的脚渐渐止痛消肿了,病情没有持续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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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第二天早晨,当地的民团来到了李木富的家里,搜走了段苏权身上的3块大洋,并剥光了他的军装。一个团丁头目举刀就要杀了他,但李木富求情说:“莫造孽啰!他是个残疾人,动不了啦。图了财就行啦,莫害人家性命!他也活不长啦,你们可怜可怜他吧!”。李木富的善良感动了所有人,最终段苏权得以保住性命。这个故事让我们感受到了平凡人的善良和伟大,让我们珍惜生命,同时也让我们记住了那些为我们的幸福付出的人。这些民团对红军并没有深仇大恨,他们可以欺负老百姓,但是真正打仗的话,他们会寻找干脆的逃跑方法。民团头目带领着民团下山后,狠狠批评了李木富,并要求他务必让红军走人,否则会有严厉的惩罚。李木富意识到,将红军藏在家里太过危险,于是他带领红军到山上的一个月牙形山洞中藏匿。山洞大约有10米深,尽管比较阴暗潮湿,但是洞内的泉水可以保证段苏权不会渴。李木富和妻子杨桂花用捆稻草铺地,为红军提供一张褥子和一张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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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安慰段苏权说:“红军兄弟,您可以放心休息,只要我们有食物,您就不用挨饿。”。当时的山区很贫困,为了给红军挣口粮,李木富每天都出去打工,晚上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山洞看望段苏权,并偷偷地送食物给他。这让段苏权非常感动,他狼吞虎咽地吃着红薯,李木富也从中感到快乐。段苏权的伤势并不严重,如果放在现在,只需一些消炎药和抗生素以及适当的时间,他就可以康复。然而,那个时候缺乏这些药物,即使轻微的伤口也可能会发炎并最终导致死亡。因此,李木富不敢带段苏权去看医生,也没有钱负担医疗费用。幸运的是,杨桂花的家族在经营中药店,她对药理略有了解,李木富让她写下药方,然后去当地的苏姓诊所购买药物。医生苏玉一看到药方就知道这是用来治疗伤口的药物。考虑到最近的战争,药物供应短缺,他询问李木富这些药是为谁买的。李木富无法撒谎,决定告诉苏玉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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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的是,苏玉并没有泄露这个秘密,还每次为李木富提供优惠价格,让李木富觉得自己所做的是正确的事情。尽管李木富照顾得很好,但段苏权很快就面临新的问题:饥饿。李木富每天都会给段苏权送去一些红薯或野菜稀饭。但最初的时候,食物还算充足,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食物供应变得越来越少,有时甚至只有一顿稀饭。初时,段苏权以为李木富对他吃得多感到忌恨,不肯多给他拿食物。然而,当他的脚伤好转一些后,他决定爬出山洞,前往李木富的家。到了那里,他才发现,为了养活他,李木富一家挤出了自己的口粮,几乎每个人都挨饿。是啊,一个贫穷的家庭,在这个动荡的年代,要如何养活一名伤员?还要提供食物和药物。段苏权打破了尴尬的氛围,对李木富说:“这样下去不行,会给你们一家带来负担。”然而,李木富却坚定地说:“红军兄弟,你不要担心,只要我们有吃的,你就有吃的,放心养伤吧!” 段苏权受到了深深的感动,但他仍然坚持要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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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我要去找部队,还有很多事情需要我去做。” 李木富无法说服段苏权留下,只能让他再等几天。他让会木匠活的苏仕华给段苏权做了两根拐杖。就这样,段苏权决定上路了。临行前,段苏权眼中充满了泪水,然后用拐杖一瘸一拐地离开了。令李木富没想到的是,一个月后,他去湖南花垣县打工时,意外地在大街上遇到了段苏权。两个人紧紧相拥并痛哭起来。段苏权告诉李木富,离开他家后,他一直在寻找部队,但没有任何消息。他不知道,独立师在他养伤不久后就被敌人包围,全军覆没,师长王光泽也被敌人杀害了。他一边乞讨,一边寻找部队。能够在这里与李木富相遇,实在是缘分。就在这时,有人告诉段苏权:“跛子,快走,团总知道你是红军,他们要把你扔进河里喂鱼。” 李木富毫不犹豫地找来一条小船,带着段苏权过了清水江对岸。在临别之际,他把自己打工赚的100文铜钱全部留给了段苏权,甚至连吃饭的钱都没有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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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苏权离开时,主力部队已经到达湘西,独立师也在向湘西前进。所以,他离开李木富后一直向东走,乞讨了几百里路程,才来到湘西永顺县的王村镇。通过一路打听,他大致了解到红军主力早已离开苏区,没有任何联系方式。在这种情况下,他听说从王村镇的沅水的支流可以直通岳阳,离他的家乡茶陵不远。他想既然找不到大部队,不如先回茶陵养伤,等伤好了再想办法去联系组织。想到这里,他一瘸一拐地来到河边,正好看见一艘刚卸完米的船准备直接下岳阳。他苦苦哀求船老板,请求捎他一程。船老板被段苏权的坚定打动,好奇地询问他来自哪里。段苏权回答说他是茶陵人,但船老板并没有听懂。为了让船老板明白,段苏权拿起船板上的一支记账的笔,在上面写下了“湖南茶陵人”几个字。船老板看到这五个苍劲有力的字,立刻意识到这个乞丐并非寻常之人。尽管他穿着破旧,但在旧社会,就连一些有钱的老板也有很多不识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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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将“湖南茶陵人”写得如此漂亮的,肯定是一个有文化的人。于是,船老板毫不犹豫地让段苏权上了船。到了岳阳后,段苏权又爬上了一列装煤的火车。在醴陵站下车后,他继续沿途乞讨,最终于1935年7月17日来到攸县皇图岭车站。当时的段苏权在车站外一副蓬头垢面的样子,脸色憔悴。因为离家乡不远了,他找到一个茶陵口音的人搭讪,确认了他们的老乡关系。在那个时候,人们特别重视同乡之间的情谊,外出的乡亲们通常会互相照顾。段苏权搭讪的这位老乡叫刘维初,他也是一个贫苦出身的人,在附近开了一家豆腐店,以卖豆腐为生。豆腐的加工工艺并不复杂,成本也不高,但却非常辛苦。他往往在凌晨起床做豆腐,天刚亮就去卖,等到上午人们都吃过早饭后,豆腐就不好卖了。在那个时代,穷人家一般只有两顿饭,如果要再卖豆腐,就得等到下午。刘维初在卖豆腐时,吆喝声中带着一些茶陵口音,这才引起了段苏权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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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维初见到这个穿着破烂、面容憔悴的乞丐,心生怜悯,以为他是想要豆腐吃,于是拿出一块给了段苏权。段苏权说了几句茶陵话,刘维初明白这位乞丐遇到了麻烦,也意识到钱财并不能解决他的问题。于是,他立刻搀扶着段苏权回到了自己的豆腐店。在店里,刘维初帮助他整理了一番,给他换上了干净的衣服,并开始治疗他的脚伤。多年后,段苏权依然记得自己在刘维初的店里待了42天,直到身体完全康复,可以自由行走。在观察了时局的变化后,他决定给在老家的父亲写信。当父亲得知儿子没有死,立刻借了十几个大洋来感谢刘维初对儿子的帮助。就这样,段苏权跟随父亲回到了家乡,并准备寻找组织。然而此时,他才得知红军主力已经长征到达了陕北。他想要前往,却又不敢贸然行动。一方面,他不知道红军的具体位置;另一方面,国民党的封锁非常严密,无法轻易打探到红军的消息。段苏权在14岁便离开家乡,投身革命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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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回到家乡后,被国民党当局发现,幸亏被当作“胁从”处理。然而,敌人仍时刻监视着他。为了迷惑敌人,他到乡公所当杂役,并娶了同乡谭秋英。这让乡长放松了对他的监视。但段苏权渴望回到战场杀敌,直到1937年9月,段苏权从老乡谭毛狗那里借来军装和休假证,孤身前往太原,找到了八路军办事处。当他看到办事处主任,也是自己的老上级任弼时的时候,段苏权痛哭流涕。因为他们早已得知独立师全军覆没的消息,以为段苏权已牺牲。尽管段苏权离队时间长,但归队后立即将自己在秀山县牵制敌军主力的经历和被李木富救护、一路乞讨到湘西并得到刘维初帮助的经过向任弼时汇报。任弼时称赞李木富和刘维初的善举,并表示革命成功后应该好好感谢他们。段苏权随后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并投入到革命斗争中。最终,他成为我军赫赫有名的将军。段苏权深知,自己能够战胜困难,除了自己拥有的那颗百折不挠的信念,还有那些在他困难时对他施以援手的群众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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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段苏权来说,他的个人长征也是一种伟大的奇迹。新中国成立后,他一直寻找帮助过他的人。他先联系刘维初,得知他一切都好,很高兴。1950年,担任东北军区空军司令员的段苏权派人专程来茶陵看望刘维初。得知他的儿子正在读书,并立志要为人民服务,就将他送入到大连工程学院学习。刘维初的儿子没有辜负段苏权的培养,很快成为一名工程师。得知刘维初生活有困难的时候,还给他寄钱,并邀请他到北京来住一段时间。等到刘维初到了北京后,段苏权却表示,让他长期留在北京居住。刘维初却表示,自己卖豆腐劳动习惯了,是一个闲不住的人,不顾段苏权的再三挽留,执意回到家乡,于1983年病故。他认为自己就是一个卖豆腐的穷老百姓,却在无意当中救了段苏权,得来段苏权这个将军朋友。在刘维初病逝后,让段苏权感觉到伤心难过的同时,他更迫切地想到要找到秀山的李木富,报答救命之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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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中国成立后,他就多次派人前去打探,但是因为间隔时间太久,很多地方都发生了变化,他提供的消息又有限,所以未能成功。在刘维初病逝后,他下定决心,亲自到秀山去寻找这位救命恩人。在秀山县当时研究室找到李木富后,为慎重起见,将李木富等人的照片寄送给段苏权,让段苏权下结论,此人是否就是要找的救命恩人。看到李木富等人的照片时,段苏权激动得热泪盈眶,情不自禁地给秀山县委回信说:“见到几位老人的照片,我是多么地高兴呀!他们无愧于红军的亲人,理应受到新社会的尊敬和爱戴。”。当他得知,李木富的爱人杨桂花已经去世的消息时,十分愧疚,如果自己能够早一点找到他们,或许还能让她过上几天好日子。段苏权委托当地领导问李木富是否有困难需要帮助,只要在他能力范围之内,他都尽量满足。李木富捎话给段苏权说:“我个人啥也不要,就希望在村前的河上给村里架一座桥。”。

段苏权得知后,大为感动,当即个人出资,在村前的那条河上为村民架起了一座桥。当地群众把当年段苏权住过的山洞称为“红军洞”,将段苏权出资兴建的桥叫做:“红军桥”。1984年4月,为了表彰李木富老人,中共秀山县委和县政府赠送了一块匾额,上面写着“红军的亲人”。对于李木富老人来说,回忆起那段历史时,仿佛一切刚刚发生过。1984年,李木富的离世令人惋惜,但他骄傲地认为,他能够认识这样一位将军已经足以令他引以为豪。1993年,段苏权去世了,他的老上级任弼时的夫人陈琮瑛赶来悼念他。陈琮瑛已经91岁了,她在悼念活动中说:“在长征路上,我们曾为段苏权同志举办过一次追悼会,但他没有死,他凭借着坚强的意志和不屈不挠的精神,一路乞讨、爬行回到了部队”。在段苏权、李木富、刘维初等人的相处中,我们看到了军民鱼水情的革命岁月。没有老百姓的支持,我们的人民军队怎么能完成长征呢?

又怎么能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取得胜利呢?正是由于广大人民的支持和敢于奉献的精神,才使我们的人民军队在战场上无往不胜、攻无不克。军民一家亲,是我们克制致胜的法宝,也是取得今天辉煌成就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