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高要县并无建筑城池，本文称当时的高要县署所在地为高要县治。

关于唐朝的高要县治所在地，民国之前并没有典籍提出疑问。直到民国二十七年 （1938年）成书的宣统《高要县志》才提出一个假说。

宣统《高要县志》卷一《地理篇·沿革》载： “今县城筑于宋政和间，当非汉唐之旧。王象之《舆地纪胜》以石头庵为鹄奔亭故址。石头庵屡经更变，为阅江楼，具载《旧志》古迹。地当新江对岸，故宋郭祥正诗：新江自南来，西与端江汇，屹然鹄奔亭，遗意溢千载。与象之之说密合。今在城东一里。而《元和郡县志》：鹄奔亭在城西八里。旧《唐志》亦云：县西有鹄奔亭。祥正诗作于元佑间，其云新江西与端江汇，则其时鹄奔亭尚在西矣。与今城东西相距当差九里。” 宣统《高要县志》认为高要县城修筑于宋朝政和年间，并非汉唐时期的高要县治所在地。其根据《元和郡县志》记载，唐朝时期高要县治西边九里为鹄奔亭。又根据宋代王象之《舆地纪胜》记载，鹄奔亭几经变迁，最后为阅江楼，而阅江楼在今高要县城东边一里的地方。故而认为唐朝的高要县治在高要县城东边九里的地方。

宣统《高要县志》成书后数十年间，这个观点对肇庆文史研究影响还是挺大的。1996年成书的《肇庆市志》就是把鹄奔亭 （今阅江楼）作为参考坐标，以宣统《高要县志》记载“则其时鹄奔亭尚在西矣，与今城东西相距当差九里”为据，倒推出 唐朝高要县治在今渡头村一带。

此观点有漏洞。

一、王象之《舆地纪胜》所在的宋代，鹄奔亭并非位于阅江楼所在石头岗上，而是在新兴江口东岸。（详见拙文：《》（点击阅读））

二、鹄奔亭是一座建筑物，随着时间推移，可能会迁址重建，其地点会变化。

▲ 清代高要县城附近水域地图

《元和郡县志》卷三十五《岭南道一·端州》载： “石室山在县北五里。……零羊峡在县东，水行三十里。……鹄奔亭在县西八里。”译文： 石室山在高要县治北边五里的地方……零羊峡 （即羚羊峡，编者注） 在县治之东，走水路需要三十里……鹄奔亭在高要县治西边八里的地方。

我们知道鹄奔亭是一座建筑物，其位置存在不确定性，那么我们以恒古不变的石室岩和羚羊峡作为参考。根据《元和郡县志》记载，唐朝的高要县治北五里为石室岩。从高要县治走水路到东边的羚羊峡，路程为三十里。倘若唐朝的高要县治在今渡头村的话，其到石室岩的距离倒也差不多五里。但渡头村到羚羊峡的水路路程连二十里也不到，是远远不足三十里的。根据这个即可否定唐朝高要县治在渡头村这个观点。

▲ 崇祯《肇庆府志》高要县城图

那么，唐朝的高要县治在哪？笔者认为就在今肇庆古城附近。万历《肇庆府志》卷之七《地理志一》： “ （县北） 六里为定山。其下有石室，亦曰崧台。…… （东） 三十里为高峡山。”译文： 高要县治北边六里的地方为定山。山下有石室，也叫崧台山。……东边三十里的地方为高峡山（ 即羚羊峡，笔者注）。

综合来说，对于石室岩、羚羊峡与高要县治的距离。万历《肇庆府志》和唐朝《元和郡县志》所记载相差不大，即可证明唐高要县治与明代高要县治位置变化不大。至于具体位置在哪里，唯有等待文物出土了。

▲ 卫星图上测量的明清时期

高要县署到石室岩距离

另外，1985年的《肇庆文史 （第一辑）肇庆地方历史简编》 （笔者注：此为县级肇庆市的刊物）载： “公元1052年(宋仁宗皇佑4年)，广西瑶族以依智高为首反对宋皇室，挥军沿西江东下进攻广州;；端州僵族人响应，武装驱逐州官，占领州治。事后，宋皇朝为加强防守，巩固统治，在端州垒筑土城，是为肇庆有城池之始。据今人初步考证，端州古城故址可能在今城从西门斜坡往西走六华里，至上黄岗和白沙孔等村庄之间。但故址究在何处，仍有待进一步探索考证。”又载： “公元1113年(宋徽宗政和3 年)，知州郑敦义将土城拓为砖城，规模渐备，是为端州有砖城墙之始。”倘若如此，端州历史上有两座不同位置的宋城，而土城位于龟顶山东侧的上黄岗一带。那么，这是个值得探讨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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